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學熱”的背景下，韓國有一批高質量的古裝電影問世，如《雙面君王》《逆鱗》《觀相》《鳴梁海戰》《思悼》《奸臣》等，展示出了韓國曆史題材影片對本國曆史選擇性虛構的複雜態度。其中《雙面君王》作為觀影超過千萬人次的電影更是大放異彩。該編劇基於歷史記載的缺失，圍繞光海君這一歷史人物進行合理想象。影片以政治事件為主線進行影像敘述，通過主題情節的合理設置與核心線索的精心呈現，達到了良好的敘事效果。該片於2012年9月13日在韓國上映，總觀影人次超過1231萬，連續打破韓國古裝片的票房紀錄與大鐘獎獎項記錄。
影片中所塑造的“仁君”形象及“與人為善”的儒學文明，符合和平與發展的21世紀世界主題、呼籲人性真善美與“儒學熱”世界性文化潮流的大眾需要與審美要求，背後蘊藏的是當時中朝文化、政治思想的統一與差異，朝鮮“小中華”意識凸顯與對待中國儒學文明的複雜、糾結態度，整部影片從側面展現出歷史上中國和朝鮮王朝在政治、社會、文化的互動與滲透，反映出異域漢文明對中華乃至世界文化的審視與思考。
一、“慕華”“事大”：《雙面君王》的儒家敘事倫理
中國古代歷來以“仁”作為對君主的最高要求，儒家希望政治形態達到“仁君賢臣，太平盛世”的理想狀態。對個人而言，“仁”包括道德修養、政治素質，對君主而言，“仁”更多地體現在處理國家政治事務、戰爭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手段。影片中通過描述河善版光海君在行政上的愛民態度，對中殿皇后盡夫君之責及對下層宮女、身邊衛僕發自內心的關懷，刻畫出了一個愛民如子、盡職盡責而又善慈質樸的仁君形象，他是“為人君止於仁”的儒家政治典範。這種共同的政治理念、文化精神認同是如此強烈，乃至於一直打罵、呵斥河善的高級知識分子、深諳政治鬥爭的都承旨許鈞亦為其感動，最後為幫助河善成為真正的“王”而殺身成仁。這一切透露出的是歷史上朝鮮李氏王朝對其宗主國大明儒家統治思想的認同。
考察相關歷史記載可知，光海君作為朝鮮的第十五任君主，因其繼位不符合宗法制度的規定，故明朝一直不肯承認其君主身份，直到萬曆三十六年方才承認，其間“遣使明朝凡7次，前後歷經16年”。再加上後金崛起明朝國運日漸下降的歷史現實，導致光海君對明朝不甚熱烈。影片正是抓住這一點，將光海君塑造成為一位採取“兩端外交”政策，在最大程度上保存國家實力與維護百姓利益的君主。其所作所為正是中國儒家所倡導與希望的賢君、明君所應具有的政治素質與人文修養。採取“反中華”的方式來凸顯自身所具有的中國儒家政治核心理念，造成了一種合理但又異趣的衝突效果。
從歷史來看，李氏朝鮮自李成桂建立即奉明朝為正統，並定下對明朝大的基本政策。李成桂取代王氏高麗後，派使臣韓尚質以“和寧”“朝鮮”請國號於明朝，明太祖以“東夷之號，唯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之由賜其國號為朝鮮。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確立正統、尋找新朝合法來源的行為。而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者在歷史上留下了大量詩文，透露出對中華的仰慕與對事大、奉華政策的認同，如“東國方多難，吾王功乃成；撫民修惠政，事大盡忠誠”。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一方面，奉明朝為正統透露出對孔子及儒學的推崇與對程朱理學的認同，彰顯出與中華一脈相承的認同宗旨；另一方面，朝鮮士大夫普遍認為朝鮮地區為僻陋小邦、海外之邦，明朝為“往還萬餘里，城池之大，宮室之壯，甲兵舟車之富，人物財賦之繁，所見既廣，而肇力有不逮，不能盡其詳”的富庶遼闊的禮儀之邦，華夷之別觀念是十分明確的。影片對赦免俞正號、大同法曲折經過的描述，對都承旨許鈞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的刻畫，展現出的是朝鮮對中國政治架構與文明範式的一脈相承。
二、多元張力：“雙面”的敘事策略與哲思延展
