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疫情防控過程當中顯示出的強大示範作用將有利於中國在“後疫情”時代更加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用大眾的話說，就是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在疫情過後當世界的領導。而世界上最賺錢的生意就是：當領導，帶領一幫小弟，制定一個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這一點在美國二戰以後的昌盛國運當中顯露無疑。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西方的一部分人慌了，他們急於要阻止這一進程，於是中國病毒這一個概念出現了，追責中國的聲音和行動出現了，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打著追責的幌子，要中國道歉，援助，賠償。但我進一步的強調說，這不是他們的終極目的，他們的終極目的是把中國推上審判臺，押上斷頭臺，讓中國名譽掃地，從而不可能去領導“疫”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這種國際動向目前已從美國蔓延到英國，澳大利亞、印度，其實還應該加一個巴西。
山雨欲來風滿樓！
前線正在吃緊，在輿論戰的隆隆炮聲中，有一箇中國人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足不出戶，用“聽說”的素材，寫成日記，送給了敵人。這個日記將會成為敵人刺向我們的匕首和刀槍。
這個人叫方方，原名汪芳。生於南京，長在武漢，畢業於武漢大學，長期在武漢工作，曾經的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著名作家。疫情防控期間她就待在武漢，她從正月初一開始寫她的《方方日記》。日記的主要內容，我把它歸納成兩個方面：封城之下的民眾因為封城、隔離而苦不堪言，繼而追問政府對疫情的延誤和隱瞞。
簡單地說就是：中國政府的延誤和隱瞞導致了疫情的爆發。
這是多麼符合西方那幫要追責中國的人的胃口啊！簡直是無縫銜接啊！
西方要追責中國，進而要中國道歉、援助、賠償，乃至把中國壓上斷頭臺的基本邏輯是：中國向世界輸出了病毒。
但僅僅有這個邏輯是不夠的，因為畢竟是病毒自己跑過去的，不是中國人開車給送過去的。所以，他們又加上了另外一個邏輯，那就是中國政府的延誤和隱瞞。有了這附加的一條邏輯，就把這一次天災完完全全地說成了人禍，而人禍的主角就是中國。
這個邏輯一旦確立，西方人要中國擔責、道歉、援助、賠款、上斷頭臺的邏輯就天衣無縫了。這樣一來，他們就有理由讓中國向全世界人道歉、謝罪，讓中國人無償援助全世界，並且要負責把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病人治好，還要對全世界人進行賠償，如果賠償不了，就讓中國手上擁有的債權收不回來，比如：中國手上的1萬億美國國債收不回錢了，中國應該向澳大利亞收取的達爾文港的違約金收不回來了。當然，最終是要將中國釘在恥辱柱上，像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一樣，永生永世抬不起頭來。就更不用說參與世界遊戲規則的制定了。這些都是我3月27日、4月9日、4月10日、4月11日4天節目裡面講的具體內容。
可是他們有一個難處啊，他們只是嘴上說啊，他們手上沒有依據啊，他們最缺的就是依據啊！
而就在此時此刻，中國的知名作家、武漢封城的親身經歷者，按照西方想要追責中國的人的口味，用“聽說”的素材，編織了一個所謂的日記，為西方反華人士送上了他們最需要的依據。
這個依據就是中國政府的延誤和隱瞞，這正是方方日記的主題。
西方的反華人士不是吃素的，他們才不會管你提供的素材是聽來的，還是說來的，還是編出來的，只要是能夠用來攻擊中國的信息，他們一定會充分利用方方這個“中國著名作家”的頭銜和疫情期間人在武漢的情況，把這一堆靠“聽說”而寫成的素材，包裝成攻擊中國的實錘。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其實這個日記一直在中國發表，已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而最新的消息是，這個日記的英文版即將於今年8月18日，由世界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位於美國紐約的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出版。這將進一步提升這個日記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為此，這篇日記還上了《洛杉磯時報》的頭版。
我得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這篇日記的名字本來叫《方方日記》，現在還叫《方方日記》嗎？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篇日記的名稱被加上中國或者武漢的前綴。
