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是國人們非常熟悉的一首詩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讀了《陌上桑》之後
興致勃勃地去搜索什麼是“倭墮髻”，不知道多少人記得那句“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簡簡單單幾句話就反映出羅敷那動人的美貌。
想必大家在心中也存有好幾個疑問：
第一，既然羅敷的丈夫是“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的高官，她的穿著也很富貴，“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為什麼她還要親自出去“採桑城南隅”？沒道理啊，她這種身份，哪裡用親自去採桑回來養蠶呢？
第二，羅敷不足二十歲，就已經有了個四十多歲“專城居”的丈夫，年齡差異實在太大了吧？
這兩個問題應該如何去解釋呢？
（一）《陌上桑》：虛構的民間故事
《陌上桑》最早記錄於南朝梁沈約撰寫的《宋書·樂志》，題為《豔歌羅敷行》。《玉臺新詠》收錄此詩，題《日出東南隅行》，《樂府詩集》題《陌上桑》。西晉崔豹在《古今注》中信誓旦旦地說詩中所寫的內容實有其事：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崔豹這個說法怎麼看都像牽強附會。所謂趙王是哪一位趙王？既然聽了一首《陌上桑》就能“乃止”，大約還算個賢王，那當初見到家令之妻羅敷就“置酒欲奪”就有些說不過去。何況《陌上桑》是以權勢更高的丈夫來嘲諷意圖不軌的使君，那趙王聽了以後恐怕更加不會放棄，他的身份顯然比王仁更高貴，羅敷應該選擇他而不是王仁嘛。
《陌上桑》的創作年代引起了很多討論。王青考證說，“使君”應該是指州刺史，羅敷“專城居”的丈夫是太守，魏晉以後，州刺史的地位高過太守，可見創作於魏晉之前，他又根據使君所駕的馬車判斷出《陌上桑》的創作年代可能是在漢獻帝建安年間。也有人根據東漢時期的《風俗通義》認為羅敷的打扮具有東漢桓帝時的特點，“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墮馬髻者，側在一邊。”但從這些細節斷代是不大可靠的，《陌上桑》在作為定本被記錄下來之前，只不過是一首在民間不斷流傳也不斷被添枝加葉的的歌謠，不知道合併了多少故事，又經過了樂府、文人怎樣的刪改潤色，只能說它最終形成於南朝時期，具體的年代是無從判斷的。
對這首詩歌，我們不能將其視為真實的故事，不能用生活中的邏輯思維來看待這部文學作品，它所表現的是藝術真實而不是生活真實。羅敷的年齡、羅敷的美貌、羅敷的行事方式、羅敷和她丈夫的身份都有太多存疑的地方。因此對這首詩歌的觀點通常是：這首詩是一個全無邏輯、時代混亂的“大雜燴”，沒有一一印證的必要 。羅敷為什麼有一個大她二十多歲的丈夫，只能解釋為——情節需要。情節需要羅敷年輕貌美，情節需要她有一個氣派威嚴的丈夫，而氣派威嚴、身居高位，恰好屬於四十歲的中年男性。
（二）家中女性：紡績與婦功
我們並不知道“羅敷”這個名字有什麼特殊之處，《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之母要為兒子再娶的也是“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的東家賢女，如果不是《孔雀東南飛》受到《陌上桑》印象的話，大約當時“羅敷”本身就有賢淑勤勞的意義。
關於羅敷的身份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她是一般的平民、下層勞動婦女，羅敷回答使君的話被視為表現了她的堅貞和機智。但勞動婦女的穿戴為什麼這麼富貴，卻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她是貴族婦女，“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她的居住環境和穿著打扮都說明她出自大戶人家。從她和使君的談吐答對來看，她顯然是一個年紀不大卻“見過大世面”的女子，她採桑只是出於消遣娛樂。
羅敷的丈夫是高官，自己卻幹著農家婦女的活計，她穿著華麗富貴卻要去爬上爬下地採桑葉。她這種做法，有人結合周代以來的倫理觀念認為是正常的。
周代有發達的農業文明，推崇勤勞儉樸的生活作風，即使居家的貴族婦女也需要事桑紡績。《禮記·內則》說，“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訓，學女事，以共衣服。”這就把女子進行紡績納入到了“禮”的範圍之內，女性不紡績就是“無禮”。《詩經·大雅·瞻卯》歌詠曾經使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褒姒時，批評她“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論勞逸》說公父文伯退朝回家，看見母親正在績麻。公父文伯認為主母績麻會使季孫氏以為自己不能很好地侍奉母親，其母卻說每人都要各司其職、各修其業：“王后親織玄沈，公侯之夫人加之以法、綴，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想則有闢，古之制也。”無論女性身份有多高貴，都需要為夫織衣製衣。能不能親事蠶桑紡績，成了女性賢德與否的標誌之一。
南宋時期 《蠶織圖》場景
漢代“獨尊儒術”，繼承了周代的道德觀念，女性也需要勤於紡織。班昭的《女誡》中，“專心紡績”是婦功的主要內容，廣漢屬國侯李翊夫人碑銘也有“約身紡績，殖囿圃園”之語，古詩《上山採蘼蕪》把織布的好壞快慢作為判斷新人與故婦的優劣標準，《孔雀東南飛》中寫劉蘭芝之賢，說她“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毛傳》也說“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
這樣看來，貴族婦女羅敷從事蠶桑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周代女性所著眼的重點在於居家的紡績，而不在於採桑。採桑活動在先秦時期，是頗為曖昧的一件事。
（三）家外女性：桑中之情
