同治年間，西北發生了一場大變故——“陝甘回‘眾’起義”。這場變故持續了十多年，極大地改變了歷史發展的進程。
在這次起義中，出現了一位領軍人物——白彥虎。
涇陽風光
白彥虎，生於道光十年（1830年），回“眾”，陝西涇陽人（關於白彥虎的籍貫有20來種說法）。
同治元年(1862年)初，太平軍和捻軍勢力進入陝西，清政府諭令陝甘各地籌辦團練，剿殺太平軍、捻軍。太平軍天國扶王陳得才部得到回“眾”引導，佔據渭南，威脅西安，關中震動。此時，雲南回“眾”起義軍首領杜文秀部派藍大順一部進入四川，策應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大有北上與陝甘回“眾”匯合之勢。清政府為此加強了對渭南地區回“眾”的監視和控制，矛盾空前激烈。1862年5月，衝突首先在華州（今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爆發。之後，甘肅、寧夏回“眾”紛紛起事，勢成燎原，不可復遏。
一、一路向西
白彥虎最早是追隨楊文治、畢大才起事，很快即成為起義軍的靈魂人物。
1863年，陝西回“眾”起義軍在渭南、咸陽等處失利後退往鳳翔、鄴州。
左宗棠
1864年，退至甘肅董志塬（在今甘肅省慶陽市）休整，反覆在陝甘各處出擊。
鑑於起義軍的燎原之勢，1866年9月，清政府調閩浙總督左宗棠為陝甘總督。1867年2月，左宗棠被加封欽差大臣銜，督辦陝甘軍務。
1869年1月，劉松山受左宗棠派遣，渡過黃河誘降董福祥起義軍17萬餘人；董福祥降清後，返回頭鎮壓回“眾”起義軍，這極大地改變了戰爭的發展態勢。
1869年4月，左宗棠率軍大舉進攻董志塬，殺起義軍3萬多人。白彥虎等被迫退往寧夏一帶。
1869年7月，左宗棠調集120營兵力分三路圍攻金積堡（在今寧夏吳忠地區）。白彥虎等戰敗西撤至河州（今甘肅臨夏），河州起義軍馬佔鰲部已經降清，將白彥虎拒之門外。無奈之下，白彥虎率部西走西寧。
1872年8月，左宗棠進駐蘭州，派劉錦棠部進攻西寧。
1873年初，劉錦棠佔據西寧。回“眾”起義軍發生分裂，大部就撫。白彥虎率部眾西逃肅州（今甘肅酒泉）。
為躲避左宗棠的窮追，白彥虎率餘部於1873年4月離開肅州，出關圍攻玉門、安西（今甘肅酒泉市瓜州縣），5月21日攻佔敦煌，9月退至新疆哈密。
二、與阿古柏合流
當時，新疆局勢異常複雜，既有“帕夏”阿古柏的盤踞南疆、沙俄佔據伊犁，還有烏魯木齊都統景廉為代表的清朝地方當局以及徐學功的民團勢力，再加上哈密、烏魯木齊等地一批名義上聽命於清政府的維蒙等族地方武裝。
1873年10月，追擊而至的清軍進攻哈密。白彥虎再次棄城，西走吐魯番，進入新疆腹地。
我們新疆好地方
進入新疆後的白彥虎確曾與阿古柏配合抵抗清軍。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二者合流的確切時間卻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據我過目的史料、專著和論文而言，從1873年白彥虎進入新疆，至1876年5月劉錦棠主力進入新疆作戰的近3年時間裡，白彥虎雖在新疆多地活動，也曾與景廉和徐學功作戰，但沒有發現白彥虎與阿古柏合作的記錄。
我看到的原始資料中，關於二者合流的最早記載是左宗棠光緒二年二月二十一（1876年3月16日）《新疆賊勢大概片》：“再，烏魯木齊踞逆，本地土回居多，逆首白彥虎所帶陝回及甘肅從逆之回踞紅廟子、古牧地、瑪納斯等處，而皆與南路踞逆回酋帕夏通。”
“帕夏”，是清政府對阿古柏的稱呼。
以查閱最易的《清實錄》為例，最早記載二者配合作戰的時間是在光緒二年八月初三（辛卯，1976年9月20日）：“又諭：左宗棠奏，官軍會剿賊匪，大獲勝仗，攻拔堅巢，克復烏魯木齊等城，大概情形一摺。左宗棠督飭西寧道劉錦棠，率各營會同烏魯木齊都統金順所部於本年六月間，由濟木薩西進。逆首白彥虎由紅廟子移踞古牧地，糾合該處回酋併力迎敵。安集延亦遣頭目，率黨助戰。”（《清德宗實錄》卷38）
“安集延”，也是清政府對阿古柏勢力的稱呼。
根據《實錄》行文，白彥虎與阿古柏首次合作應該是在收復新疆的首戰——“古牧地之戰”期間。
根據《新疆簡史》：“（1873年-引者）十月（八月），……白彥虎擄哈密王邁哈默特之母至吐魯番，降附於阿古柏，出賣了回‘眾’起義的根本利益，成了民族罪人。”（《新疆簡史》中冊184-185頁）
三、東干人
1877年5月，阿古柏死。
當年12月，負隅頑抗，走投無路的白彥虎和阿古柏的兒子伯克胡裡逃入俄國境內。白彥虎一支有3300多人。
