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民國時的中國農村是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良田美池桑竹，黃髮垂髫怡然自樂。地主則都是靠勤勞發家致富的種糧大戶，並且都是對佃戶心懷慈悲的大善人。總之在他們看來，民國的中國農村是無比美好的人間天堂。
但事實上……
“西洋和中國許多研究者，是通過古典文化來觀察中國的。他們通過這樣的媒介物來觀察，把中國當作是“古雅”的，而且發現年深月久的蒼翠的鏽痕，悠悠然籠罩在中國的鄉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聖經時代的韻律，使中國的生活彷彿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從這一季盪漾到那一季，從播種時盪漾到收穫時，從出生盪漾到死亡。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外國銷行而寫的關於他們國家和人民的作品，總是強調這瀟灑之美，以及古哲學的明白純潔。這種圖畫是虛假而有毒的。……當農民起來，在鄉下激起變亂的時侯，對那些變亂的野蠻性最先吃驚的人，就是把農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愛的人們。”
——[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5頁。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白修德是中共的“國際友人”嘛。他喜歡共產黨，不喜歡國民黨，說不定會抹黑民國呢？
但是國民黨的史書總不太會刻意去抹黑民國的吧？甚至還有很大可能會美化民國的。那麼，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的官方史書是怎麼說的。
“自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以來，經十餘年努力奮鬥，終於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但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僅徒有虛名而已，當時全般局勢仍在袁世凱與各大軍閥控制之下。由於彼等之爭權奪利，完全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致演成全國混戰之局面。 孫中山先生乃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先後發生“二次革命”。“反帝討袁”與“護法”諸役；各大軍閥間亦為爭權奪利發生火拼，其大者如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小者為一省之內的派系作戰，則不計其數；因之戰火遍及全國，生靈塗炭，較之滿清末年尤有甚焉。同時帝國主義者，又乘機侵略中國，不平等條約較前更為苛刻，主權領土損失益多，國家有被列強瓜分之虞。戰亂地區人民生活更加艱苦，平時難得一飽，荒年則餓殍遍地 ，因之偏激者則鋌而走險。“共҉匪҉”乃得乘機煽惑誘騙，此“中共”之所以能滋生也。……
（北伐結束後）不幸又遭李宗仁、馮玉祥等，以及野心政客汪精衛之叛擾破壞，乃發生數平叛亂之戰，其規模之大，國家、人民所受之損害，較之“北伐統一”之戰為尤甚，使社會更為支離破碎，政治無法納入正規，尤其經歷戰亂之地區與偏僻之山區，如：湘、贛、閩、鄂、皖、豫等省邊區與陝北等地，官吏無能，政治腐敗，生產落後，人民困苦，共҉匪҉乃得於該等地區大量發展。”
——[臺]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5卷，第185、186頁。
在國民黨的這部史書中，為描述民國時農村的悽慘，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紳”的叫法來陳述農民所遭受的苦難來源。
“部分官吏窳腐貪汙，土豪劣紳巧取豪奪，往往使民間疾苦投訴無門，實為助長共҉匪҉兇焰之主因。”
——[臺]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1卷140頁。
“中華民國自建國以後，歷經十八年戰亂，全國方告統一。當時全國各地，天災人禍頻仍，尤以遭軍閥割據數經戰亂，導致民窮財盡，益以地方政治腐敗，財政紊亂，教育落後，又有地方土豪巧取豪奪，幾至民不聊生，此種情形，在各省政令所不及之偏遠地區，地形隔絕之高山地區，更為嚴重”
——[臺]王多年：《國民革命戰史：反共戡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版，第5卷，第197頁。
可見，民國時農村情形的水深火熱和農民生活的極度艱難，甚至連國民黨的官方戰史都不否認。而今天那些粉民國的人，卻連國民黨的這點誠實態度都拋棄了。每當有人告訴他們民國是多麼慘不忍睹，他們總會以為這是因為對方被共產黨的歷史書給騙了。但當接觸了海峽或大洋對岸的資料後，我們才會真正發現，其實共產黨說的是真的。
以上是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其描述尚不具體。可由其他海外資料補充映證。
美國記者白修德曾在中國多年，親自採訪過國共高層幹部。他與人合著一本《中國的驚雷》，其中就介紹了他們親歷的民國時期農村狀況。此外還有美國記者韓丁，曾跟隨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組進駐山西農村瞭解狀況，後寫成《翻身》一書記錄中國的土改。此二人後來都被中共稱為“國際友人”。但事實上他們並非天生就是共產黨的粉絲。白修德曾很敬仰蔣介石，但目睹國民政府種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之後，終於對蔣介石喪失信心。“蔣是一個掌握實權的中國氣息十分濃厚的中國人。我最初對他很敬仰，繼而對他產生過同情，最後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11頁）韓丁在其早年對中國共產黨亦持有保留態度。在其《翻身》一書中，不僅記錄了土改前地主壓迫農民的情形，也毫無顧忌地如實記錄了土改時流氓無產者的殘暴以及翻身農民的過火行為，並無為共產黨做尊者諱的跡象。
