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珠(1530—？)，号杜陵内史，仇英之女，原籍江苏太仓，随父寓居苏州。自幼聪颖内秀，受环境熏陶，画风能继父业，精通笔墨之道，衣纹线条刚健流畅，酷类其父。所作皆细密精研，工笔重彩，意思不凡，擅画人物、仕女、山水、楼阁，长于历史故实和功德佛像，传神入化、素雅艳逸，毫无浮躁媚俗之气。在吴门女画家中，其画可与文俶媲美。
她曾摹李公麟白描《群仙高会图》长卷，人物百余，工细秀逸，题款为“仇珠临第二本”。清代钱大昕跋云：“杜陵内史濡染家学，写洛神飘忽若神，一扫脂粉之态，真女中伯时(李公麟)也。”现存世作品约数十件，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女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人诗意图》轴、《七夕穿针图》轴、《白衣大士图》轴，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翎毛花卉》册页（由五幅绢质花鸟画装裱成册），常熟博物院藏书画扇面一幅，以及流落民间的《琴棋书画》图、《观音图》册页，杜伯秋藏《观音》册页等。
自明末开始，由于城市经济的复苏与社会思潮的趋新，古代女性绘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关于女性画家及其艺术的记述，还是女画家的人数、作品数量都超越前代，在绘画技艺表现上更是远胜于以往各代女画家。这一时期的女性绘画题材范围较广泛，山水、花鸟、人物均有所表现，艺术手法多样，工笔、写意、重彩、水墨，精彩纷呈，册页、卷轴及扇面等载体形式也一应俱全。尽管由于明清女画家囿于当时的文化生活环境，以及传统礼教道德规范等因素的制约，大都没有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男性画家相比尚乏创新意识，但她们的创作倾注了自我的真情实感，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的情愫，格调清雅隽秀，从而开辟了迥异于男性画家的表现女性感情世界的书画天地，为中国画史增添了靓丽的翰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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