影片以“雙面君王”為名，其中蘊含歷史時空的現實交錯與豐富的思想內涵。首先，就影片本身來說，“雙面”指光海君與河善有著一模一樣的兩張面孔。影片對敘事細節的精確把控與情景設置的具體呈現，暗示出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愛好、價值觀乃至後來政治主張的
“雙面”。其次，整部影片用大大小小的暗線索關聯起一系列事件與細節，從而帶來人性的善與惡、小民與君主、丈夫與妻子、君主與僕從等人物關係與社會角色的“雙面”思考。就藝術史而言，“雙生”“雙面”作為文學、影視作品的主題素材，向來受到作家與導演的青睞，如為人熟知的奧爾罕·帕慕克的小說《白色城堡》、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小說《絕望》與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兩生花》等世界經典文學電影作品。這一系列的作品多采用“雙生”人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切換與相應心理變化的推進技巧，在敘事上營造出一種幻覺感與模糊感，使受眾在觀影的過程中無法判斷“雙生”人物生命境遇的真實性，從而建構出自我與他者、本體與超我間同構異化的形上哲思。
《雙面君王》作為一人分飾兩角的“雙面”角色設置類型，一方面，河善樸素的價值觀與入宮初期的不適體現出人物無法適應外部世界的變遷和節奏，對自身現狀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和焦慮感；另一方面，君主與下層賤民社會等級的設定強烈地渲染了人性中消隱的另一半。在河善初入宮、對外部世界缺乏應對能力時，影片運用拉康嬰兒鏡像理論推進與展開影片的故事情節，構建出河善對於“君主”所擁有權力與所應承擔義務的認識，引發出對個人與自我探索問題的思考。影片中光海君與河善作為“君王”面對同樣的政治、外交、後宮生活的諸多問題，其實是被作為同一問題的質詢對象，這類問題常常是困擾人類的極端難題———理想與現實、和平與戰爭、人性與私慾等。而主角的“君王”身份，無疑增強了問題的複雜性：君王不經意或下意識的某個決定，牽動著無數人的命運與國家未來。
導演通過將此類宏大而感性的命題具化為同一張面孔從肉體到精神的完全對立，利用“雙面”之下雙重人格的自我映射，直觀地表現出人性的困惑與無奈，並引發出對於角色自身乃至人與歷史的宏大思考。同樣是君王，為什麼小民河善能夠妥善處理好光海君繼位以來一直難以解決的後宮、朝政、外交事件等問題？歷史中是否真實存在著十五日的“掉包”事件？如果我是河善，能否在那樣險惡而複雜的時局中，憑藉著人性最根本的一點點
良知與有限的社會政治經驗承擔起我本不需要承擔的作為一位“王”的責任與義務？
影片背後延展出的種種思索最終指向的是對人所處時代、自身性格、命運多舛的一種思考。一方面，影片所宣揚的是河善作為人的良知與中國儒家傳統觀念下明君所應具有的“仁君”素養； 另一方面，作為一部深具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特色的影片，河善“我想成為王，可是為了我活著，要殺死別人，有人會因我而死，我就不要”的人性堅守與坐船渡海而從此不知所終、與都承旨終生無法再見這種近乎悲情的結局，似乎也揭示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善惡二元對立終極哲學的辯證思考。
三、從“尊明”到“思明”：史性虛構背後的真實文化心理演變
作為明清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藩國，李氏王朝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其政治理念的架構乃至具體政治機構的設置均仿效明朝。歷史上朝鮮李氏王朝的正統性和與之匹配的政治理念均承自中華。自李成桂建立朝鮮李氏王朝，以朱子學作為立國準則，其中華觀遂得到完善，慕華思想廣泛傳播，朝鮮遂有“小中華”之稱，歷代均奉明朝為正統，禮俗也一直學習大明王朝。明清易代之際，在經歷過與侵略者豐臣秀吉的戰爭後，朝鮮國內普遍對幫助其取得衛國戰爭勝利得以延續大統的大明有著強烈的感恩與認同心理。
