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文章风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性格特点，一般人如是，古代的帝王也不例外。诏书是历代帝王用于下达命令的专用文体，萌生于夏商、发展于周代，定型于秦汉。在秦汉之时，诏书作为帝王的文字命令，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帝王亲自撰写，因而这些诏书文本能够较多地流露出帝王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情感色彩。
汉武帝
汉武帝是两汉时期创作诏书数量最多的帝王，也是推动诏书发展的代表性人物，武帝诏书不但内容丰富、数量较多，而且由于武帝自身较高的文学素养、典雅的创作理念及其非凡的帝王气概、多变的情感个性，使得武帝诏书在同类诏书中凸显出来，从汉武帝的诏书就能看出这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有着怎么样的的个性风格。
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诏书
汉武帝在位54年，其诏书的个性色彩是随着武帝自身发展不断变化的，青年时期的武帝求贤若渴、意气风发，中晚年时期的武帝则表现出成熟霸气、高度自信。
求贤诏
元光元年（ 前134年） 的《诏贤良》是武帝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纳贤才的是策问总纲。诏文中两次提问：“何施而建此（ 此指成康之伟业）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完舜，下配三王” ，均表现出武帝对贤才求教时的虔诚、恭敬、谦逊之情，求贤若渴的心情溢于言表，之后的“ 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更凸显出武帝对贤才的敬重与敬仰之心，可见， 此时的武帝求贤是抱着极为诚恳的态度，以极低姿态谦虚求教，希望贤能之士能够接受自己的诚邀，在朝为官，助己一臂之力。
后人所描武帝诏书
元狩六年（ 前117年）的《遣博士堵大等循行天下诏》中体现出的则是武帝求贤的又一种新的方式，武帝命臣下广泛收罗人才，主动访求隐士，详细询问隐士住处、没有被任用，以及蒙冤失去职位的情况和原因，这样的求贤方式大大激励了隐居之贤士出仕的可能性，武帝的细心与真诚，奉贤为尊的姿态集中展现出来。
“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 ⋯ 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 ⋯ ”
再来看这篇元封五年（ 前106年） 的所下《求贤诏》，仅用了短短68个字，开篇即气势逼人，营造出一种豪迈的氛围。文中巧用了驾马的比方来表现武帝对人才独到的认识，武帝认为，只要善于任用人才，即使是“泛驾之马” 、“跅驰之士” ，也能造出“非常之功” 。因而武帝下令州郡举荐“有茂材异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者。武帝此番求贤，与前期的求贤大不相同，从对象上来看，武帝要求举“异才” 来担当将相及使者；从语言上来看，气势宏大的语气突出了武帝求贤时的高姿态；从求贤方式来看，这次求贤是上对下所施加的命令，没有具体招贤方式。整篇诏书显示出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武帝的帝王霸气和对善于使用人才全面解读的智慧。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提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征匈奴诏
元光二年，即武帝即位第八年，武帝就征伐匈奴之事，召集公卿大臣进行讨论。此时的匈奴势力十分强大，朝中依旧弥漫着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因而想要与匈奴开战的武帝所面临压力非常大，汉朝历来对匈奴都是以和亲和防御为主，到武帝朝并没有因匈奴出现很大的损失，现在武帝却要主动出击，显然阻碍重重。
然而，武帝不顾反对之声，毅然发动对匈奴战争，下发《欲伐匈奴诏》，主动出击匈奴，占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为之后的对匈奴作战奠定了基础。下发此诏正值武帝23岁青年时期，正是他的果决勇敢，冲破了朝中的重重阻碍，赢得了对匈奴作战的先机。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
武帝像
元封元年十一月，武帝又下《临北河遣使者告单于》诏，再一次向匈奴宣战。此时，经过卫青、霍去病将军多次与匈奴交战，其中在元朔二年、元朔五年、元狩二年、元狩三年中，汉军以五场胜战狠狠地打击了匈奴主力，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在元鼎五年到六年间，武帝又成功征伐了南粵，平定了东越，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提高了汉朝的国威。
至太初四年（ 前101年），武帝又下《击匈奴诏》， 诏曰：
“高皇帝遗跃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恃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錄，《春秋》大之。”
