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也谈《史记》跨界文学的原因》
作者 | 长沙理工大学 陈聆希/讲师 肖雨璇/博士
图片 | 网络
《史记》跨界文学的原因需进一步揭示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史记》何以能跨界文学，赢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这是很多学人甚感兴趣并参与讨论的话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新科认为，《史记》之所以能双栖于史学、文学之间，与司马迁具有“‘爱奇’的审美观”“《史记》内在的文学品质”“中国文学对《史记》的接受”等有关。此外，他还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史记》为旗帜、文学教育以《史记》为教材，以及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的研究等因素”（《〈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当承认，张新科教授的探究是积极的，但或还可挖掘。因为历代史家中的“爱奇”者决非司马迁一人，可最终只有他的《史记》能以优秀文学作品的身份被世人所认可。至于“《史记》内在的文学品质”“中国文学对《史记》的接受”等，要么说的是现象，要么指的是结果，但都不是对《史记》跨界文学原因的揭示。
正是因此，要说明《史记》何以能成为文史结合的典范，便应另寻与事实相符的答案。由于任何撰著的成立都是适用一定方法的结果，因此，对《史记》双栖于史学与文学之间这一现象，人们便应从导致这一现象的方法层面上进行探索，而一旦如此，便会发现，其一，司马迁《史记》的体裁是其首创的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其二，司马迁在以人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时候运用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形象思维而非抽象思维。
《史记》获得文学属性的方法
说到纪传体，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历史人物（而非事件、场景等）为表述的中心。因此，以人为中心固然是司马迁治史活动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并不仅限于史学，还为《史记》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提供了条件。“文学即人学”，文学最主要的任务是表现人。离开了对人的反映，是没有文学的。司马迁的做法与文学家的做法产生了同一性，即将历史上的人作为自己的主要反映对象。没有这一条，他哪怕在治史上取得再显著的成绩，其成果亦只能列名于“经史子集”中的“史”部，而不能归于“集”类。
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司马迁之后，使用纪传体（即以人为中心）的史家大有人在，可为什么只有《史记》被文学界认可，而其他人的作品却拿不到文学殿堂的准入证？显然，这与司马迁写史时主要运用的思维方法是审美的形象思维有着很大的关系。可见，在运用的思维方法上，他与其他史家表现出了很大不同。
毋庸置疑，包括史家在内的任何作者在撰写作品时都要运用一定的思维方法。那么，司马迁使用的思维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显然，它应该亦只能是形象思维。这是因为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栩栩如生的形象。尽管这些形象无法使所对应的历史人物以当下的方式存在于读者面前，只能以文字的方式诉说他们的感知，但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音容笑貌被司马迁以生动、传神的语言描绘出来，刺激读者的感知觉得以再造想象，因此，早已成历史的他们便再一次“活”了起来，成为了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毫无二致的审美意象。至于促成这一结果的文字，自然获得了文学的属性，成为了人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
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
综上可知，将历史人物作为反映的中心，并且在反映这些人物时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方是司马迁的《史记》跨界文学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林林总总的历史事物中，他首先和主要抓住的是人，这就使他在对对象的把握上与文学家产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对人的反映中，他运用的是形象思维方法，这又使他在方法的运用上与文学家具有了同一性。综合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就是，他使《史记》具有了文学作品的品质，即采用具体、生动、鲜明的描述方法，使笔下的历史人物表现出了个性，具有了形象性和感染力。
其实，对于《史记》在文学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不独今人，古人亦看到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曾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在他看来，对于历史，司马迁从来不是汲汲于抽象的思辨，而是专注于具体、生动、鲜明的叙述，并让读者最终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能给人们何种教益。
“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文学是通过艺术形象的方式掌握着客观世界，这就决定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这段出自别林斯基《艺术的观念》的话，虽然不是对司马迁撰写《史记》而言，但用在这里却很贴切。司马迁正是运用了形象思维这一方法，才使自己以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为对象的撰著跨界于文学。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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