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兩種主流的政治思想，第一種是由商鞅、韓非子等人確立，並由秦始皇踐行的法家思想，另外一種則是在西周形成、由孔子宣導，並最終由漢武帝尊崇的儒家思想。
（歷史的奠基者：秦皇漢武）
在先秦的百家爭鳴時期，崇尚“德治”的儒家思想和奉行“法治”的法家思想是背道而馳的。但是秦始皇統一之後，先是運用法家思想構建了大一統集權王朝的框架，緊接著到了漢朝，漢武帝又借用儒家思想對這個框架進行了精心的裝飾，於是中國歷史便進入了兩千多年的“外儒內法”時代。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法家）王（儒家）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宣帝
但是，歷史也不是完完全全呈直線發展的，它也會“出軌”，每當歷史“出軌”了，這種“儒法關係”就會重新被調整組合，比如我們今天要說的三國時期。
（三國）
而諸葛亮作為三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在長達14年的治蜀歷程中，將蜀漢治理得“風化肅然”。
因此，接下來我們便以諸葛亮治蜀為切入點，一起來分析三國時期的儒法關係，從而更好地理解這段“出軌”的歷史。
諸葛亮治蜀——外法內儒
公元223年，蜀相諸葛亮封侯開府，開始全權管理蜀漢的政務。諸葛亮的治國理念整體上可以概括為外法內儒，以儒家的“德治、禮治”為本，以法家的“法治、刑治”為輔，把儒家的人治精神注入到法家的規章制度中。
一、對己
諸葛亮出身於士族，雖然諸葛家族在漢末幾近沒落，但是諸葛亮從小也是接受了正統的儒學教育的。所以在諸葛亮的思想裡，“正統、忠君”的觀念以及“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是相當深刻的，這也是他一直致力於興復漢室的原因所在。
同時，諸葛亮作為蜀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際執政者，又奉行了法家“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始終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在錯用馬謖、誤失街亭之後，即主動上疏請求自降三級，這對於諸葛亮這樣身份的人，是相當難得的。
（諸葛亮）
所以，諸葛亮對於自身，內以儒家的思想固其根本，使自己不忘初心，外以法家思想塑其外形，使自己行為規範，真正達到了“外法內儒”，無愧於一代名相。
二、對下
諸葛亮治蜀，既反對法家的重刑思想，同時又反對儒家的“教化萬能論”。
他認為，為政之道應該“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即先以儒家的教化功能提高官吏、軍人及百姓的道德水平，使其不願犯法，隨後再以法家的規章制度去規範他們的言行舉止，使其不能犯法，先儒後法，從內到外。
諸葛亮在入蜀之初，就曾剖析過益州的問題在於其“德政不舉，威刑不肅”，既無儒家的教化，又無法家的威刑，從而導致地方豪強為所欲為，州郡百姓橫行不法。
（益州舊主劉璋）
在諸葛亮的努力下，蜀中百姓最終的狀態是這樣的：
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陳壽·《三國志》
“道不拾遺”可以說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理想狀態，單純靠教化達不到，單純靠法治更是無稽之談，尤其是在三國這個大亂世。而諸葛亮正是踐行了“外法內儒”的理論，才達到了這一理想效果。
三、對民
對於國民的態度，儒家和法家也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儒家主張民本，因此其目的在於富民，而法家則主張君本，因此其目的在於強國，想要強國，有時候就不得不“弱民”。
我們知道，諸葛亮在執政期間曾南征孟獲、六出祁山，可以說是連年征戰了，但是蜀中的百姓卻依然能“安其居，樂其業”，究其根本，還是諸葛亮踐行了他“外法內儒”的治國理念。
（諸葛亮北伐）
首先，諸葛亮堅持了儒家“民本”的思想，他深知“內修政理”是因，“克復中原”是果，因此諸葛亮極其重視蜀漢民生的發展。
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以宜乎？——諸葛亮
諸葛亮指出，民生之本在於重農，而重農強調兩點：一是要為農時讓路，二是要減輕農民賦稅。在這一宗旨下，即使在北伐之際，諸葛亮仍然“休士勸農”、“分兵屯田”，目的就是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在民生方面，諸葛亮做了一切他能做的，最終使“疲敝”的益州“男女布野，農谷棲畝”，一片繁榮景象。
（農業豐收）
但是蜀國的民富並沒有影響到它的國強，諸葛亮先是平定了南蠻，接著又在北伐戰爭中打得曹魏“畏蜀如虎”，使得蜀國在戰略層面保持住了主動權，因此諸葛亮治蜀，真正做到了民富而國強。
