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文如其人，一個人的文章風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性格特點，一般人如是，古代的帝王也不例外。詔書是歷代帝王用於下達命令的專用文體，萌生於夏商、發展於周代，定型於秦漢。在秦漢之時，詔書作為帝王的文字命令，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帝王親自撰寫，因而這些詔書文本能夠較多地流露出帝王本人的個性特徵和情感色彩。
漢武帝
漢武帝是兩漢時期創作詔書數量最多的帝王，也是推動詔書發展的代表性人物，武帝詔書不但內容豐富、數量較多，而且由於武帝自身較高的文學素養、典雅的創作理念及其非凡的帝王氣概、多變的情感個性，使得武帝詔書在同類詔書中凸顯出來，從漢武帝的詔書就能看出這個雄才大略的帝王有著怎麼樣的的個性風格。
不同時期的代表性詔書
漢武帝在位54年，其詔書的個性色彩是隨著武帝自身發展不斷變化的，青年時期的武帝求賢若渴、意氣風發，中晚年時期的武帝則表現出成熟霸氣、高度自信。
求賢詔
元光元年（ 前134年） 的《詔賢良》是武帝即位後第一次大規模招納賢才的是策問總綱。詔文中兩次提問：“何施而建此（ 此指成康之偉業）與”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完舜，下配三王” ，均表現出武帝對賢才求教時的虔誠、恭敬、謙遜之情，求賢若渴的心情溢於言表，之後的“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更凸顯出武帝對賢才的敬重與敬仰之心，可見， 此時的武帝求賢是抱著極為誠懇的態度，以極低姿態謙虛求教，希望賢能之士能夠接受自己的誠邀，在朝為官，助己一臂之力。
後人所描武帝詔書
元狩六年（ 前117年）的《遣博士堵大等循行天下詔》中體現出的則是武帝求賢的又一種新的方式，武帝命臣下廣泛收羅人才，主動訪求隱士，詳細詢問隱士住處、沒有被任用，以及蒙冤失去職位的情況和原因，這樣的求賢方式大大激勵了隱居之賢士出仕的可能性，武帝的細心與真誠，奉賢為尊的姿態集中展現出來。
“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 ⋯ 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 ”
再來看這篇元封五年（ 前106年） 的所下《求賢詔》，僅用了短短68個字，開篇即氣勢逼人，營造出一種豪邁的氛圍。文中巧用了駕馬的比方來表現武帝對人才獨到的認識，武帝認為，只要善於任用人才，即使是“泛駕之馬” 、“跅馳之士” ，也能造出“非常之功” 。因而武帝下令州郡舉薦“有茂材異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者。武帝此番求賢，與前期的求賢大不相同，從對象上來看，武帝要求舉“異才” 來擔當將相及使者；從語言上來看，氣勢宏大的語氣突出了武帝求賢時的高姿態；從求賢方式來看，這次求賢是上對下所施加的命令，沒有具體招賢方式。整篇詔書顯示出的是作為一國之君的武帝的帝王霸氣和對善於使用人才全面解讀的智慧。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提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徵匈奴詔
元光二年，即武帝即位第八年，武帝就征伐匈奴之事，召集公卿大臣進行討論。此時的匈奴勢力十分強大，朝中依舊瀰漫著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因而想要與匈奴開戰的武帝所面臨壓力非常大，漢朝歷來對匈奴都是以和親和防禦為主，到武帝朝並沒有因匈奴出現很大的損失，現在武帝卻要主動出擊，顯然阻礙重重。
然而，武帝不顧反對之聲，毅然發動對匈奴戰爭，下發《欲伐匈奴詔》，主動出擊匈奴，佔有了軍事上的主動權，為之後的對匈奴作戰奠定了基礎。下發此詔正值武帝23歲青年時期，正是他的果決勇敢，衝破了朝中的重重阻礙，贏得了對匈奴作戰的先機。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
武帝像
元封元年十一月，武帝又下《臨北河遣使者告單于》詔，再一次向匈奴宣戰。此時，經過衛青、霍去病將軍多次與匈奴交戰，其中在元朔二年、元朔五年、元狩二年、元狩三年中，漢軍以五場勝戰狠狠地打擊了匈奴主力，取得了階段性的優勢。在元鼎五年到六年間，武帝又成功征伐了南粵，平定了東越，大大增強了自身的軍事實力，提高了漢朝的國威。
至太初四年（ 前101年），武帝又下《擊匈奴詔》， 詔曰：
“高皇帝遺躍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恃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錄，《春秋》大之。”
短短三十一字，簡明扼要地說明匈奴一犯再犯的惡行，與大漢結怨巳久，今效法齊襄公復九世之仇，以春秋大義為名，誓死剩滅匈奴。詔書敘事有理有據，結論理性堅定，淋滴盡致地展現了武帝擊清匈奴的決心。武帝此番下詔擊匈奴，是為了鞏固對匈奴之戰的勝利成果，藉此徹底打破匈奴的勢力。漢軍此前雖巳重創匈奴，匈奴也巳婉言求和，遙至邊地，然而匈奴本性狡詐、貪婆， 武帝深知其性，對匈之戰的堅持，也表現出了武帝壯年時期理性、成熟的軍事方略。
