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時間為隱形主人公的探索性小說敘事
——王方晨《大國民走失事件》淺析
王春林
王方晨屬於那種長期以來堅守小說創作的實力派作家，這幾年尤其以長篇小說《老實街》的創作而一時聲名鵲起。其實，只要我們對王方晨的創作歷程稍作回顧，即不難發現，或許與他在八十年代以來所經受的現代主義洗禮，並且這種現代主義理念明顯暗合於他的某種天性有關，長期的小說創作實踐中，王方晨對於現代主義的探索實驗，一直抱有特別濃厚的興趣。唯其如此，李敬澤才會把他稱為“鄉村的先鋒”。一方面，王方晨固然在緊密關注著日益複雜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他也的確在一些篇什中表現出了足夠濃厚的探索實驗的興趣。王方晨的中篇小說《大國民走失事件》，從內容到形式均帶有突出探索性質，這部與眾不同、看起來撲朔迷離的作品，很顯然就是一個先鋒色彩特別濃郁的小說文本。
關於文學作品解讀的多種可能性，古往今來，西方一直有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說法，而中國，也向來就有所謂“詩無達詁”的說法。如果說對一部作品見仁見智，乃是一條文學理解上的鐵律，那麼，對於一部探索實驗作品理解的大相徑庭，乃至於南轅北轍，恐怕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要特別強調文學作品解讀方面多種可能性的存在，乃因為這部《大國民走失事件》，在題旨釋義上極有可能會引起不小的爭議。作家自己曾經強調小說探索意味的突出存在，那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自然也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方面。實際的情況，也的確如此。我第一次閱讀《大國民走失事件》的結果，竟然是絕對的恍兮惚兮，因深受蠱惑，而又驚又喜。也就是那麼一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漢字，被王方晨依憑著某種理念組合在一起之後，每句話、每個段落竟然顯得那麼陌生，最終傳達出來的意旨竟然是那樣的虛飄奇異與難以捉摸，令人迷醉，浮想聯翩，甚至欲罷不能，彷佛動人的光芒隱蔽在深夜某個神秘的角落。於是，緊接著，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閱讀。反覆再三閱讀的結果，一方面固然是好像觸摸感覺到了某種理解的方向，但在另一方面，無論如何都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由於《大國民走失事件》明顯屬於那種存在著多義歧解的先鋒性作品，所以，我這裡寫出的，也只能是我個人的一種閱讀體會而已。
正如標題所言，這部中篇小說的總體思想藝術框架，乃是圍繞一樁失蹤事件建構而成的。小說採用了先鋒小說所慣見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一開始，身為《鳳凰》報社記者的敘述者“我”，就受命前往鳴沙莊，調查老客意外失蹤事件：“小李同我分手時閃爍其辭地向我透露，鳴沙莊出的事實際上並不是汽車被偷襲，而是老客奇怪地失蹤。”因為事出倉促的緣故，“我”甚至都來不及和自己臨產的妻子面辭，只能夠在電話亭裡用公用電話打給“她和她的小傢伙”。然而，也正如你所預料到的，儘管通篇的小說敘事似乎都在圍繞老客失蹤這一事件而進行，但一直到小說的結尾處，老客到底失蹤沒有？老客到底為什麼失蹤？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依然處於沒有說出的懸浮狀態。一句話，小說採用的，其實是一種開放性的沒有結尾的結尾方式，一切都只等待讀者自己的確認。不只是總體的敘事框架，即使是其中的一些細節處理，先鋒的色彩也都特別突出。比如，老客失蹤後，“我”去他家見到了他的妻子胡秀英。“我便告辭往外走。在我走到門口時，一堆黑褐色的東西跳進我的視線中來。／我轉過身，以不可辯駁的口氣對胡秀英說：／‘他昨天回來了。’／女人搖著頭，猛地哭了。／我再次詢問她，她仍舊矢口否認，並且又反覆說她從桃符上看到預兆證明老客絕不會回來了。”此處的關鍵問題，很顯然是老客昨晚是否回到過家裡。但針對這個問題，敘述者卻始終都如同胡秀英一樣在閃爍其辭。也正因此，一直到小說結束為止，這一問題的答案都處於闕如的狀態。這樣一種“既可能是A，也可能是B”或者乾脆叫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到最後也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結論的，充滿自我矛盾色彩的不確定性修辭方式，正是先鋒小說的一種標誌性特徵所在。
從人物形象的角度來說，除了敘述者“我”之外，這部《大國民走失事件》中圍繞老客，先後登場亮相的，分別有鄧社長、“我”妻子、小李、胡秀英、李文嗣、碧喜、老客父親、杜義田、老高、黨參等大約十數位之多。那麼，誰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呢？細細想來，即使是那位帶有明顯線索色彩的老客，也難以被看作是作品的主人公。以我愚見，王方晨寫了所有人在歷史前進中的沉重付出，但這部中篇小說的隱形主人公，其實是曾經被孔夫子感嘆再三的所謂“逝者如斯夫”的時間。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時間的因素在小說文本中一直在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強調著。
