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城市中的辦公建築因新冠疫情而空無一人的時候，一些建築師已經開始思考疫情對於未來辦公空間與城市規劃的影響。從運用智能設備的無接觸開門，到針對開放式聯合辦公空間的反思，從關注城市公園與綠地的價值，到思考城市去中心化帶來的積極影響，《衛報》建築評論員奧利弗·維恩賴特（Oliver Wainwright）採訪了一些建築師，通過他們的設想，勾勒一個“後新冠”時代的世界。
從抗菌的黃銅門把手到寬闊、通風良好的林蔭大道，我們的城市和建築總是被疾病所塑造。正是霍亂影響了現代街道網絡，19世紀的霍亂疫情促使人們引進了汙水處理系統，這一系統要求其上方的道路更寬更直，並制定了新的分區規則以防止過度擁擠。
在19世紀中葉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間，從排水管到門檻和建築地基，全球抗擊鼠疫之戰改變了一切設計。現代主義乾淨整潔的美學部分起源於肺結核，光線充足的療養院催生了一個新的時代：漆成白色的房間、清潔衛生的瓷磚浴室和無處不在的躺椅。形式總是跟隨著對感染的恐懼，就像功能一樣。
因肺結核流行而建的帕米奧療養院
如今，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保持社交距離的自我隔離中，商店關門，辦公室空無一人，城市中心淪為“鬼城”，因此，我們很難不去思考新冠病毒會對我們的城市產生怎樣的持久影響。住宅需要更好地適應辦公嗎？人行道會變寬以保持我們的距離嗎？我們是否將不再希望生活在如此擁擠的地方，乘著擁擠的電梯上樓，在開放式辦公室工作？英國人鍾愛的排隊消遣方式還會和以前一樣嗎？
一家設計機構已經將其全部的注意力轉向想象“後新冠”時代的景觀會是什麼樣。設計研究部（Design Research Unit，簡稱DRU）成立於1943年，一直以來都有著高瞻遠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戰後英國的面貌，包括髮現之穹（Dome of Discovery）、倫敦的街道標誌和英國鐵路的標誌。現在，該公司已經將其創造性的能量用於構想建築將如何幫助抑制未來流行病的傳播，從室內和公共空間的佈局，到表面塗層，他們試圖將設計細化至納米水平。
發現之穹
“我們對工作場所的看法將是最大的變化，”斯科特·布朗裡格公司（Scott Brownrigg）首席執行官達倫·科伯(Darren Comber)表示，該公司於2004年與DRU合併。“我們看到了聯合辦公空間的蓬勃發展。但是，在此之餘，公司真的想把他們的整個團隊集中在一個地方，和其他企業緊密結合在一起嗎?”
兜售聯合辦公的夢想基於社交互動的基礎，在這一夢想所描繪的前景中，你可能會在等待手磨咖啡的時候邂逅一些自由創作型的人。但親近的距離也許不再那麼誘人。“我並不是建議大家都回到上世紀50年代的格子間工作，但我確實認為辦公室的密度會改變。我們會看到人們遠離開放式佈局，青睞更好的通風和更通透的窗戶。”
這也是阿瓊·凱克（Arjun Kaicker）的直覺，他曾在福斯特建築事務所（Foster and Partners）負責辦公空間的設計十年之久，對蘋果和彭博的總部建築產生了影響。“我認為我們會看到更寬的走廊和門道，部門之間更多的隔牆，以及更多的樓梯，” 凱克說道，他現在在扎哈·哈迪德建築事務所（Zaha Hadid Architects）負責分析和洞察。“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打破團隊之間的障礙，但我不認為空間會繼續如此頻繁地彼此流動。”
傢俱也可能改變。“多年來，辦公桌數量不斷減少。但我認為，我們將看到這種情況出現逆轉，因為人們不想再坐得那麼近。”凱克設想可以通過立法來規定辦公室的最小人均使用面積，減少電梯和大堂的最大佔用率，以儘量避免過度擁擠。
這一切都可能對天際線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高層建築的建造成本將變得更高，效率也會更低，”凱克補充道，“這可能會降低高層與超高層建築對開發商的經濟吸引力，無論是辦公樓還是住宅。”
Bee 'ah廢物管理公司總部
凱克的團隊已經在研究未來的辦公室，這些辦公室恰好採用了一些他眼中的“後新冠病毒”原則。扎哈事務所為阿聯酋沙迦的Bee 'ah廢物管理公司設計的新總部便是圍繞“非接觸式通道”而設計，這意味著員工在穿過大樓時很少需要用手接觸物體表面。電梯可以通過智能手機打開，無需按電梯內外的按鈕，而辦公室的門會通過移動傳感器和麵部識別自動打開。
“從街道到工作場所，我們希望消除與公共服務設施的直接聯繫，”凱克說道，他還透露，百葉窗、照明、通風甚至是點咖啡都將由你的手機控制。考慮到80%的傳染病通過接觸被汙染的表面傳播，這種解放雙手的未來很可能會流行起來。
由於疫情將社會接觸變成了眾矢之的，一些人開始把疾病的快速傳播歸咎於城市的密度，宣稱郊區是最安全的地方。“紐約的人口密度達到了毀滅性的水平。”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上月底在twitter上發帖說道。“紐約市必須立即制定計劃來降低人口密度。”還有一些人則在美國以汽車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希望。
在美國各地，病毒擴大了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差距，一些共和黨人指責城市居民（通常是民主黨派）傳播了這種疾病。波士頓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建築學教授薩拉·詹森·卡爾（Sara Jensen Carr）表示:“在美國，密度仍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話題。”卡爾即將出版新書《健康地誌:健康與美國城市景觀》(The Topography of Wellness: Health and the American Urban Landscape)。“這場疫情已經為那些向來對人口密度持懷疑態度、希望推動以汽車為中心的郊區發展的人提供了彈藥。他們的論點和100多年前一樣。”