詔書表現出武帝的個性色彩
君臨天下的豪邁氣質。元朔三年（ 前126年） ，武帝頒佈《赦詔》：
“聯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雲：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鑑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貨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已前，皆勿聽治。”
武帝信奉“天人感應” 思想，認為天子是由上天授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武帝的這篇詔書透露出是理陰陽，順時氣，與民更始的理念。這種思想認為，天子應遵循宇宙萬物和諧的秩序，如天地間四季之更，陰陽之氣的調和一般，在改元易號的時候應大赦天下，以讓整個國家重新開始，順應天象。君王是承天命的唯一一人，武帝的種種行為在其眼中都代表了上天的授意，因而君臨天下的氣勢不可阻擋。
漢武帝
自信果決的帝王霸氣。元封元年（ 前110年） 十一月，武帝親率十八萬騎兵，手持武節，至朔方巡邊，以示軍威，並下《臨北河遣使者告單于》詔。
“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丞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臨北河遣使者告單于》
這是一道非常具有殺傷力的詔書，字裡行間透露出大漢的國威和對匈奴的輕蔑，訓諷匈奴如能戰漢軍已恭候多時，如不能戰不如早日俯首稱臣，何必辛辛苦苦逃到寸草不生、悽苦寒冷的北方邊地。詔中告知匈奴的是兩件事，一件是漢成功地征伐了南粵，二是勸匈奴歸降。武帝親率十八萬騎兵，在朔方整齊擺開對陣匈奴的宏大氣勢，展示了漢朝國威，威懾四方，恫匈奴。武帝的威嚴霸氣、自信非凡的態度也代表著大漢的國威，在這場心理戰役中完整地擊遺了匈奴單于。
漢武帝劇照
貫古通今的非凡才學。武帝詔書語言形式豐富，熱衷於引經據典來闡發深意，多將自己的學識融入詔文之中。武帝喜愛化用《詩經》中的句子，如元朔二年（ 前127年） 所下《益封衛青》曰： “ 《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湖方’ 。”這裡分別引用了《詩經小雅六月》中的“ 薄伐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患” 以及《詩經小雅出車》中的“出車彭彭，旗族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來讚揚衛青領兵擊敗匈奴的功績，將我軍的高昂的氣勢和強大的戰鬥力道染得非常到位。而元狩元年（ 前122年） 所下《遣謁者巡行天下詔》中引《詩經小雅正月》句“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則用來表達武帝治國的禪精竭慮、憂國憂民之情。除此之外，武帝還經常在詔書中引用《周易》、《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用以提升語言品質，展現帝王的文化素養。
漢武帝
勇於創新的開拓精神。元朔元年（ 前128年） 的《赦詔》、元朔六年（ 前123年） 的《議置武功馳賞官詔》和元封元年（ 前110年）的《改元大赦話》三封詔書都表達出了一箇中心思想，即求變的思想。武帝認為，只要情況變了，政策也要變。漢武帝一生不斷地在各個領域進行嘗試和創新，如派遣張騫出西域，開啟絲綱之路；嘗試多種方法治理黃河；推行儒學，置五經博士，統一思想；創設使用年號，定製新曆法等等，另外，在政治領域，武帝變古創制，包括收相權、行察舉、削王國、改兵制、設刺史、統一貨幣、專管鹽鐵、立平準均輸等重大改革與創制，建立了一套系統完整的政治制度。這套政治傳統，成為此後二千年間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範式。如上引詔書的理念一樣，武帝一直在求新求變，不斷嘗試，勇於創新。
“膚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 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赦詔》
“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 --《議置武功馳賞官詔》
“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改元大赦話》
漢武帝
從武帝求賢、征伐詔中的代表性詔書的文辭變化可以看出武帝自身的個性特徵的變化，從初期的低姿態謙虛求教，到中後期的成熟理性，勇武果敢，詔書將漢武帝的個性色彩，性格特徵一一的呈現出來，讓我們可以從不一樣的角度認識這位千古一帝，從中也可以看出漢武帝博學多才、博古通今的學識，反映出武帝志向遠大，君臨天下的豪邁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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