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開始，為了鞏固統治，產生了不同的文化政策，在這些文化政策上面，尤其以書法政策最具有代表性。 清統治者選擇繼承董其昌的正統書風，是明末清初書法審美風尚轉變的根本原因。
因為明末書體雜亂，有乖張的王鐸、倪元璐、黃道周、傅山等明遺民書風，自視格雅標高，不同於流俗，引起世人關注。這些明遺民書家在揮毫染墨中抒發對滿清的不滿，書風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他們的書風與清代帝王統治意志格格不入，不利於清朝統治階級自身統治權威的樹立。由於他們的書風太過偏激，成為清初統治者打壓的文化現象的代表。
所以清代朝廷將書法審美定格在董其昌“中和美”的審美層次，對於克服明末個性極強乃至怪誕的社會書風，有矯枉過正的作用，順應書法本體發展的內在規律。這一選擇符合物極必反的歷史規律，使社會書法發展由明末乖張極端的審美傾向轉向“中和”，迴歸正統。
不僅如此，清朝廷出於穩定政治的需要。“中和美”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以中庸哲學為基礎，這一點為清統治者所看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哲學的核心是以禮制約束規範行為，是統治者慣用的加強思想統治的有力工具。
清朝廷為了使民間文化與朝廷文化導向空前一致，因而崇尚中和正統的書風，這樣有利於朝廷對文化的控制。當然清初統治者選取在江南久負盛名的董氏書風，也有拉攏江南漢族地主階級的政治目的。 清代朝廷書法整體發展得利於清統治者看重端楷的政治意義。書法是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書風上，清統治者提倡“正”與“敬”，以求端正士氣。端楷有助於規範統一思想，規範士習，有利於統治需要。程子謂：作字須敬，即此是學。蓋以紀事載言，行之天下，垂之久遠，書誠重矣”。清統治者的書法觀念以朱熹理學的思想為基礎，崇尚“正統”觀念，注重書法的政治意義。特別在選擇人才參與國家統治管理時，科舉童試的縣、府、院試，鄉試、會試、殿試都遵循“清真雅正”的衡文標準，書法上強調字畫端楷，與衡文標準對應。這樣在科舉中倡導朝廷書法審美，給士人的書法審美塗上政治底色。
就比如，雍正十三年十月諭雲：“朕思學者修辭立誠，言期有物，必理為布帛菽粟之理，文為布帛菽粟之文，而後可以垂世行久……國家累洽重熙之日，務學績文者，正宜沐浴教化，爭自濯磨，蘄近於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
這些話語都有端正人心、統一思想的作用，這也是清朝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清朝廷推行統一規範的朝廷書法書寫標準與文化政策一致。 並在政治制度與文化政策中廣泛實施這一書法標準。
這一書法標準滲透於職官制度、文書制度、修書制度、教育制度、科舉制度中，規範與準繩的性質大大加強，並通過一系列以書取士、以書識人、以書用人等典型事例，清代帝王成功地將朝廷書法審美欽定。
為社會中最權威的書法評定標準。清代帝王最大限度地發揮書法的政治功能是清代朝廷書法發展的核心動力。清代朝廷書法與清代帝王崇尚的程朱理學、官僚政治和皇權統治緊密結合在一起，其政治功能得以最大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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