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宋東京開封的商業經濟和商人類型分佈

論北宋東京開封的商業經濟和商人類型分佈

北宋東京經濟發達，多為世人稱頌。尤其商業空前活躍。北宋末期，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集中體現了這一盛況。如此繁榮的商業經濟，使得東京城中出現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商人，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

第一類是來往全國各地從事貿易活動的行商。他們資產雄厚，真宗時，已是“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商賈們長途販運，供應東京龐大的消費人口。北宋時期，隨著東京潛運業的發達，以及陸路交通的便利和賦稅政策的改變，商人們長途販運糧食(米)、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滿足皇室貴族的需要)。

這樣不僅加強了南北經濟聯繫，而且擴大了商品流通範圍，消費群體也由皇室貴族擴大到一般平民百姓，同時也活躍了商品市場。例如東京城居民所需糧食數量巨大，主要靠商人從東南一帶輸入，“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杭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

茶葉也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東京居民每年要消費大量的茶葉，也是由商人從福建、江淮等地，途經惠民河、再由汁河運進東京。關於行商販運食鹽及北宋的入中貿易，後面將有論述。

正如周邦彥《汁都賦》描述的，在東京城市場上，“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莫谷，絲帛布縷，魚臺紫鰓鮑，釀鹽酶豉。或居肆以鼓爐秦，或鼓刀以屠狗鼠。又有醫無間之詢牙，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彈紀”

第二類是分散於東京城內外，開設各種店鋪，從事零星買貨的坐賈。他們經營的買賣，包羅萬象。有買賣貴金屬的金銀鋪，經營絲綢的彩帛鋪，出售漆器的什物鋪，有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酒樓、茶肆、飲食店、衣料店、米鋪、醫藥鋪、染鋪、肉鋪、果子鋪、魚鋪、雜貨鋪等，以及出售家庭日用品、文籍、香藥、首飾等店鋪，又有書肆、賣卦鋪等。

其中以飲食店、酒樓、茶肆最多，後面有詳細論述。北宋東京的中小商人，人數眾多，從事著各種類型的商業活動，他們的商鋪錯雜一起，沿街而居。很多大店，資本雄厚，經營商品種類繁多，貨物充足，門面寬大。

據《東京夢華錄》卷二記載：“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可以看出，他們都是具有固定店鋪的中小商人。

第三類是沒有鋪面沿街叫賣或擺攤設點的小商販。他們販賣各種食物、糖果、玩具等日常用品。小商販小本經營，所賺之錢僅能餬口。其銷售靈活多樣，南宋畫家李篙《貨郎圖》，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種方式。

另外，他們利用當時東京的一種獨輪車，“往往賣糕及糕糜之類，人用不中載物也。”“走街串巷，“動鼓樂於空閒，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散糖果子之類，謂之‘賣梅子’，又謂之“把街”。

每日如宅舍宮院前，則有就門賣羊肉、頭、肚、腰子”等各種食品，“博賣冠梳、領抹、頭面、衣著”等各種日用品。“其後街或閒空處，團轉蓋局屋，向背聚居，謂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賣蒸梨棗、黃糕糜、宿蒸餅、發牙豆之類”。

無論是在熱鬧的街市，還是在偏僻的小巷，都有他們的身影出沒。或以“浮鋪”“車擔”形式出現，例如“有賣藥或果實、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暫’，如此處處有之。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

蓋都人公私榮幹，夜深方歸也”“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茶藥者。”熙豐變法時，宋廷免除了他們的免行錢。史載:“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有的小商販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擺固定攤點經營。如“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從便索喚”。

在某些特定節令，他們還擺臨時固定攤點，史載:“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大小米水飯、炙肉、乾脯、葛芭筍、芥辣瓜兒、義塘甜瓜、衛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鵝梨、金杏、小瑤李子、紅菱沙角兒、藥木、水木瓜、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傘，當街列床、凳堆垛。”在東京居民構成中，此類販夫販婦佔很大比例。

第四類是以房屋或倉庫租賃為業的商人。北宋東京城租賃經營較前代有一顯著發展，形成了包括房屋店鋪，交通設施，婚喪、筵會禮具等多種服務功能的租賃行業。如城市租屋業。

在開封府，“自來政府臣僚，在京漱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歐陽修說:“磋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閒坊徽古屋，卑陋雜裡間。”如東京有牛監薄者，“房絡日數十千”如東京居民平時出入就有交通設施租賃。