果不其然，這篇日記的名稱被改名為《武漢日記》。不僅如此，它的副標題叫做：來自疫情中心源頭的報道。請注意“源頭”這個詞。
關於源頭的問題，我在3月27日的節目裡面用了20多分鐘的時間，詳細說過了。在這裡不再囉嗦了。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說武漢是病毒的源頭，就是要為追責中國建立一個邏輯起點。
總而言之，標題和副標題都是精心設計的，都是嚴格按照追責中國的思路設計的。
我對這部日記的認識是三個評判和分析：
第1個評判和分析是：虛無。
有人做過統計，在60天的日記裡，“醫生朋友”出現了116次，“醫生朋友說”出現了28次，“醫生朋友告訴”出現了8次，“記者說”出現了三次，“聽說”出現了45次。
其實我們不用看這些統計數據就可以想到，這個日記是在武漢封城、隔離的背景下寫出的，按照疫情防控的規定，方方在這期間必須待在家裡不能出門。所以她不可能獲得一手的資料。她只能待在家裡聽這個“說”，聽那個“告訴”，或者實在不行了，連“聽說”和“告訴”的渠道都搞不清楚的時候，只好把“這個”和“那個”都免了，直接說：“聽說”。如果這個“說”、“告訴”、“聽說”的來源是某一種媒體，哪怕是自媒體，也還稍有可信度一點。遺憾的是，這種“說”、“告訴”、“聽說”的來源，很大部分都來源於個人，有的是她認識的人，有的她根本不認識，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是誰，只是“聽說”。
這就好比是，大街上張三和李四打架，我待在家裡，一會兒聽這個說是張三先動的手，一會兒聽那個說是李四先動的手。一會兒又聽醫生朋友說：張三送到醫院去了。一會兒又聽護士朋友說：李四在手術檯上死了。一會兒聽隔壁的王老五說：張三勾引了李四的老婆導致了打架。一會兒又聽我的大學同學說：李四勾引了張三的小姨子導致了打架。我把這些“聽說”都寫成日記，事後我的這個靠“聽說”而寫成的日記，竟然成了評判這兩個人打架誰是誰非的依據。這難道不是一件極其可笑的事情嗎？
有人把這個日記與二戰時期的《拉貝日記》相提並論。我真心想請問一句，當日軍侵入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時候，拉貝在捨身忘死救援南京的難民，而在中國人民和新冠病毒做殊死搏鬥的時候，方方是當了志願者，還是當了醫生，還是當了護士，還是當了警察、解放軍、公務員，還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名望或者所長做了什麼實實在在的事情？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得知，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用“說”、“聽說”、“告訴”記錄了一大堆否定中國疫情防控的信息，然後迅速地送給敵人，讓這些信息成為敵人攻擊我們的匕首和刀槍。
讓我們看看拉貝在寫日記的時候幹了些什麼：
1937年日軍向南京進攻前夕，拉貝從北戴河趕回南京，被一些外國人推為南京安全區主席。12月13日，日軍攻戰南京，進行了令人髮指的血腥屠殺。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貝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國難民，在他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他和他領導的十多位外國人，不僅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而且捍衛了人類的真理和尊嚴。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橋1號院子內，寫下了著名的《拉貝日記》。
讓我們再看看《拉貝日記》是怎麼寫的：
我隨便挑了一個小段：
1937年12月14日：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壓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從後面被打死的。
請注意這段文字裡面的一句話：“我檢查過……”這就是拉貝日記的素材來源。
再看另一個小段：
1937年12月16日：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屍首……城門前面，屍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就在國防部面前的軍營裡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
請注意這段文字裡面的一句話：“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
