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4日，安徽蕪湖“1·29”跨省非法傾倒固廢汙染環境案一審宣判，自發現之日到一審宣判此案歷經一年又11個月。
經由安徽省蕪湖市三山區人民法院查明，在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期間，被告人曹某、胡某為謀取非法利益，分別到浙江省嘉興、杭州等地聯繫收集工業廢棄物的企業，並在安徽省蕪湖市尋找傾倒地點，將含有有害物質固體廢物運輸到蕪湖非法傾倒，非法處置的固體廢物總量達7164噸，造成公私財產損失425萬餘元、鑑定費84萬餘元、生態環境恢復工程費用615萬餘元。
安徽省蕪湖市三山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曹某、胡某等11人違反國家規定，非法傾倒、處置有害固體廢物，以汙染環境罪判處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至一年一個月不等，並處罰金二十萬元至二萬元不等；對各被告人的違法所得予以追繳。收集工業固廢非法處置的浙江兩公司也被重罰。
法院認為，兩被告單位和曹某等11名被告人非法處置固體廢物，造成汙染環境損害及公私財產損失後果的發生，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依法應承擔侵權民事責任。判決各被告單位、被告人在各自造成的損害後果範圍內，連帶賠償因非法傾倒固體廢物造成的公私財產損失、鑑定費和生態環境修復費，並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
關於上述情況，工業垃圾跨省偷運不是一件小事，致使本人心中疑雲不斷，浙江兩家公司為何要將7000餘噸垃圾交給個人處置？他們跨省傾倒的是什麼樣的垃圾？其背後又是怎樣一條黑色產業鏈呢？是怎樣的利益驅使才能做出如此泯滅良心之事？
2018年1月，有群眾舉報，蕪湖長江大橋開發區高安街道白象山廢棄礦坑發現大量垃圾堆積。民警到現場勘察發現，傾倒垃圾面積有一個足球場大小，各種顏色的垃圾混在一起，比如服裝的邊角料、箱包的邊角料，還有一些工業汙泥，甚至包括一些廢棄的針頭，摻雜凌亂，散發出難聞的惡臭。三山區公安局立即予以立案偵查。
2018年2月1日，主要嫌疑人曹某、胡某被抓獲。根據嫌疑人交代，民警在繁昌縣新港、孫村、橫山三鎮的三個廢棄礦坑也發現了大量類似垃圾。經鑑定，上述4處傾倒地點固體廢物中均含有有毒物質。安徽蕪湖檢察機關認為，曹某、胡某等11名被告人，以及綠一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沃傑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等兩被告單位，違反國家規定，非法處置和傾倒有害或有毒物質，屬於嚴重汙染環境，後果特別嚴重，應以汙染環境罪分別追究各被告人、被告單位的刑事責任。
安徽蕪湖檢察院在同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時認為，曹某、胡某、俞某、鄭某等11名被告非法傾倒工業垃圾嚴重汙染環境，8家工業垃圾產生單位未採取有效的防止汙染環境措施，未盡審慎注意的義務，導致汙染環境的發生。上述11名個人及8家單位的違法行為導致傾倒地及周邊土壤和生態環境被嚴重汙染，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遂請求法院判令各被告分別承擔環境汙染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為什麼選擇本地的農村？是因為比較偏遠，人員又相對比較稀疏，而當地又有一些廢棄的礦坑，再尋找了當地的熟悉地形的人員，給予一些好處，就可以予以傾倒。
隨後的偵查發現，家住蕪湖的曹某、胡某從浙江運輸工業固體廢物垃圾到蕪湖非法傾倒，並以此謀利已久。兩人先後赴浙江省嘉興、杭州等地，相繼找到浙江省平湖市愉快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的俞某、綠一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的鄭某和杭州沃傑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張某、端木某等人，表示要合作將工業固體廢物（工業垃圾）送至電廠焚燒。並提供了偽造的“國能蒙城生物發電有限公司”委託書和相關資料。而這個國能蒙城公司的營業執照上面，可以清晰地發現，這個公司不能處理工業固體廢物垃圾，只能用生物發電的方式，比如稻草、秸稈可以焚燒發電。而綠一公司和沃傑公司對相關材料不予核實，就將在當地收集到的總量7000餘噸的工業垃圾，交給曹某等人任其處置。而兩公司聯絡人，被告人俞某、鄭某等人還曾到蕪湖查看了曹某、胡某傾倒垃圾的礦坑。在兩家公司默許的背後，是巨大的經濟利益。背後所隱藏的差價才是導致這個案件的起因。
據瞭解，浙江這邊一噸的工業固廢處理大概是五六百元，然而在安徽，犯罪團伙收取的浙江的垃圾處理費只有兩百多元，一噸相差就有四百塊的空間，巨大的利潤催生了犯罪嫌疑人不管不顧只想斂財的心態。
在運輸上，犯罪嫌疑人曹某等人，將7000餘噸工業固體廢物垃圾，通過公路非法運送到蕪湖，連夜傾倒在四個廢棄礦坑裡。根據嫌疑人交代，這些運輸車輛一般都是通過一些網絡平臺找到這些車輛，連工人很多都是臨時找的一些人。
然而，工業垃圾跨省偷運傾倒，害人害己，雖有給予重判，大快人心。不過，我認為，重判不能是句號，應該是冒號，重判之後，還應該有“續曲”。要有反思序曲。
當前，跨省轉移固體廢物、危險廢物案件在廣西，福建，安徽高發、頻發，危害嚴重，形勢不容樂觀。就今年而言，三省汙染環境罪案審理就高達30件，比上一年同期增長172.73%。
環保存在“漏洞”，當唯利是圖碰上監管失責，在工業垃圾跨省傾倒背後，唯利是圖催生非法“產業鏈”，涵蓋多個環節，每個當事人都有“好處”。此外，相關法律法規未被嚴格執行，監管薄弱也是重要原因，而部分職能部門溝通協作難也制約了查處力度。
我國《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等對跨省轉移固體廢物已有規定，相關法律法規卻一直未被嚴格認真執行。我認為，有的人受利益驅使，不惜鋌而走險，並未將相關法律法規放在眼裡，這也給監管提出了嚴峻挑戰。監管薄弱備受關注。
安徽某地環保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汙染產生地環保部門的監管是缺失的，企業產生這些東西，到哪裡去，環保部門應該有掌握，不能放任他們這麼搞。企業固廢或危廢從江浙地區運輸到廣西，福建，安徽接收落地的這一過程，管理部門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閉環。而部分職能部門溝通協作難也制約了查處力度。在對相關汙染環境案件初查時，民警前往涉事地市區兩級環保部門，請求介入調查、勘驗、環境損害評估並協助，當地環保部門卻遲遲不給明確答覆，增加調查取證難度。
本人認為，應加強省際、部門聯動，及時將滯留在以上三省的“生態炸彈”處置到位。當務之急是政府部門出面統籌，協調、聯繫有資質的檢測機構，將“生態炸彈”的具體成分鑑定清楚，以便於妥善處理。工業垃圾移出地和接收地應加強聯合執法力度，從事前監管到事後查處形成合力，移出地嚴格把握垃圾流向，加強監管內河，碼頭，收費站跨省出貨，杜絕“只要不被發現，就事不關己”心態；
將依法從嚴懲處方針，對以犧牲環境資源換取經濟利益的公司、企業和個人堅決依法從重判處，充分適用財產刑不斷加大對環境汙染犯罪的經濟制裁力度，從經濟上有效懲處犯罪並剝奪其再犯的條件。同時，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積極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做到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最大限度分化、瓦解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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