短短三十一字，简明扼要地说明匈奴一犯再犯的恶行，与大汉结怨巳久，今效法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以春秋大义为名，誓死剩灭匈奴。诏书叙事有理有据，结论理性坚定，淋滴尽致地展现了武帝击清匈奴的决心。武帝此番下诏击匈奴，是为了巩固对匈奴之战的胜利成果，借此彻底打破匈奴的势力。汉军此前虽巳重创匈奴，匈奴也巳婉言求和，遥至边地，然而匈奴本性狡诈、贪婆， 武帝深知其性，对匈之战的坚持，也表现出了武帝壮年时期理性、成熟的军事方略。
诏书表现出武帝的个性色彩
君临天下的豪迈气质。元朔三年（ 前126年） ，武帝颁布《赦诏》：
“联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货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已前，皆勿听治。”
武帝信奉“天人感应” 思想，认为天子是由上天授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帝的这篇诏书透露出是理阴阳，顺时气，与民更始的理念。这种思想认为，天子应遵循宇宙万物和谐的秩序，如天地间四季之更，阴阳之气的调和一般，在改元易号的时候应大赦天下，以让整个国家重新开始，顺应天象。君王是承天命的唯一一人，武帝的种种行为在其眼中都代表了上天的授意，因而君临天下的气势不可阻挡。
汉武帝
自信果决的帝王霸气。元封元年（ 前110年） 十一月，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兵，手持武节，至朔方巡边，以示军威，并下《临北河遣使者告单于》诏。
“ 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丞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 ”--《临北河遣使者告单于》
这是一道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诏书，字里行间透露出大汉的国威和对匈奴的轻蔑，训讽匈奴如能战汉军已恭候多时，如不能战不如早日俯首称臣，何必辛辛苦苦逃到寸草不生、凄苦寒冷的北方边地。诏中告知匈奴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汉成功地征伐了南粵，二是劝匈奴归降。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兵，在朔方整齐摆开对阵匈奴的宏大气势，展示了汉朝国威，威慑四方，恫匈奴。武帝的威严霸气、自信非凡的态度也代表着大汉的国威，在这场心理战役中完整地击遗了匈奴单于。
汉武帝剧照
贯古通今的非凡才学。武帝诏书语言形式丰富，热衷于引经据典来阐发深意，多将自己的学识融入诏文之中。武帝喜爱化用《诗经》中的句子，如元朔二年（ 前127年） 所下《益封卫青》曰： “ 《诗》不云乎，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出车彭彭，城彼湖方’ 。”这里分别引用了《诗经小雅六月》中的“ 薄伐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患” 以及《诗经小雅出车》中的“出车彭彭，旗族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来赞扬卫青领兵击败匈奴的功绩，将我军的高昂的气势和强大的战斗力道染得非常到位。而元狩元年（ 前122年） 所下《遣谒者巡行天下诏》中引《诗经小雅正月》句“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则用来表达武帝治国的禅精竭虑、忧国忧民之情。除此之外，武帝还经常在诏书中引用《周易》、《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用以提升语言品质，展现帝王的文化素养。
汉武帝
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元朔元年（ 前128年） 的《赦诏》、元朔六年（ 前123年） 的《议置武功驰赏官诏》和元封元年（ 前110年）的《改元大赦话》三封诏书都表达出了一个中心思想，即求变的思想。武帝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汉武帝一生不断地在各个领域进行尝试和创新，如派遣张骞出西域，开启丝綱之路；尝试多种方法治理黄河；推行儒学，置五经博士，统一思想；创设使用年号，定制新历法等等，另外，在政治领域，武帝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这套政治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如上引诏书的理念一样，武帝一直在求新求变，不断尝试，勇于创新。
“肤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 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赦诏》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议置武功驰赏官诏》
“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改元大赦话》
汉武帝
从武帝求贤、征伐诏中的代表性诏书的文辞变化可以看出武帝自身的个性特征的变化，从初期的低姿态谦虚求教，到中后期的成熟理性，勇武果敢，诏书将汉武帝的个性色彩，性格特征一一的呈现出来，让我们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认识这位千古一帝，从中也可以看出汉武帝博学多才、博古通今的学识，反映出武帝志向远大，君临天下的豪迈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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