如果說白修德和韓丁可以算為有所“左傾”之人的話，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則完全不同了。此人雖也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卻不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他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識分子。和韓丁一樣，貝爾登也會說一些中文。他作為職業記者，活動的區域很廣，包括國統區與解放區。他這種超然的態度和機遇給我們帶來的兩種統治下的對比更為客觀，也因此而更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們的書裡是怎麼描繪民國時的農村的。
“農村中的壓迫大不相同。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裡，大地主好象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自己有武裝的家臣，有無情的收租管事，有農奴——即佃農。
小自耕農常常並不比佃農好過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並且常常是在抽著。他必須負擔政府的勒索，各種本地官吏的零星竊盜，以及駐在他的縣裡的軍官們的需求，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
有時農民需要貸款，而貸款在中國，可以把名義上擁有土地的農民降而為替債主耕種的僱農。一筆借款——買種子，買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農民陷入高利貸的天羅地網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設法在鄉村中打破這個制度，貨款權依然在鄉村小押當和重利盤剝者的手裡，而重利盤剝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個人、一給高利貸者掌握以後，就很少脫身的機會。小農通常吃虧之處，還有市場。他在收穫季節低價出售米穀，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從市場上買回來的米，卻必須出高價錢。交通是這樣困難，道路是這樣稀少，以致每一地區都差不多與世隔絕。並沒有全國市場來規定價格，也沒有鐵路來使各地互通有無。
在任何鄉村裡，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謹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侯，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於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由於對自己所出身的有教養及有錢家庭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
在鄉村裡，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徵兵和維持公共秩序”——[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頁
“農民要控訴統治他的寡頭政權，是決無效果的。他要控訴不法的捐銳，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蠻，必須向地方政府請願，而地方政府的組織，恰恰就是保護壓迫他的一群人的組織。甚至在戰爭以前，對地方政府問題有興趣的少數研究者發表了幾個詳細的調查材料，說明這個制度如何發生作用，就已經使中國有良心的人為之驚駭；他們寫了幾本枯燥的小冊子，把這個地主制度痛罵一番。在有些地方，無力付出重利息的農民就由當地的警察捉去關在監牢裡；他們的家裡要不送飯送水的話，他們就會餓死而沒有人理會。在某些地主的田莊裡。農民被迫作無代價的工，作為他們封建義務的一部分。農民收穫時，一切政府人員或地主紛紛各自勒索一份。”
——[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2-33頁
美國記者韓丁，曾親自在中國走訪，並雖中國共產黨的土改工作隊下鄉考察。韓丁會說中文，因此他可以親自直接採訪接觸到的中國農民。不妨看看韓丁在其《翻身》一書中記錄的民國農村是怎樣一幅不忍直視的畫面。
“‘在很多地方，鄉村人民的處境，就像一個人永遠站在齊頸深的水裡，一個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託尼在一九三二年這樣寫道。”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9頁。
“以下是從同我交談過的那些農民的親身經歷中摘錄出來的幾個片斷：
一連三年都鬧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飯。晉城縣城裡簡直糟透了。好些做孃的把剛生下的孩子撂進河裡，大街上不少孩子四處轉著找不到大人。我們被迫賣了大閨女，那年她已經十四歲了。我們尋思，餓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點點傢什全賣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擔，一頭挑上鋪蓋捲兒，一頭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長治。小子一路上餓得連哭帶喊。我們在一家大門前頭歇下腳，小子哭得可憐，裡邊一個女人出來看了看。我們在那兒停了三夭。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說她想買這個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裡領了五塊銀元。人家害怕小子醒來哭著找娘，就把我們攆出去了。我心裡覺得苦得不行，賣掉親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們整整哭了一天。
我險些沒有餓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過來了一掛大車，趕車的招呼我讓開道，我覺得身板虛得不能動彈，心想叫它碾過去算了，可是人家還是由邊上繞過去了。
