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時代，一個國家的根本是什麼？”
不用說，除了“民心”此類虛無縹緲的東西肯定是錢。在當今這樣一個相對物質的社會環境下，相信大多數小學生都能夠明白諸如“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道理。
前段時間，筆者無意之間瀏覽到了這樣一段視頻：一位來自杭州的小朋友，在類似於家長會上做了一則關於“我的夢想”的演講，演講過程中，他慷慨激昂地講道：“人人都有夢想，而我的夢想很簡單，那就是發財！……”儘管這位小朋友所講的這番話很淺顯，但從中也著實能夠得出這樣一個基於事實的結論：任何時候，錢真的很重要，不論是對於個人還是一個組織亦或者是一個國家。
跟諸位開個玩笑，下面咱們言歸正傳。
在古代，封建貴族之所以被稱之為“統治者”，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於其能夠通過不勞而獲的手段去名正言順地享有不同於常人的特殊權益，在這其中，向基層黎民索取賦稅便是最常見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擁有足夠的賦稅，也就意味著能夠輕鬆供養皇室、各級官僚以及軍隊等統治機構，反之則難以維持封建政權的穩固。
清朝入關初期，由於連年的戰亂（平定農民軍、南明、鄭經勢力以及“三藩”等）使得國家財政開支急劇上漲。為了緩解困境，統治者便將這一經濟壓力逐一分攤到“腳”下眾多的子民頭上，這樣一來百姓所需承擔的賦稅也就自然會隨之增加，而一些承擔不起鉅額賦稅的基層黎民在不得已之下便會踏上逃亡的險途，畢竟在那樣“橫豎都是死”的一個年代，“逃亡”或許對他們還有一絲生機可言。
歷史步入康熙朝以後，清廷的統治地位在中原地區已然根深蒂固，“三藩之亂”的平定以及臺灣的被收復標誌著清朝正式邁入一個歷史新紀元，人們也習慣性地將其稱之為“康乾盛世”（實則“康乾之治”更為恰當）。毫無疑問，在這樣一個盛世的開啟初期，清朝的經濟實力相較於當初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間接表明了基層百姓所需承擔的賦稅壓力或許有幸能在一定限度上有所減少。那麼，在當時那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局勢（貪腐之風盛行）之下，統治者又是通過何種方式或是舉措去減輕基層黎民賦稅的呢？
一、改進田賦徵收辦法
部分熟悉清初歷史的讀者們應該清楚，清朝入關後第一套完整的《賦役全書》是於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頒佈的，可以這麼說，該書所詳細載錄的各地地丁原額、荒蕪、實徵、起運以及存留等數據倘若在和平時期或許還能一用，但當時中原地區因戰亂而造成的巨大演變使得這些數據與實際基本都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出入。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仍照舊規徵收，不但不符合現實環境所需，而且極大可能還會影響到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百姓的賦稅壓力。因此，重修《賦役全書》是解決當時賦稅亂象的一大首要舉措。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十一月，新版《賦役全書》正式修訂完成。與舊書相比，新書的最大優點便是“簡而明，百姓易曉”，因此也將其稱之為《簡明賦役全書》。
《簡明賦役全書》的修訂完成，也就意味著百姓能夠輕易知曉政府徵收賦稅的具體名目及其數額，如此不僅能最大限度地減輕百姓所需承擔的諸如“易知由單刊刻費”（官府給納稅戶的通知單，通常被不肖官吏當作撈取經濟資本的灰色渠道，用一徵十）等附加稅款，而且還能進一步防止那些不法官吏私自抬高賦稅的徵收比例，此舉對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基層百姓而言不可謂不是一大利民之舉。
當然，上述所講的僅僅只是《簡明賦役全書》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事實上，它為百姓所帶來的好處絕不止於此，但弊端也顯而易見。總而言之，康熙帝在賦稅制度上的諸多改革措施儘管多限於在徵收辦法上的調整和改善，但它確實能抑制私派濫徵，避免州縣衙門包攬一切，這對於處在該時期的廣大納稅戶而言相當於減輕了負擔，從而有利於封建秩序的穩定運行。
二、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是康熙帝於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所發佈的一道詔書，該詔書明確規定：
徵收辦糧，但據五十年丁冊定位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在該政策未實施之前，全國各地的人丁除普通的民丁外，還有屯丁、匠丁等，在南方地區甚至存在漁丁、土軍丁等各式各樣的人丁種類。而不同的人丁，就會有不同的丁銀，更重要的是，各類丁銀在各省甚至是各州縣之間所需繳納的賦稅數額也是不盡相同的。如此一來，朝廷既不能保證丁銀的全額徵收，又給地方官吏創造了私自加派的契機，從而增加了基層百姓的經濟壓力、加劇了統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基於如此，清朝統治者急需一套嚴格的戶籍管理和人丁編審制度。但想要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談何容易，且不說地方豪強紳衿的重重阻撓，就拿說服地方官吏們去嚴格執行這件事來講都並非易事，畢竟此舉涉及到層層人員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
誠然，康熙帝在當時之所以能夠堅持推行“永不加賦”的政策，與減輕百姓經濟壓力確實有著一定的聯繫，但其中的客觀基礎也是不容忽視的。正如康熙帝本人所講：
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不足之虞。
由此見得，在推行該項政策之前，清朝國庫的存銀已經達到了一個相對飽和的狀態，這也是引發了統治者對黎民生計問題去靜下來思考的一大重要原因。總而言之，相較於清朝入關初期，得益於統治者在賦稅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這一階段的百姓在自身基本生計方面已不再是當初所面臨的舉步維艱的狀態。而且有不少史學家認為，康熙帝的此舉也為日後雍正帝推行“攤丁入畝”鋪平了道路。
文章的最後還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統治者在此期間推行了諸多減輕賦稅的舉措，但由於封建統治結構本身所存在的詬病，導致這些本該施惠於民的舉措並未真正落實到處在最基層的黎民百姓頭上，而是很大概率上被地主豪強和紳衿們所獨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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