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瀾撰文）
圖書館和寺廟，都是這樣給人安定的精神力量的建築。這些環境是為堅定你的信仰而營建——無論是宗教還是科學，人們在這裡靜思，獲得靈感和堅持自我道路的勇氣……
國家圖書館110歲了，在“國圖精神”瀝血前行的歲月中，閱覽者和建設者們其實都在做著同一件事，眾人在保存中華偉大文明的密碼、我們在守護“足以證明中國燦爛文化存在”的文獻依據！
錢穆先生說過：“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
在國家圖書館誕生的時代，梁啟超先生寫就了《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這篇文字以“滄江”和“明水”兩人問答的方式闡述了“中國不亡論”，文章就刊載於宣統二年（1910年）的《國風報》上。
1975年4月16日，一代目錄學、版本學大師王重民先生自縊於頤和園長廊。關於他的死，歷史學家雷頤引用了那段著名的話：“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念和概念，而更多的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
我們有必要翻看國圖先輩、美國國會圖書館裡的“平館善本”守護人王重民、袁同禮兩先生編纂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目錄》，在每一箇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紀念日裡，民眾應該祭奠在國家危亡時刻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和他們於中華民族所承擔的責任！
北平淪陷，病重的陳寅恪先生之父陳三立老人絕食且拒服醫藥而終。而喪事未畢，陳寅恪先生就尊先父遺囑而秘密南下，去實踐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的人生信條。
清華教授趙忠堯與梁思成先生冒險進入清華園，取出了珍貴的50毫克放射性鐳。趙先生將盛放鐳的鉛筒放在一個鹹菜罈子裡，為了躲避日軍盤查，晝伏夜行、風餐露宿。抵達長沙時，蓬頭垢面竟被當作乞丐……
如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是國立北平圖書館；再往上便是建於清代的京師圖書館。1909年9月9日宣統皇帝批准了學部的奏摺，決定在北京什剎海的廣化寺建立京師圖書館。1928年5月，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遷入文津街新館，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圖書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國政府便開始了“古物南遷”的行動計劃。1935年底至1936年初，北平圖書館將197箱甲庫（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庫（清以後）善本、49箱唐人寫經、15箱內閣大庫輿圖、8箱漢石經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學雜誌、30箱西文東方學善本書籍以及64箱梁啟超寄存書籍經由北平中國旅行社分批南運……
用歲月寫就的對文化的忠誠是從來不需要更多浮華的口號稱頌的。國圖善本南遷是與故宮文物南遷一樣的悲壯歷史，這一歷史所滋養的獨立、自強與不屈、堅韌的中國知識分子性格是永存於中國文化的精神的。
在中國文化市場面臨“書店危機”之後，讀書館也邂逅著巨大的變局。
這正如砸在牛頓頭上的那隻蘋果一樣，人們喜歡將偉大的創造與享受閒暇聯繫在一起，彷彿如此，我們才能將偉大的創造演繹地更神奇一些、將命運解釋地更偶然一些，如此便不會為自己的庸庸碌碌而自擾。
在一間圖書館棲居，人便有機會真正實現自我的發展與完善、在靜默中注視文明歷練的腳步，那裡一定是人類精神最詩意地存在。
這種不存在等級與束縛的空間，可以將在社會中扮演各種角色的世人真正解放出來，為社會創造了一個能夠平等自由地發展非功利性關係的理想場所。
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國文化當下處於一種弱勢，這種弱勢一方面是實力和話語權的問題，最大的方面還是我們自己精神的弱點。因此，要提倡‘全球化’，提倡‘全球化’，就需要提高國人在文化精神上的自信。
國家圖書館110週年，便是國人的文化理想從屈辱、自卑中站立起來的110年。在有人覺得中國人改學了拉丁文才一定會強國的歲月裡，幸而有國圖和它的讀者、出版者以及那些忠誠於中華文化價值觀的人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未來中國進程之中，知識分子的使命將不止於張載的四句教。正如100多年前，張元濟等前輩先賢懷揣文化救國之夢，發出了“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的呼喚，並於1915年出版的中國第一部現代辭書。
與國圖的艱難歷史一般，一輩人接力一輩人成就了今日之《辭源》，也將一種關於圖書的精神傳承下來。100多年後，這《辭源》的第三版正式出版發行，這不僅僅是從400萬字至1200萬字的超越，更是一種圖書精神的百年傳承。
國圖和中國的讀者、出版者確實將靈魂嫁或娶了書這個事業。他們愛書勝過一切，他們為書而生、而受難、而殉道。
沒有這種痴情，便成就不了中國文化的氣候。
打開中國圖書史，舉凡張元濟、夏粹芳、高夢旦、胡愈之、鄒韜奮、葉聖陶、徐伯昕、黃洛峰、華應申，以及章錫琛、陸費伯鴻、汪原放、張靜廬諸公無不為圖書濟世奮鬥終身！
中國書痴們與文明共生、與國圖共存，甚至於整個生命中都洋溢著一種淡泊寧靜的自我犧牲，具備一種虔誠的殉道精神。
搞圖書的族群默默的勤勞、做出無私的奉獻不是為了黃金屋或顏如玉，絕不只是具有職業的責任感，已昇華為對人類文明的奉獻。
這種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不僅源自於他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忘卻自我，不急功近利、不貪圖名利的高尚情操，更源自於他們“文化救國”的理想。因為只有在信仰面前，人對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才能夠在所不惜。
現在彷彿最為熱衷的是極端商品化的知識屬性，一個新的、以知識和話語權聯姻為基礎的“婆羅門”階層儼然已經成為主流的社會要素。
幾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忙於變現，以至於我們只有專家而沒了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會提及、批判、針砭當下之種種，更是討論不到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
不同的圖書館因其本質和服務特性的不同擁有各自獨特的空間性和場所性，正是這些使得圖書館得以把我們從日常的平凡中召喚出來，去往一個更好的、更接近理想生活的精神空間。
這樣的空間以它的整體氛圍和親和力，成為滋生文化因素和科學進步的最佳場所。有人戲稱：“下午茶和酒館對英國的科學研究有難以估量的貢獻，恰是依賴那種愜意安閒的氛圍，據說劍橋的下午茶就喝出了6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但是，為什麼還有芸芸眾生在圖書館的時候，心裡已篤定地知道：產生偉大的創造的這個偶然性是永遠不會發生在自己頭上的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願意去看見，那些日以繼夜地坐在圖書館裡的“背影”所堅守的價值取向？
滄江之於明水，國家圖書館110週歲，致敬那些堅守中華文化精神與中國知識分子價值觀的默默無聞的讀書人、出版者和守望者們，文華萬古、不枉初心！
盛瀾於北京大學
201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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