鬧荒時，我們都吃樹葉和酷槽。因為肚飢，身體虛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尋樹葉子，看見人們都為爭樹葉子廝打起來。我妹子餓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飢，跑出去再沒有回來。我表姐被迫當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們去給人象間苗，一總才掙下了半升小米，每頓飯只抓一小捧跟野萊攪在一起吃。娃們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頭。沒過多久，那個小的就起不來了。他害了紅痢，睡在炕上，從屁眼裡爬出了好多好多蟲子，足足有一盆，趕他死後還一股勁往外拱。小閨女吃不上奶，因為我白己也沒有吃的。不用說，她也死了。
人們一說到過去，就泣不成聲，聽他們講述的人也無法忍住自己的眼淚。然而，當這些苦難和恐懼積累多了，人們的惑覺變得麻木了。過去的生活中充滿了野蠻、殘酷、恐怖，人們也不感到心驚了。蟲子從奄奄一息的孩子身體裡爬出來，象買賣牲畜一樣地買賣婦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為著爭搶樹葉而互相廝打—這一切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變得平淡無奇了 。”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6-48頁
“地主對佃戶、債主對債戶的殘暴行為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地主實際上將農民的生死大權都操在自己手裡，一旦自己利益受到損害或威脅時，他們就任意採取懲罰措施。如果他們抓到一個小偷，當場就對他進行懲處。有一個張莊農民家的小孩剛剛才六歲，鬧災那年偷摘了他爹東家樹上的幾把葉子。地主抓住了這個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並且罰了他爹二十五塊銀元，相當於他整整一年的收人。為了熬過冬夭，他只好去向親戚借錢，直至十年以後，這筆債還沒有還清。
在張莊以西不遠的下韓村，有一個姓侯的貧農，從他的闊親戚侯玉福的地裡冊了幾稚玉米。侯玉福逮著了這個小偷，把他拖進村中的空場，捆在一棵樹上，親手用鞭子抽得他死去活來。這個人受了內傷，過不久便一命嗚呼了。
如果拖欠了地租，或者還不起利錢，那麼地主對他們也毫不客氣。那時候，地主就來佃戶家裡通租。逼不出來，就把佃戶逐出那塊土地或趕出房屋。要是這個農民抗拒，他就要挨地主或其狗腿子的毒打。
如果農民企圖進行自衛，事情就會變得不堪設想了。有個太行山的農民，因為地主強姦他老婆而動手打了那個地主，就被拴住頭髮吊起來毒打，直到頭皮從腦頂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過多而死。
地主只有到了自己對付不了農民的時候，才會跑到村公所求援。挎著左輪手槍的村警和保安隊的扛槍大漢一會兒就把間題解決了。如果一個村的力量還嫌單薄，全區所有的槍支馬上可以集中起來對付一個村，如果還不夠，縣長就要出動他手下那支百八十人的警備隊了。
所以毫不奇怪，農民們很少反抗地主豪紳的勒素。他們非常明白，反抗將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結局，這在他們自身的經歷和這個地區的歷史上都是不乏先例的。
在大多數與農民發生糾紛的情況下，只要地主豪紳們親自採取行動，或者在必要時藉助村政府的武裝，就足以維待法律和秩序了。但當地主之間鬧翻的時候，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由於村長不過是他們的奴才，或者頂多不過是他們的同僚，所以他只能進行調解而已，沒有辦法強行解決。當調解無效時，唯一的辦法只有到縣衙門去打官司。先是請人寫狀子，又是投狀，駁狀，請證人，還有上下的打點等整整一套名堂。官司打來打去，直到打出個結果為止。在當時那種風氣之下，一般總是兩家之中錢最多、勢最大而又最不擇手段的那一家打贏官司。輸方不但要當堂挨一頓板子，而且還得辦一桌酒席，酬勞所有跟這場官司有關的人。席上當面賠禮道歉，官司就這樣了結了。”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6，57頁。
“多少年來，佃戶和長工們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殘酷的鎮壓，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權力發起進攻，農民便深為猶豫，這幾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階級統治的兩千年內，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鎮壓下去了。率眾起義的首領們，不是被收買，就是被砍頭，他們的迫隨者則被活活地剁成肉塊、燒死、剝皮，或活埋。太行地區的地主曾經得意地向一些外國來訪者們出示過他們用人皮製成的物品。這些事件和這些回憶就是中國農民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殘酷鎮壓的歷史故事，通過詩歌和傳說世世代代流傳下來，在各地流行的戲劇中也一再得到表現。
因此人們不難理解，只有當農民被逼得忍無可忍時，他們才會行動起來。不過，一旦行動起來，他們就要走向殘忍和暴力的極端。他們如果要動手，就要往死裡打，因為普通的常識和幾千年的痛苦教訓都告訴他們，如果不是這樣，他們的敵人早晚要捲土重來，殺死他們。”
——[美]韓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9-60頁
有人可能會說白修德和韓丁都是親共的美國人，所以他們可能會誇大國民黨統治下農村的陰暗面。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看貝爾登這個中立記者記錄下了什麼，然後再回過頭來想想，白修德和韓丁有沒有誇大或抹黑民國。
貝爾登首先發現的是，農民所受的第一重壓迫，是來自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
“一九四一年夏秋兩季，我走過河南、河北兩省，從黃河走到長江，目睹了本書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場大饑荒的開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糧秣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捱打坐牢，誰還種地呢？