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他能清楚地知道“內儒”和“外法”的邏輯關係，先追求儒家的民富，法家所要求的國強自然能達到，而如果先追求法家的國強，過度地汲取百姓的利益，那最終只能是內憂外患、國之將亡。
綜上，諸葛亮不管是對待自己，還是對待臣子、國民，都踐行了“外法內儒”的政治理念，終使一州之地的蜀漢能同強大的曹魏分庭抗禮。
總結諸葛亮的“外法內儒”，其關鍵在於兼採兩家之長的同時，能始終保持著儒在法先、德在刑先的邏輯關係。表面上是“猙獰”的外表，其實卻始終保持著內心的“和善”。
從諸葛亮到整個三國
其實不只是諸葛亮治蜀，隔壁的曹家和孫家在治國時，也或多或少地採取了“外法內儒”的政治理念。
夫治定之化，以禮（儒）為首；撥亂之政，以刑（法）為先。——曹操
先說曹操，同諸葛亮一樣，曹操治國思想根基也是儒家，他在漢末動亂之時，曾傷心於仁義禮讓之風的消亡，隨後即頒佈《修學令》以興先王之道（即儒道）；
同時，曹操又是一個善使權術、崇尚刑法的人，不管是立法還是執法，曹操的強度和力度一度超過了兩漢。
（曹操）
再看孫權，相對於諸葛亮和曹操，孫權的法家思維相對重一點。對於法家的法、術、勢，他都很擅長，既實行嚴刑峻法、又善用權謀之術，到老更是嗜殺成性。以致於陸遜都看不下去了：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三國志·陸遜傳》
但重法之餘，孫權也是相當尚儒的，主要體現在他對於民生的重視。孫權主張輕徭薄稅，曾多次下令減省徭役、徵賦以革除民弊，以致於自己住的宮殿都是破破爛爛的，足以體現他對民力的愛惜。
（吳大帝孫權）
由此可見，不只是諸葛亮，整個三國的基調都是“外法內儒”，那麼問題來了，在兩漢傳承了幾百年的“外儒內法”為何會在三國時期被重新調整組合呢？
儒法關係為何會在三國時期被重新調整？
想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知道古代統治者治國的本質。對於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來說，有兩個永恆不變的話題，即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通俗點講就是“一姓”管理“百姓”、中央管理地方。
為什麼要專制和集權？因為對於統治者來說，其統治地位的最大威脅就是自百姓和地方，農民起義和地方叛亂通常是瓦解一個王朝的致命原因。所以，統治者治國的本質就是讓百姓不起義，讓地方不叛亂。
於是，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便出現了兩把“武器”，一把是用來“誅心”的武器，叫儒家思想，一把是用來“誅形”的武器，叫作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
秦皇和漢武先後手執這兩把武器確立了大一統王朝的基本模式，中國隨即進入專制和集權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下，百姓是安穩的，地方是服從的，因此，統治者並無“誅心”的必要，僅需要通過“誅形”來敲敲打打，維持住這種穩定即可。所以，在專制和集權的時代下，法家這把武器才是主力，即“外儒內法”。
那麼三國時期又是什麼樣的呢？
伴隨著黃巾起義和群雄割據，秦漢以來確立的專制和集權模式已然土崩瓦解，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之前深植於人們心中的仁義道德、綱常倫理開始失去其統治地位，人心開始離散，整個社會缺少一種內在的約束力。
（群雄割據）
於是，“誅形”的法家思想開始失去了其核心作用，因為在人心離散的狀態下，百姓隨時可以起義、地方隨時可以暴亂，繼續敲打只會適得其反。於是統治者們便想起了“誅心”這把武器，開始把儒家思想放在了核心位置，即“外法內儒”。
就這樣，從兩漢到三國，歷史出了一次軌，統治思想也從“外儒內法”調整成了“外法內儒”。
讀史有感
由史及今，不管是儒家思想還是法家思想，都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對於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夫子）
我們要做的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同時平衡好“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關係，既要提倡社會主義文明下的道德風尚，又要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兩把寶劍同時舞動，方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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