從周到兩漢時期，女性出門採桑是一件充滿旖旎之情的事。《豳風·七月》說：“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魏風·汾沮洳》說：“彼汾一方，言採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這些詩歌中的採桑活動主要表現男女情思，採桑並不表現農事，而是寄託思念的特殊情境，女性採桑時想著念著的是“殆及公子同歸”和“彼其之子”。
為什麼先秦兩漢會把採桑和男女之情聯繫在一起？有的研究者從民俗學的角度認為，當時有一種神秘的“空桑崇拜”，這種崇拜伴隨著男女尋愛結緣的活動。
桑樹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初年，據說商湯時期的重臣伊尹生於空桑，商代的神祠設在桑林，商湯曾經在桑林禱告求雨。《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等都記載太戊(湯四世孫)時商道始衰，有“祥桑(預示吉凶之桑) ”生於亳都，一暮之間大可合拱，太戊修德，此桑才枯死。在商代，神奇的桑樹甚至象徵著國運或天命。
桑樹
由於先民們總是將大地的豐產豐收和人的生殖力聯繫到一起，而農作物的豐產又是每次國之祭典的重要內容，因此在桑林祭祀時可能會鼓勵青年男女趁這個機會交往。周代以後，祭祀的宗教意義有所淡化，男女交往的活動反而保存了下來。《詩經·鄘風·桑中》便是當時青年男女在桑林神社活動中的情歌。於是《墨子·明鬼》說，“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一文中說：“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宮即祀桑林之祠，士女於此合歡。”本是附屬產物的男女交往活動反而成了人們注意力的中心，俞樾《癸己類稿》說觀社“非禮”，因為“如齊觀社，實為觀女人。”
這種民俗學考察相當有價值，它從宗教和民俗活動的層面上進行了比較合理的解釋。但也可以換個角度去思索。西周以來，因為受到禮制的束縛，女性長期被侷限在家庭生活之中，沒有拋頭露面的機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說，“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此時逐漸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祭祀、戰爭、公務等事務都被男性承擔，對女性的要求是妻柔、姑慈、婦聽，活動空間被困於家庭之中。除了採桑以外，她們很難離開家庭自由活動。
在美好的春日裡，出門採桑恐怕是年輕女性不多的幾種正當外出理由之一。平時困居家中的女子藉此機會穿上美麗的衣服，借採桑放鬆心情，趁機與心儀的少年相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就是這樣描述女性把“出桑”視為展示女性美的機會的：“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
有趣的是，當時的桑樹很高，我們可以從流傳下來的一些戰國青銅器紋飾看出，採桑人要攀登樹上採桑，南朝民歌《採桑度》說，“採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綺”，描寫的就是年輕女性爬上樹採桑葉的情境。這些茂密大樹的遮掩效果，大約比後世低矮的所謂“地桑”或“魯桑”要強一些吧。
宴樂漁獵攻戰紋壺上的採桑紋，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羅敷：民間的理想女性
說到底，《陌上桑》是一首廣泛流傳於民間的歌謠，表達的未必是貴族婦女的生活實際，倒更像是普通民眾對貴族女性的幻想。正由於是幻想，所以才顯得那麼不合邏輯的天真。對平民而言，貴族女性是怎樣的形象呢？
首先，她很美，很重裝飾，這是理想女性所必須。就連她出去採桑，提的桑籠也要精美到“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採桑時需要爬上爬下，她卻穿上華貴的衣服，“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她髮型是當時貴族婦女所流行的倭墮髻，耳戴珍貴的明月珠，並不考慮採桑時候倭墮髻可能會散，明月珠可能會礙事。她這樣的打扮即使要表現出女性之美。在詩中，她的美成功地吸引了從老到少、從普通人到使君的所有觀眾。她的美是以“桑中之情”來反映的。
其次，她遵從了對女性的道德要求，不但勤勞，而且忠貞。作為貴族女性的她依舊按照禮制親務蠶桑，走出“秦氏樓”去採摘桑葉，在想象中拉近了貴族和民眾之間的距離。當使君有非分之想時，她迅速反擊，立即抵制。使君問了她一句“寧可共載夫”，她就先用一個“愚”字否定了使君，接著大張旗鼓地描述自己那位顯赫而有氣派的丈夫，她是一個在品行上無可挑剔的貴族女子。
其次，也是過去對《陌上桑》的論述中所很少注意到的，年輕貌美的羅敷在這個看似美滿的豪門家庭中處於從屬地位。從西周到秦漢時期，男性在文學藝術中佔有主導地位，即使女性會從事歌謠的吟唱，對歌謠進行蒐集、整理工作的仍然是男性，他們或多或少地會表現出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陌上桑》是男性以代言方法創作的這首詩歌，表現了男性對人生和家庭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一個優秀的男性在事業上應該不斷升遷獲得高官顯位，他的妻子應該年輕貌美、勤於蠶桑、有才有德。通過這個歌謠，實際上也隱隱約約表現出這樣的態度：家庭應當以男性為中心，尤其以男性的政治地位為中心。
羅敷在發現使君圖謀不軌之後，原本她只需要說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就能擺脫使君的糾纏，但她卻沒有一個字提到自己和丈夫之間相濡以沫、情投意合，反而濃墨重彩地描述丈夫所具有的權勢和地位，彷彿正是有這個相貌英俊、官職頗高的丈夫，羅敷才獲得了斥責使君的勇氣和權力。這令人不得不想到，倘若羅敷只是嫁給了平凡人家，會如何面對使君？
當然，羅敷僅僅以自己丈夫的權勢來嘲諷使君，是對“以勢壓人”的使君的狠狠的回擊，這使這個小故事更加具有戲劇性效果，更加令人胸中一快。作為敘事性詩歌，羅敷這樣的表現更容易令讀者接受。但是讀完這首詩歌之後，卻難免讓人掩卷沉思：
羅敷在這段婚姻生活中感到快樂嗎？如果快樂的話，她的快樂源泉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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