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裡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演戲筵席上受著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當我得知正是這些將領和國民黨官吏把饑民的土地收去抵稅，等侯雨季放佃時，我就不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時候，每天都有農民來到我的馬車跟前，向我哭訴自己的悲摻遭遇，每天晚上都有縣官偷偷來到我的住所，求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在老百姓還未全部餓死之前，幫幫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幫幫忙吧！”我答應盡力而為。”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18-119頁。
“苛捐雜稅在中國並非新事，自從清朝被推翻，軍閥開始用槍從農民那裡徵糧養兵以來，就一宜存在。不過這些殘暴的軍閥，在蔣介石政權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蔣介石政權從中國農民那裡榨取的財富，恐怕比中國悠久而曲折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多。
近年來，蔣介石的職業辯護士把沉重的捐稅歸因於抗日戰爭。可是他們無法說明，何以國民黨幾乎是從其當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徵收重稅。
即使在蔣介石政權的所謂黃金時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據官方材料，中國農民必須交納的五花八門的捐稅，也有一百八十八種之多。一九三二年，據說是蔣介石實現大治之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多數地區的田賦也比美國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賦更苛刻的，是各種名目的雜稅，其數值往往十倍於正稅。在前清末年，雜稅從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蔣介石的鼎盛時代，雜稅竟高達正稅的十倍！
對農民這種駭人聽聞的剝削，在抗日戰爭時期自然又達到了空前的新高度。為了進行這場戰爭，蔣介石在其紙幣變得毫無價值的情況下被迫放棄貨幣稅，改收實物稅，要農民交糧。
四川省是蔣介石在抗日時期的大後方，那裡對農民徵收實物稅有時達到稻米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帶是百分之五十三；在雲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頭上的稅雖然增加了，可是他們總是以增加租子的辦法把負擔轉嫁給佃戶。如果佃戶過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穀或麥子，現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時超過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達種情況。這樣佃戶還得去買米來繳祖。也就是說，佃戶在稻田裡幹了一年，到頭來自己卻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戰爭的結束並沒有使備受壓迫的莊稼漢鬆一口氣。雖然國民黨政府正式宣佈在內地和光復地區免稅一年，但是實際上農民還要拿出更多的錢糧交特別捐。
這一類捐稅多少還是固定的，雖然名目繁多，卻還不及農民實際捐稅負擔的一半。這是因為兵捐這種古老的賦稅形式在西方早已廢除了，在中國卻從來沒有消失。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兵捐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兵捐的負擔確實嚇人。由於軍費無著，軍官層層盤剝，拖欠糧餉，以及搜刮之風盛行，不少中國軍隊就依靠兵捐來獲取糧食、衣服、房屋以及鉅額銀行存款。糧食、牲畜、車輛、房屋、金錢以至人丁，都是軍官們徵派的對象。不過若是沒有蔣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紳的合作，對農民的這種剝削是不能實現的。其實，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徵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徵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傭為妾。 ”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0-122頁。
傑克•貝爾登隨後展示了民國時期，國統區農民（尤其是佃農）與地主之間是怎樣一副“其樂融融”的景象。
“在過去的華北和現在的蔣管區，新年對於富農和地主是吃喝玩樂的喜慶佳節，但對於貧農和佃戶卻是憂愁難熬的災殃。佃戶們被迫出門東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討年關債。佃戶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裡過個團圓年，那麼，為了還債，往往得把家裡的東西抵個罄盡，只給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時連糠都不剩。
我訪問解放區的時候，雖然看不到一個貧農在過年的時候吃得很豐盛，可是也看不到一個貧農跑到野地裡躲債，看不到有哪一個農民為了抵債把閨女送給地主當丫鬟或者陪地主兒子睡覺。而你若是到了國民黨統治區，就還會發現這些現象，絕非少見，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發生。”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57頁。
看到貝爾登上述這些悽慘的描述，你是否還覺得《白毛女》是在造謠抹黑舊社會呢？
“（國民黨政府）地政署調查了十一個省的情況，發現一千五百戶大地主平均每戶有兩千多畝地。對這十一省的七十萬農戶的調查表明，這些農戶平均每戶有地十五畝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認為，在少得可憐的土地上無法活命的農民，在地權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會鋌而走險，組織起來從地主那裡奪取土地，求得一條生路。”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79頁。