一開始，小說就強調“我”急急忙忙趕到鳴沙莊的時間是2000年的12月29日，再過一兩天，就是21世紀的第一個元旦。抵達鳴沙莊後，“我”在村署拿起了電話：“我彷彿覺得自己正準備向時間的城堡通話。”何謂“時間的城堡”？一個人又怎麼可以向“時間的城堡”通話？緊接著，在電話打通之後，“我”竟然說：“我是十年前就已趕到河邊，現在仍然堅持等待最後一班渡船的老王。”既如此，那麼，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這個老王到底是身處現在？抑或還是身處十年之前？通話結束後，出現的是這樣的一段語詞：“電話那邊猛然又寂然無聲，讓我想到電話的另一端在我和孩子通話的時候，又向遠處延伸去了，在時間的城堡被接到絕對的真空裡。”請一定注意，“時間的城堡”在此處再一次出現。再往後，在“我”進入到李文嗣的小屋後：“屋內的景象跟在外面看到的鳴沙莊的印象迥然不同，卻跟十多年前的農舍沒有什麼兩樣。屋子只有兩間，他帶我走進裡面的一間，我覺得那裡彷彿在舉辦中國20世紀中葉的農具展覽。”這裡的“十多年前”與“20世紀中葉”，毫無疑問也屬於時間性因素。再往後，還有這樣的兩段敘事話語出於敘述者“我”之口。一個是：“‘老客的車史構成了他創業的一部分。’我說，‘我沒說錯的話，你開的那部車是1989年報廢的，而且還有可能是你和老客故意將車推下山崖的。那部上海車並不是沒有維修好的可能，再低限度它還可以使用兩年。”另一個則是：“事情是這樣的，四十多年前一個從陀臺來的女人神秘地在那個地方死了，而過了三十年也就是十多年前，又有一個名叫碧喜的女人從那個鬼地方閃落下去。這個地方叫做青龍咀，它的樣子彷彿一隻探出去的大張的龍嘴，十分突兀險惡，下臨萬丈深淵。”兩段敘事話語中，時間性因素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到了小說臨近結尾處，在意外地發現了老客的骸骨之後，作家關於時間的那種描寫：“他把手指伸到眼洞裡說裡面還有熱氣，證明剛死不久。我大為疑惑，他要我照著他的樣子試一試。／我說，既然剛死不久，不會只剩下骨骼吧。／‘死了一個世紀，只好這個樣子了。’他說。／‘一個世紀！’我驚奇地叫道。／‘一個世紀不算長，也不算短。現在是另一個世紀。他在上一個世紀的最後一下鐘聲中死去了。巨大的石頭砸在他身上，這是命運中的石頭。’”這裡在巧妙地利用了兩個世紀的交接做文章之外，令人感到驚異的一點在於，既然老客的的確確剛死不久，那他的肉身何以會如此這般迅速地腐爛，乃至於只是剩下了骨骼。這樣一種充滿詭異色彩的描寫，所透露出的，很顯然是時間的一種漫長與久遠。一方面，只是隔了一天的時間，另一方面卻又如此這般地漫長與久遠，王方晨這裡寫出的，毫無疑問是一種已然處於變形狀態下的時間。
然而，就在我差不多已經認定時間就是《大國民走失事件》這部中篇小說的隱形主人公的時候，我看到了《紅豆》雜誌編輯對這篇小說的一種理解與判斷。因為篇幅不長，所以我姑且全文引用在這裡：
“在中國，農民問題歷來都是大問題。王方晨以歷史的目光和深邃的想象力認真審視中國農民的時代命運，生動描述了新舊世紀之交一個農民的走失事件，寄寓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小說打通了時空、真實與幻覺的界限，讓生者、死者對話，從人物的回憶中不斷打撈遺失在時光隧道的生活碎片，最終撥開層層疑雲，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時代發展的脈絡和邏輯，以及傳統農民已經開始悄悄完成自己華麗的轉身這一偉大現實，實際上是作家對中國農民的一次莊嚴致敬。小說格局闊朗，寫法別緻，常能出人意表，引人入勝的迷幻情境蘊含著豐富的生活信息，結合作家對農民現代化問題的敏銳思考和發現，給當前宏大主題的創作帶來了嶄新的表述經驗和啟示。”
對於雜誌編輯的以上判斷，我大部分極為認同，唯一持不同意見的地方，就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到底是農民，是全體大國民，還是時間，或者乾脆說就是歷史？在我看來，與其說這篇小說是在表現所謂中國農民的時代命運與華麗轉身，莫如說是在藉助於先鋒小說的各種因素，傳達表現著作家王方晨對已然消逝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種不無輓歌色彩的沉思。比如，小說提到的陀臺解放，金谷院的被遣散，土地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初老客的還鄉，老客創業期間小農意識與商業觀念的激烈衝突，等等，都是過去幾十年中國農村社會的典型場景。除此之外，無論是那些充滿暴力色彩的打砸搶場景，抑或還是如同錘子和鐵釺這樣被反覆提及的物件，甚至包括其中有些具體提及的時間節點，也都毋庸置疑地指向了堪稱紛繁複雜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
唯其因為如此，我才堅持認為，王方晨的這部《大國民走失事件》乃是一個遊蕩在記憶與想象最深處，以時間為隱形主人公的對歷史進行著個性化沉思的探索性小說文本。
2019年7月18日晚19時50分許 完稿于山西大學書齋
（摘自《紅豆》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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