這樣的觀點可能忽視了肥胖盛行與氣候危機，這兩個問題都因城市的擴張而加劇，而密集的、適宜步行的城市能夠將其消解。“人們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個人選擇，”她補充道，“但事實上是建築環境塑造了這些選擇。”此外，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在抑制新冠傳播方面做得很好。
紐約中央公園
卡爾的書記錄了城市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的歷史，這一歷史從景觀設計師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作品開始，他曾在美國內戰期間擔任衛生官員，此後設計了紐約中央公園和波士頓公園帶“綠寶石項鍊”，他“在自然場景中的偶爾沉思”視為“有利於人的健康和活力”。在被關在室內數月之後，我們是否會重新關注公園和城市綠地的價值，以及公廁、飲水池和洗手設施等公共基礎設施？
布魯克林威廉斯堡公園的櫻花
19世紀的公共健康理論可能遭到了誤導，但是它們帶來了一些有益的結果。從古希臘的時代開始，人們就普遍認為疾病從土地中散播，並通過來自土壤的有害氣體，或者說瘴氣傳播。
“瘴氣理論對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建築材料，”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醫學人類學家、《鼠疫與城市》的合著者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說道，“用石板鋪路的狂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於衛生的考量和封閉土地有毒氣體的願望驅動的。”
過去的人們認為，疾病可以通過任何與土地直接接觸的結構滲透，所以牆壁表面是密封的，建築物越來越多地經過覆層、抹灰和塗漆，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屏障，抵禦這個“看不見的敵人”。裂縫是引發警報的主要原因——它們不僅顯示結構的損耗，而且還可能釋放致命的煙霧。
林特里斯對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研究揭示了這種疾病是如何在城市裡引起大規模措施的。幾十年間，第三次鼠疫在世界各地反覆爆發，總共造成1200多萬人死亡。“燒燬城市的部分地區是最流行的解決方案之一，”他引用了1900年火奴魯魯市的一個極端嘗試解釋道。該計劃試圖夷平該市唐人街的一個受感染的部分，這也是一個充滿種族色彩的計劃，而隨著風向的改變，大火最終摧毀了這座城市的大部分。
1900年被大火破壞的火奴魯魯唐人街
其他國家也嘗試過燒燬城市街區來建立防疫線，但當老鼠被確定為主要的帶菌者後，所有的注意力都轉向了保護建築物免受齧齒類動物的侵害。“世界上每個城市都突然有了工程師委員會，試圖研發出防鼠的設計。”林特里斯說道，“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熱潮，在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催生了成千上萬的專利。”
1948年的一張衛生宣傳海報
林特里斯對於新冠病毒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一切持懷疑態度。他說:“流行病都有自己的時間性，”他說道，“那都是是非常濃縮的時間，然後恐慌很快消散，人們很少會做後續行動。他提到了2003年爆發的“非典”，當時人們發現，中國香港的一個居民區成為了“超級傳播”的場所，病毒是通過汙水管傳播。但在此之後，人們並沒有對管道和通風系統進行大修或大規模檢查，來阻止這種情況的再次發生。“一次性的大流行通常沒有任何影響。”林特里斯說道，“它只有一次次捲土重來，我們才會注意到它。”
面對當前的危機，一些人後退一步，重新評估有關城市結構的基本假設。“這是思考如何讓城市變得適宜步行的最佳時機。”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設計政治學教授沃特·範斯蒂法特（Wouter Vanstiphout）說道，“新冠病毒會成為去中心化的催化劑嗎?我們有這麼多大型醫院，但人們仍然需要長途跋涉穿過城市才能到達那裡。這場疫情表明，我們應該將醫院和學校等較小的單位分佈在更多的城市組織中，並加強地方中心的建設。”
紐約中央公園外空蕩的街道
隨著出遊受到限制，當地的商業街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人們發現街角商店和雜貨店的存貨通常比超市多。疫情還讓人看到了正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的其他變化。範斯蒂法特說，他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朋友們醒悟了。“現在旅遊業已經停止，那些民宿空空如也，他們發現自己已經沒有鄰居了。這裡沒有社區，沒有城市。如果你減去遊客，就什麼都沒有了。”
新冠病毒以各種方式暴露了旅遊業和移民對世界各地城市的影響。在德里，法令規定人們必須呆在家裡，這讓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者不得不回到數百英里外的農村，由於工作被取消，他們無法支付房租。
“我認為‘全球城市’的支持者會受到一些打擊。”範斯蒂法特說道，“流動的大都市網絡為人們帶來了許多，但現在更重要的是，城市應該充當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家園，一個具有連續性的場所。這整件事可能會被看作是對移民制度的警告，但對我來說恰恰相反。這是對勞動移民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警告，這是對零工經濟和公共服務破壞的警告。關於疫情，有些事情顯而易見：那就是公共衛生服務和恰當的社會福利制度絕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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