“抗戰期間蔣管區和淪陷區由於典押和負債而喪失土地的農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萬。華北荒年期間，農民為了借糧度過春荒，必須拿地作抵押，兩三年內無力贖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餓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結果造成許多肥田的屍骨，但也造成千千萬萬要求土地革命的人們。”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0頁。
“農民急需填充飢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債。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利率增長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農民借一百塊錢，到年底要還一百二十五塊錢。一九三六年，就要還一百四十塊至一百六十塊錢了。抗戰期間，利率猛漲到三個月百分之百，用糧食計算。負債農民的境遇有時是駭人聽聞的。作者在河南見過一位農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約規定，到了秋收時節要還兩百斤。他後來還不起這麼多，就請求寬限，答應來年秋後還三百斤。可是因為遭災，到期還是還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後結果是丟了四畝地。由於這個原因，母親和兩個孩子就餓死了。為了區區一百斤糧食的債務，竟賠了四畝地和三條人命。”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頁。
七口之家餓死三四人為常事……就因為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的債務，農民丟了四畝地還餓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這就是小清新眼裡田園牧歌的民國農村！
但是如果你認為民國時農民的苦難僅限於經濟問題，那就錯了。地主的經濟地位決定著他們在農村的政治地位。農民不僅沒有錢，沒有權利，甚至連家裡的妻女，都成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產。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不是中世紀農奴制下的歐洲，而是中華民國的農村。
“就是在上海並離上海不遠的蘇北，地主也象封建領主一樣住在土圍子裡，有民團守護，統治著一、二十個村莊的佃戶。這種土圍子是佃戶集市貿易的場所，他們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擺佈。佃戶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個人問題和家庭問題也要由地主決定。在山西，我發現地主往往包攬一切紅白喜事，不經這夥封建老爺的同意，就不能成親，也辦不了喪葬。地主仗著自己的權勢，任意姦淫村裡的婦女，特別是佃戶的妻子，更是地主隨心所欲地玩弄的對象。佃戶夫妻因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戶要是反抗，也絕不會有好下場。我在魯西一個村莊裡見過一個地主，他經常把佃戶支出去幹活，然後乘機調戲他的妻子。這位姓李的佃戶表示了抗議，於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綁走了。地主為了掩蓋自己的干係，假裝請偽軍解決這一綁架事件，還代替佃戶擺了一次酒席。請看地主有多麼狡詐吧。佃戶被釋放了，感激不盡，向仁慈的地主借錢償還那頓酒席。當然，利息低不了，佃戶還不起債，就把自己那一小塊地抵出去了。最後，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頂債，這一樁事才算了結。實際上，常常不必如此設局。富農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戶下地後，就溜到佃戶家裡姦汙他的老婆。佃戶要報仇，只有去殺地主，但這很因難，因為地主有保鏢，控制著村裡大部分的武器，還因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長，掌握警察的權力。
我在魯西的另一個村子裡，還聽說這樣一件事：一個地主看上了鄰舍的一個女子，這女子是他表兄的兒媳婦。因為女的深居簡出，地主很難上手。唯一的辦法就是來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長，自己和管家拿著手槍和刀，闖入屋裡，把女的強姦了。沒有人敢說什麼，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訴，因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陽縣的一村子裡，一個年輕的農婦告訴我，她被迫經常接待本地一個地主，國民黨民團的頭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為那個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裡的王法。
對於中世紀的因素在中國農村仍居統治地位這一點，還需要什麼證據嗎?在西方，隨著農奴制的廢除，貴族的初夜權也被廢除了，然而在東方，地主雖然對佃戶的妻子沒有初夜權，卻可以在許多個夜晚和下午跑去姦汙她。
蓄婢、納妾和包辦婚姻的習俗也是與地主制度分不開的。如果不廢除地主制度，國民黨法律中有關這方面的一切條文都是毫無意義的。窮人女兒在內地地主家當丫頭，有的被商人販賣到上海當妓女，太醜的，就送到工廠做工。她們自己毫無選擇的餘地，因為已經賣身給他人，只得任人擺佈。”
——[美]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81頁。
看到這一切，不知還有哪個小清新想回到民國的農村去生活？不知還有誰還會對中國農村爆發如此暴烈的革命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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