史載：“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遂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如筵會租賃。史載：“民間吉凶筵會，椅桌陳設，器皿合盤，酒簷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吃食下酒，自有廚司。以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白席人’，總謂之‘四司人’。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雖百十分，廳館整肅，主人只出錢而己。不用費力”。

可見，辦酒席時的桌椅、器皿、杯盤等都可租賃。專業服務人員，茶司、酒司、廚司、白席人可提供服務。

再如婚嫁租賃，士庶之家“與貴家婚嫁，亦乘簷子，只無脊上銅鳳花朵，左右兩軍自有假賃所在。以至從人衫帽，衣服從物，俱可賃，不須藉措。餘命婦王宮士庶，通乘坐車子，如簷子樣制，亦可容六人，前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

第五類是牙人和攬戶。

牙人承擔買賣雙方的媒介，無論在民間或官府的商業活動中都佔據著重要角色。隨著商業貿易的繁榮，在北宋東京城內牙人數量增多，構成成分複雜，活動範圍甚廣。

他們不僅居間介紹買賣、協議價錢，還從事商品包買、批發或兼營邸店、旅舍或倉庫業，甚至有時操控物價、壟斷市場。天聖八年(1030年)，開封府言：“京城浩攘，鄉莊人戶搬載到柴草入城貸賣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買，預先商量作定價例，量與些小定錢收買。本主不期，卻被牙人令牽拽車牛，輾轉貸賣，更與元商量價錢外剩取錢數。稍以貨賣未盡，又更與元數柴草內證稱斤兩輕少，減落價錢，住滯人戶車牛，枉費盤纏。”

可見，依靠商業為生的牙人遍及全城，他們勾結官吏、侵漁百姓、哄抬物價、走私漏稅、滋擾市場。另一方面，牙人作為商品交換的產物，在維護市場穩定方面也起著作用。官府利用他們檢驗商品質量，田地界至，或是擔保商人申報的商稅。

這一時期，牙人的職能己經發生了轉化。史載：“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句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既出息一分。”

除此之外，東京又是娛樂中心，因此就有伎藝之人和娟妓。東京城內娛樂業，以瓦肆、勾欄為主，數量相當。瓦肆又稱瓦子，以供民間藝人在裡面表演節目。

時至北宋，瓦肆發展成為一種為客人提供全方位服務，集彈唱、說話、商貿、集市、歌舞表演等為一體的公共休閒娛樂場所。

勾欄又叫勾肆、構欄、遊棚、腰棚、樂棚，是瓦子裡面不同的表演場地。這些娛樂設施又使得東京產生了大批的娛樂商人，他們專門進行經濟人工作。

以上這些酒店、茶坊、食店的興隆，依賴於眾多的服務人員。同時，在東京城中，還有一些其他服務人員。為居民提供衛生服務，如替人掃街的、倒垃圾的人員。為居民提供生活服務，如修灶臺的、修扇子的、供應用水的、以及打蠟器的人員。

此外，東京城中還存在乞丐(清明上河圖》中城門前的那個乞討者)，以及以化緣為生計的遊方僧道等。

綜上所述，東京商人類型較多，有行商、坐賈，小商販，以及兼職商人等。這裡只對專職商人人數作一估計。朱瑞熙先生說:“宋代單純的商人僅包括在城、鎮中開設店鋪或從事販賣並加入‘行’的人戶。

從居住地域考察，這些商人大都居住在城、鎮內，一般屬於坊郭戶。”‘王安石變法期間，“在京諸色行戶，總六千四百有奇”。據吳松弟先生研究，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大約有2186萬戶。

加上約7%的未列人主客戶統計範圍的戶數，並依每戶平均5.4口計算，宣和六年約有2340萬戶、12600萬人。”這樣可以估計，北宋末年，東京的商人約在3.5萬以上。

東京人口百萬，為適應居民消費所需，大量米鋪、肉行、魚行、菜行分佈於東京街坊巷陌及城郊。如肉的供給，注京肉鋪“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其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

至於菜、魚的經營，數量也不少。陶款《清異錄》卷一載菜農生計，“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可見，東京城中蔬菜需求量之大。城郊蔬菜種植，己經完全商業化，以滿足城內居民需要。魚類等水產品同樣也如此。

汁京“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簷入門。”“這些城內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費品，都需要郊區及轄縣的農民進行供給。

總而言之，東京居民的身份與職業十分複雜，主要以政府人員和各類商人為主。眾多的商人，成為北宋東京城的特色，集中體現出東京商業經濟的繁榮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