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N號房的操縱者被公開示眾
據韓媒報道，“N號房”中10名男性運營者被警方逮捕，其中大部分為未成年人，甚至包括一名12歲的“觸法少年”。據悉，這位12歲的“觸法少年”，在去年作案時，還是一名小學生，所以，當前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處以社會服務命令或押送至“少年院”（類似“少管所”）等保護處分。
就事論事，韓國“N號房”事件觸發以來，受到世界輿論的廣泛關注。並且，促使不少國家開始關注類似的“性侵活動”。但是，回到具體的事件上，人們還是更為關注“運營者”（犯罪者）。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對於“性侵事件”而言，無論是直接“性侵者”，還是間接“性侵者”（組織者中可能存在女性），絕大多數“罪犯”都應該是“成年男性”（也存在成年女性，但是屬於極個別案例）。
所以，當12歲的少年出現在“N號房”的運營者名單中時，不免讓人感到驚詫。這實際上，就跟12歲的少年殺人一樣，很難被理解。但是，當事實擺在面前時，卻總會讓人感到莫大的悲哀。12歲的少年，本應該是充滿天真無邪才對。但是，沉重的現實裡，“12歲的少年”竟然也可以是十惡不赦的罪人。
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普遍的認知中，總覺得他（她）們是被社會（家庭，學校，社區等）帶壞的，所以總會投去“雙標的尺度”。一方面認為，“觸法少年”確實也是可惡的；一方面認為，“觸法少年”也是事件的受害者，所以，在具體懲治尺度的釋放上，就會陷入情理的糾葛之中。
說到底，之所以對“觸法少年”法外開恩，社會性的意義在於“救贖”和“打撈”，也就是作為對生命的珍視，給他（她）們重生的機會。可是，對於“受害者”（受害者家屬）而言，對於任何傷害他（她）們的人的寬恕，都可能讓他（她）們顯得更加憤恨不已。
所以，就“未成年人保護法”到底是不是也在“保護壞人”的爭論，近乎在每一次“少年觸法”事件中，都會被攤開來說。因為，對於“救贖”和“嚴懲”的性價比，到底哪種方式更為有效，可能也並不絕對。於此，這背後的隱憂，就值得深思和玩味。
在直面“少年觸法”的事件上，要搞清楚“少年們”是真的不知道違法，還是知道違法卻依然犯罪。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總以“他（她）還是個孩子說事”。因為，在一些“少年觸法”事件中，有一些“少年”確實是知道“年齡小”可以規避懲罰這回事。
這種時候，如果“受害者”（受害者家屬）知道“少年犯”是個雞賊，自然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法理的規則又不能破，這種情況下，就會陷入情理兩難的境地之中。事實上，近些年來，國內發生的“少年觸法”事件，已經多次引發廣泛的爭論。
但是，普遍來看，都沒有打破“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尺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個難啃的骨頭，全世界範圍內，對於未成年犯罪貌似都是充滿“慈悲”的。這種時候，對個別案件的破例，著實也會帶來不少影響。所以，多數時候，討論案件的聲音很大，但是改變起來，卻舉步維艱。
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主要是以心理學，社會學，語義學強調童年的消逝。當然，主要是從媒介影響層面進行的一種考量。但是，回到犯罪學領域，是不是同樣的適用，尼爾·波茲曼的分析方法，似乎值得參照。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當下在區分成年和未成年的界限上，還是以年齡為分界。這種區分方法有侷限性，但是就目前來看，可能沒有更好的取代方式。因為，年齡是可以量化的，而如尼爾·波茲曼所強調的認知性年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卻不好量化。
這導致，有“少年老成”的存在，也有“成年巨嬰”的存在。但是，量化上也只能是一種評價式的，道德化的存在。不過，這也透露“出一點”，“他（她）可能是個孩子”本身存在很大的疏漏。只是，法理是面向大多數人的，所以客觀存在的漏洞，只能擺在那裡。因為，堵上它，也可能會傷及無辜。
要知道，極端性犯罪是小概率事件，少年參與的極端性犯罪，更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所以，作為對少年犯的“嚴懲”還是“救贖”，可能並不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大的影響。但是，到底是“嚴懲”，還是“救贖”，這可能更強調是生命觀，而非道德觀。
從“受害者”（受害者家屬）角度而言，讓犯罪者被嚴懲是最好的良藥。無論她（她）是成人還是孩子。事實上，從國內的“少年觸法”事件而言，這樣的訴求還是很強烈的。雖然法理上可能並沒有同意。但是“受害者”（受害者家屬）內心的仇怨指向，卻始終沒變。
尤其，對於不可逆傷害的情況，更是如此。很多時候，物質性的補償，只能換來未來的安心，而對於傷害所激發的仇恨，有時候一輩子都不見得可以消散。人畢竟是情緒的綜合體，並且，大多數時候，還不能完全自控，這就讓人性變得更加難以揣摩。
所以，只能這樣去理解，“救贖”一個“少年犯”是有意義的，但是“救贖”一個“少年犯”卻成本很高。於此，作為“救贖”來講，社會性的意義可能更大一些。所以，社會性的投入，才會不惜高昂的代價，因為，它本身的作用並不是為寬恕罪孽，而是為感召罪孽。
因為，在具體的生命觀中，默認個體的成長是漸進式的。事實上，真實的人生裡，確實也是這樣的。但是，作為罪行的考量，年齡少一天無罪，年齡多一天有罪，這總是讓人感到有些不妥。只是，除卻這樣的界限區分，可能沒有更好的方法存在。
所以，有時候，正義的存在，只是相對的存在，本質上是取捨的存在。甚至，就“12歲N號房運營者”而言，他未來到底能被能“被救贖”，其實也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作為生命觀的考量，只要有一絲的希望，少年總是可期的。而這也是人類發展至今，最為美好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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