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珠(1530—？)，號杜陵內史，仇英之女，原籍江蘇太倉，隨父寓居蘇州。自幼聰穎內秀，受環境薰陶，畫風能繼父業，精通筆墨之道，衣紋線條剛健流暢，酷類其父。所作皆細密精研，工筆重彩，意思不凡，擅畫人物、仕女、山水、樓閣，長於歷史故實和功德佛像，傳神入化、素雅豔逸，毫無浮躁媚俗之氣。在吳門女畫家中，其畫可與文俶媲美。
她曾摹李公麟白描《群仙高會圖》長卷，人物百餘，工細秀逸，題款為“仇珠臨第二本”。清代錢大昕跋雲：“杜陵內史濡染家學，寫洛神飄忽若神，一掃脂粉之態，真女中伯時(李公麟)也。”現存世作品約數十件，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女樂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人詩意圖》軸、《七夕穿針圖》軸、《白衣大士圖》軸，山東省圖書館收藏《翎毛花卉》冊頁（由五幅絹質花鳥畫裝裱成冊），常熟博物院藏書畫扇面一幅，以及流落民間的《琴棋書畫》圖、《觀音圖》冊頁，杜伯秋藏《觀音》冊頁等。
自明末開始，由於城市經濟的復甦與社會思潮的趨新，古代女性繪畫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無論是關於女性畫家及其藝術的記述，還是女畫家的人數、作品數量都超越前代，在繪畫技藝表現上更是遠勝於以往各代女畫家。這一時期的女性繪畫題材範圍較廣泛，山水、花鳥、人物均有所表現，藝術手法多樣，工筆、寫意、重彩、水墨，精彩紛呈，冊頁、卷軸及扇面等載體形式也一應俱全。儘管由於明清女畫家囿於當時的文化生活環境，以及傳統禮教道德規範等因素的制約，大都沒有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與男性畫家相比尚乏創新意識，但她們的創作傾注了自我的真情實感，帶有女性特有的細膩溫婉的情愫，格調清雅雋秀，從而開闢了迥異於男性畫家的表現女性感情世界的書畫天地，為中國畫史增添了靚麗的翰墨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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