朝鮮的知識分子多持著
“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的觀念來看待中朝關係。這是基於朝鮮李氏王朝建立以來奉為國策並世代遵循的“事大”觀與“尊明”思想。這種思想誕生自李成桂建立政權，以箕子“八條之教”奠定製度基礎，並經數代發展遂成為朝鮮的基本國策。光海君在位之際，這種思想盛行於朝鮮。
影片中光海君、都承旨乃至後宮宮女，其裝束、言談均表現出濃厚的中華特色。明朝滅亡以後，朝鮮對待清朝的態度頗可玩味。一方面，他們不得不承認其實力強大，難免產生畏懼心理；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優越感使得他們對於清朝相當不屑。
自明亡後朝鮮以“獨持天下正，宗周幸魯中”中華正統的繼承者姿態自居，出現“尊周思明”的思想。一方面，“我邦之於明室，君臣之義，父子之恩，蓋二百有餘年”“有此三大恩而不思崇奉，則豈可曰禮義之國哉”。朝鮮通過崇祀明朝皇帝、明朝將領，表示自身感念明朝的“再造”大恩；另一方面，“尊周”即借尊奉中國歷史上週王室以顯示其承繼中華正統，意在借“尊周”強調承繼的正統性，從而展示出一種文化心態上的優越感。
影片將河善版光海君塑造成近乎完美的仁君典範，甚至不惜借明朝強迫其出兵的政治事件來暗示在他們看來大明傳統政治思想的僵硬與朽化，從而凸顯自身對於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原則性的遵守，其背後正是當時“尊周思明”這一思想所引起的文化心理與政治主張上的變化。從朝鮮本身來講，邊陲蠻夷的滿洲竟然取代明朝入承中原大統的明清易代現實，實在令以程朱理學立國的朝鮮難以接受，朝鮮儒林尊周思明 、尊明貶清的思想應運而生。
明清易代之後，在朝鮮文人的眼中，“中國”似乎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尊奉、繼承其正統的大明華夏，一個是現實中已然淪為蠻夷治下的大清。在文化上，朝鮮追隨、承認前者；在現實政治上，朝鮮又不得不臣服於後者。在經歷了二百多年尊奉大明又不得不面對清朝崛起的現實，朝鮮人對於自己的國家產生了兩種相反的認識：一方面是其作為奉中華為正統、遵行儒家教化的國家以“慕華”為國策，甘心作為中國的藩邦盡“事大”之義務；另一方面，朝鮮作為獨立民族，其民族性格中仍有強烈的自尊心理。當其所奉之正統遭外族入侵而江山易主後，華夷之辨問題就愈發敏感，這種自尊思想也隨之放大。
影片中光海君的“兩面外交”政策及都承旨與吏曹判書、戶曹判書、刑曹判書在對待協從明朝出兵的不同態度均反映了這種認同的動搖與變化。從時間緯度上看，這兩種相反的思想根源於明清之際朝鮮對中國“華夷變態”現實所產生的政治、文化心理變化，表現出文化上尊承中華正統卻排斥現實中國本土文化異俗，政治上又不得不臣服的複雜心態與奇特現象，其背後是東亞國家文明、民族文化心理與社會現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動態變化與複雜狀況。
總之，《雙面君王》作為一部韓國曆史古裝電影，較為集中地表現出朝鮮王朝“小中華”儒家倫理思想的歷史文化。
首先，導演利用光海君未見於朝鮮正史所載的十五天空白展開合理的想象與藝術構思，在主角光海君這一歷史人物的選擇上十分成功，巧妙地呈現出歷史現實與藝術虛構之間虛實相映的狀態。其次，影片利用雙面的多元美學技巧展現出一系列對人生價值、社會認知的哲思，賦予了影片超越敘事性的哲學意蘊。影片敘事呈現出的邊緣立場與取材構思突出的歷史性，又從側面反映出歷史上朝鮮對中國明清易代社會思想變遷的複雜接受與民族文化的心理變化，對於當今學界從“異域”視角反思、審視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的真實歷史狀態，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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