我們在方方日記裡面看不到這樣的文字。——當然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疫情防控區間她不能出門。她不是醫生、護士、軍人、警察、社區管理員、公務員乃至小區的門衛，她從事的不是這些必須出門、冒著生命危險、守護大家的健康的職業。目前也沒有聽說她當志願者——對不起，我在這裡也“聽說”了一次，不過我不是聽說了她什麼，而是沒聽說什麼……
說實話，疫情防控期間憋在家裡很難受，所以寫寫日記解解悶，作為個人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把這些內容作為評判中國疫情防控工作的依據就顯得非常可笑了。可笑就可笑吧，作為中國人笑一笑也就完了。可是把這個作為禮品，成為敵人攻擊我們的匕首和刀槍，用拉貝當年抗擊的對象——日本侵略者的話，這就叫做：良心大大的壞了。
這就是我對這部日記的第1個評判和分析。
第2個評判和分析是：虛假
虛假和虛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卻有很大的區別。我的第1個評判和分析是虛無，所謂虛無，就是指搞不清楚她說的是真還是假。這意味著，這些信息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它具有“真”的可能性。
而虛假就不一樣了，就是實實在在的假的，確認是假的。
比如：她在日記當中曾經提到一個從廣西來的援助的護士，名叫梁小霞。日記裡面說這個護士死了，她還煞有介事的說：媒體曾經報道這個護士死裡逃生，但是晚上“醫生朋友告訴”她還是死了——這裡又是“醫生朋友告訴”！
可是在方方的這個系列日記收筆的那一天，3月24日，協和醫院的醫生專門發出消息，明確說明這名護士尚在昏迷，當時並沒有去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依靠說“聽說”、“告訴”這些渠道寫出來的日記，出現錯誤是難免的。有了錯誤聲明更正也就完了。
可是方方在4月8日還在強調，她記錄的“全是真實的”。截止4月8日需要修訂的錯誤只有兩處：一是大風把雷神山醫院的屋頂掀翻了幾片，她寫成了火神山醫院。二是王廣發醫生是第2批來漢的專家，他寫成了第1批。
壓根兒沒提她曾經把一個還沒去世的醫務工作者寫成了一個死人。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把一個活人寫成一個死人，是一件極其不道德的事情，更何況是一個在疫情防控期間，冒著生命危險，從廣西不遠千山萬水來到湖北，救援武漢的一個一線醫務工作者。
這是我對這部日記的第2個評價和分析。
第3個評價和分析是：虛偽
方方的日記儼然以一種為民請命的姿態自居，彷彿只有揭露中國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種種所謂的黑暗，就是在為人民謀福利。
可是她做的事情完全與她這個所標榜的初衷背道而馳。她依據“聽說”寫成的日記，內容的真實性必定大打折扣，這一定會搞亂人們的思想。而如今這又成了送給敵人的匕首和刀槍，會反過來傷害國家和人民。她把所思所想寫成的日記奉獻給外國資本財團和外國不明真相的民眾，難道她指望這些外國財團和外國民眾來拯救中國人民嗎？
如果她真的想為民請“命”，如果她真的覺得有“命”需要為民而請的話，我認為她可以做三件事。
第1件事，就是核實所有的信息。目前來看，她除了“聽說”、“聽別人告訴”、“聽別人說”以外，哪怕是她自己的聲明也沒有聽說她在核實信息上做了哪些事。她應該像《拉貝日記》裡面所寫的那樣，在很多信息前面加上一個前綴“我檢查過……”，或者“我開車到哪裡哪裡去調查……”如果說此前武漢封城，這個事情不方便完成，那麼現在武漢解封了，完全可以做這件事了，我希望在8月份哈珀格林斯出版社出版出來的版本上，我能看到“我檢查過……”、“我開車到哪裡哪裡去調查……”，類似這樣的標註。
第2件事，就是把她所獲得的經過核實的信息，用內參的方式上報中國高層。方方從2007年開始當選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2012年再次連任這個職務，這是一個正廳級領導幹部的職務。她擔任正廳級領導幹部達10年左右，她本人是著名作家，她是完全找得到渠道，寫成內參供決策者參考的。
第3件事，就是不做事。如果前兩件事情她都不願意做，她至少不應該違揹她所標榜的那個初衷，至少不要損害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要主動給敵人贈送匕首和刀槍。就像疫情防控期間的大多數國人那樣：不做事，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就是為國家做貢獻。
我想起了一位與方方一樣都是在1955年出生，又和方方一樣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蜚聲文壇的詩人。這個詩人叫做顧城，顧城曾經寫過一首描述戀人之間感覺的詩，其中有這樣三句話：“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我把這句話稍作改動，作為送給方方的建議：“待在家裡，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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