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由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到抗日戰爭興起的轉折點，從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糾正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情況非常特殊，不僅不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進行的，而是恰恰相反，既嚴厲批評了受共產國際支持的中共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博古，獨立自主地重新選舉張聞天為總負責人，連多年來尊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李德也因軍事路線上犯了嚴重錯誤而被批判，並撤銷其軍事指揮權。這些做法是中共黨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上已經成熟的重要標誌。
遵義會議後的首要任務，是將會議的詳細情況向共產國際彙報。但是，1934年10月，由於上海中央局遭到敵人破壞，國民黨特務不僅逮捕了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和電臺工作人員，而且劫走了收發報機和其他通訊器材，以致中共中央被迫中斷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遵義會議後的中共中央深感當務之急是要打破信息閉塞狀態，隨即決定派人去上海恢復黨的白區工作，並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
中央領導人經過反覆磋商，決定由著名“紅色特工”潘漢年秘密潛回上海，然後奔赴莫斯科，完成與共產國際聯絡的艱鉅任務。
潘漢年，1906年1月12日，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等職務。1931年春，中共中央任命潘漢年為特科領導人，負責情報及保衛工作。從此，他就成了一個神秘的紅色特工，長期出沒於敵人的心臟地帶。潘漢年既做黨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層的統戰工作。這兩項工作，一項是絕密的地下活動，一項是半公開的社會活動。他巧妙地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結合起來，利用與社會人士的公開關係掩護黨的秘密工作；而又隱身地下，聯合進步人士組成外圍力量，並派同志打入敵人要害部門，刺探情報，於是，他給人留下了“變幻無常”的神秘形象，然而，正是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裡神出鬼沒地活動，並取得巨大成績。
遵義會議上新當選的總負責的人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央紅軍第二次攻佔遵義之時，立即找到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潘漢年交代絕密的特殊任務：“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雲同志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恢復黨的秘密工作，並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只有這樣才可能掌握國際形勢的全局，以利確定正確的行動方針。”張聞天還鄭重告訴潘漢年：“我們和共產國際的聯繫電臺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同國際的聯繫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如在上海聯繫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儘快地和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結果和紅軍戰略轉移的近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遵義會議上被迫下臺的博古，也和潘漢年有過一番長談。博古和潘漢年私交親密，他們早在1925年的春天相識，博古對潘漢年的才幹頗為賞識。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後，決定重新加強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別推薦潘漢年，認定他是搞保衛和反間諜的能手。因為在1925年無錫籌備開孫中山先生的追悼大會和進行追悼活動中，博古已經親眼目睹了他負責保衛工作的過細能力。1931年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嚴重，中央機關已經暴露的人員，開始分批轉移，前往中央蘇區。王明也想離開上海，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準備去莫斯科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臨走前他特別囑咐博古：從1932年元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準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共產國際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由於當時白區國民黨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帶信函文件，只能靠腦子記，用口述傳達，所以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過敵人佈下的特務網線。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1935年2月上旬，紅軍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雲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時，博古派警衛員去叫潘漢年。在博古住處，博古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全過程。談得很細，要潘漢年仔細記下。博古強調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個印章，交幾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接班，否則即便交了印章，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沒有交出去。所以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來作，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我和王明約定的秘密聯絡員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會相信這是我的意願。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把我剛才講的話，反覆背誦記牢。為了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已經商量過了，讓陳雲同志也去，由周恩來把我昨天說的意見告訴他。……”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
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向潘漢年詳細介紹了到貴陽城內聯絡地下黨組織的辦法。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白區工作部部長陳雲，也和潘漢年進行了一番長談，他們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期已經有過密切合作，彼此瞭解和信賴。陳雲對潘漢年說：“我們這次要分開走，中央決定讓你先行一步，到上海後我們再設法會合。”他們相約在上海的聯絡辦法是：用陳雲相識的潘漢年表妹呂鑑瑩的地址會合，且呂的丈夫是潘漢年的堂弟、中共黨員潘渭年。
潘漢年領受上述絕密任務，經過一番喬裝打扮，搖身一變成為名叫“楊濤”的商人。時任中央保衛局長鄧發為他找的一個商販結伴，混跡於被紅軍拘捕的一幫大煙販子之中。潘漢年憑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能言善辯的口才，沒過多久就同這些商販混熟了，並使他們非常信服。當紅軍向貴陽轉移時，這些在押的不法商販一起跟著部隊出發，潘漢年有意策動他們行動遲緩，落在大隊人馬的後面，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時，便帶著他們逃跑。負責押送這些商販的紅軍指戰員早已知悉其中的奧秘，虛張聲勢地地追趕了一陣，就由他們去了。這些大煙販子視潘漢年當為奇俠義士和救命恩人，一路上處處給以照顧和保護，從而一起混過了沿途國民黨軍隊的層層關卡和盤查，平安地到達了貴陽城。
潘漢年在貴陽休息了一個星期，隨即在秦天真派的社會關係藍運城女士的掩護下，一同搭乘敵軍地方部隊運轉物資的軍用汽車前往廣西柳州和梧州，再轉乘輪船到達廣州，並繼續轉赴香港。三四月間，潘漢年從香港寫信給呂鑑瑩聯繫，得知潘渭年在上海，然後經呂聯繫，約定兄弟倆在上海相見的地點，即離港赴滬。
潘漢年抵上海與潘渭年晤面後，在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長董健吾的幫助下，與負責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會面。潘漢年向浦化人說明了中央派他來上海的任務，並要求尋找與共產國際的聯繫關係。浦告訴他，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倫斯）不久前已被敵逮捕，目前已沒有負責人在上海，而且上海白色恐怖嚴重，在此久留也不安全，勸他回香港等候，並通知有關方面與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取得聯繫。於是，潘漢年重返香港。
潘漢年回到香港後，又主動設法另闢渠道，以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他秘密會見了原先的情報關係梅龔彬、錢鐵如，以及多年失去黨的組織關係的柯麟和葉挺等人。從這些熟人口裡，潘漢年初步瞭解到共產國際將於下半年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大會，而要想找到共產國際的關係，可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於是他便設法辦理出國手續。梅龔彬約請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與潘漢年見面，請他們疏通兩廣派的關係找出國的門路。葉挺將軍也找到了廣州警察局專管出國旅行護照的熟人，為潘漢年辦理出國手續。
1935年8月初，潘漢年搭蘇聯貨船，以押運員身份，經海參崴，再轉乘火車，於9月中旬抵達莫斯科。此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會，王明在“七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公佈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臺爾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樣，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的歡迎，王明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巔峰。王明聽了潘漢年關於遵義會議及前後情況的詳細報告後，對博古主動交權感到很遺憾，對張聞天上臺則表示尚能接受。1935年10月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批准張聞天為中國共產黨臨時負責人。（盧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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