清政府4次照會沙俄政府，要求將白彥虎引渡回國，均遭到拒絕。白彥虎及其部眾在中亞“營盤”（在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科爾代區。東距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200公里，就在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邊境哈方一側）定居。
哈薩克斯坦風光
1882年，白彥虎死於中亞托克馬克。
隨白彥虎進入俄境的陝甘回“眾”被稱“東干（東甘）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語言“東干話”，即漢語陝甘方言，始終保持著自己原有的風俗習慣。“十月革命後”，他們被承認為一個民族。
如今，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均有東干人分佈，其風俗語言保持至今，總人口約有十餘萬。
四、創劇痛深
根據研究者的統計，陝西1861年的人口是1197.3萬，至1877年是785.6萬，下降率為34.4%；甘肅1861年的人口是1547.6萬，至1877年是466.6萬，下降率為69.8%。
導致這一時期陝甘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無非戰亂和災荒。
“1873年到1950年，陝、甘、寧、青四省區人口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增長，其間，是自然災害和戰亂交替的高發期，尤其是1877年和1878年，以及1900年的北方大旱，1920年寧夏8.5級大地震和民國時期西北持續不斷的軍閥混戰，造成人口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直到1953年人口普查，四省區人口才基本恢復到晚清回民起義前的人口規模。”
（本節數據均見楊志娟《清同治年間陝甘人口驟減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五、痛定思痛
2012年10月，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叫《為什麼不殺光：種族大屠殺的反思》的書，作者是美國人丹尼爾·希羅和克拉克·麥考利，薛絢漢譯。
在這本書的封底內容提要中有這樣一段話：“縱觀歷史，原來最平常的人只要被恐懼、仇恨及憤怒吞噬，也會變成不折不扣的殺人狂魔。……本書的兩位作者一位是社會學家，一位是心理學家，他們探討了這些屠殺者的理論依據，因為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認為消滅身陷政治、文化、族裔敵對之中的平民，成千上萬地子以殺害，是理直氣壯的。……族群之問的差異，是民族身份的核心，卻能被民粹領袖利用，把對方妖魔化及非人化，潛藏在人們心中的恐懼、不安及焦慮被攪動，恐怖和血腥隨之而來。”
謠言，一向是催生變亂的的助燃劑。
謠言
我們來看一道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1863年1月17日）的清朝廷上諭。這道上諭就是當時的一則“闢謠”生命：“諭內閣：恩麟奏，鹽茶廳大股回署悔罪乞降一折。據稱，鹽茶廳屬回目王大桂等，因平遠所匪徒各處傳帖內，有奉文剿滅‘教’之語，以致回‘眾’驚疑起事。經該廳同知莊裕崧、護涼州鎮總兵萬年新輕騎出城，曉以大義，責其變亂之罪，並將前降曉示陝西漢回之旨，對眾宣示講解。各匪俯聽，無不感泣悔罪。”（《請穆宗實錄》卷50）
平遠所，在今天的寧夏吳忠市同心縣。
我們再來看一則記載，根據記錄陝西回“眾”起義的《秦難見聞錄》記載:“先是，渭南刀匪馮元佐與本縣趙姓及大荔李姓共相唱和，潛行傳貼，聲言奉旨洗回，愚民不知從而信之。於是自潼關以西，凡往來回‘眾’非鍘即殺，無得免者。”
最後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吧：“世界如此，做人真難，謠言足以殺人。”
康濤
2020年4月1日於北京無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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