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書——《現代簡史》。霍金較早使用了“簡史”的說法，但自從尤瓦爾·赫拉利推出“簡史三部曲”，以“簡史”命名的圖書才猛然增多。本書是“文津獎”推薦書目《現代的歷程》的精華版，換個名字也蹭了蹭熱點，從“機器”發展的角度審視人類歷史發展，視角比較新奇。
之前讀過《思維簡史》，那是從思想和科技發展梳理歷史脈絡。而這本書只截取了“現代”這個片段，選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鐘錶”“印刷機”“紡織機”“蒸汽機”“計算機”……展現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波瀾壯闊的現代歷程。
書名已經透露出全書的主題——“現代”是怎麼來的，要到哪裡去？這是在說古今之變，那麼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概念，什麼是現代？
在作者看來，現代是歷史進步的結果。這種“進步”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物質富足、崇尚理性、全球經濟、民主憲政、個人自由……但在思想界，“現代”早有定義。目前仍然健在的哲學家哈貝馬斯指出：“人的現代觀……由科學促成，它相信知識無限進步、社會和改良無限發展。”其實也是說，現代和科學、進步緊密相連。這與作者的觀點不謀而合。
本書是機器史，也是科學史、社會進步史，還包含對“現代性”的反思。機器的產生、迭代、替代必然來自科技發展；同時，機器帶來的工具理性導致了人生意義虛無、個人原子化、社會秩序失範等多重問題，這也是現代性面臨的困境。
筆者對書中兩部分內容特別感興趣：一部分講鐘錶，一部分講印刷機。這兩種機器誕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在我國現行歷史課本當中涉及不多，所以很多人感覺陌生 。但恰恰是鐘錶和印刷機孕育了現代的經濟形態和國家形態。接下來我就具體說說。
鐘錶的歷史
鐘錶代表時間，這在今天是常識，但古人對時間的把握從來都和自然相關聯。古人都是通過理解自然來理解時間，例如冬去春來算一年，日升日落算一天等。書中記載，神秘的英國巨石陣極有可能是一座古老的天文臺，科學家經過仔細觀察和嚴密計算，發現通過巨石陣可以精確瞭解太陽和月亮的方位，並可以觀測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節的起落。
時間是有文化和政治意義的，最早的時間基本都是宗教和政治的產物。羅馬獨裁官凱撒創制“儒略曆”，成為今天這種紀年方式的雛形；教皇格里高利13世公元16世紀頒佈、推行了在儒略曆基礎上改善而來的格里曆，即現在使用的公曆。
中國古代各朝皇帝的年號，代表的是皇帝對時間的支配權。年號紀年跟干支紀年並行。傳統的皇權體制崩潰之後，中國引進了耶穌紀元的格里高利曆和星期制。為了體現與世界接軌，當時還一度廢除了傳統的中國農曆和春節。
從年號到公元，從干支到數字，這次文化意義上的時間革命，使中國人逐漸改變了傳統的時間觀念，將中國納入整個世界體系當中，中國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誰能定義時間誰就掌握了權力。在歐洲中世紀，教會是時間的壟斷者。所有的歷史時間都必須從上帝創世和基督誕生算起。教會通過控制時間控制了人們的生活；教會不僅規定什麼時間禁止工作，還規定什麼時間禁止性生活。路易14號稱太陽王，據說每當路易14問起時間的時候，馬上就有人諂媚的回答：“陛下，您希望現在是幾點就是幾點。”
十字軍東征時期，歐洲掀起一場規模宏大的教堂建設高潮。機械鐘的出現，使鐘樓幾乎成為教堂最醒目的標誌。鐘樓也經常出現在這段時間的諸多文藝作品當中。
隨著教會力量減弱，世俗力量增加，機械鐘所代表的權力主體也在變化，但不變的依然是定義時間的權力象徵本身，而且這種“定義”以一種新的面目出現——時間的標準化。
1858年4月10日，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聳立起一座近百米高的鐘塔，裡面安置著當時英國最大的一座鐘——大本鐘，這成為現代英國的重要象徵。1924年2月5日開始，
英國的格林尼治天文臺每隔一小時會向全世界發放調時信息。這意味著日不落帝國不僅壟斷了世界貿易，也壟斷了時間。鐘錶的出現還催生了科學革命。鐘錶製造技術是構成其他所有機械製造的基礎。鐘錶業培養了大批精通機械加工和裝配的技師和工人。這些機械是為機器工廠的誕生提供了有力而充足的技術支持。作者說，“機械鐘標誌著中世紀的結束”。
除了機械原理，鐘錶還提供給人們純粹抽象的“時間”，或者說，鐘錶將時間從人們的生活中分離出來。最早的鐘表只有時針，到1760年，有了時針、分針和秒針。這個抽象的數字世界構成了科學的基礎。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鐘錶催生了科學革命。
印刷術的歷史
說完了鐘錶的意義，我們再說印刷術的價值。印刷技術從來都與一個文明的發達程度相關。中外早期思想家都有“述而不作”的傳統，先哲智者喜歡言傳身教、口耳相傳，思想典籍也多以對話體展開，主要就是因為記錄的條件限制。在古代，只有國王和少數貴族才有資格和條件記錄前人的思想。普通人只能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傳遞經驗，這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來歷——年齡意味著經驗，而這種經驗具有不可複製性。
中國比西方早幾百年開始使用書面記錄。中世紀的歐洲人缺乏書寫材料，而長於口頭辯論；而中國早在秦朝就已經在司法領域全部書面化了，以口供取代辯論，而口供其實就是筆供（畫押）。中國印刷業在宋朝達到巔峰，印刷書的質量和數量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世界最早的印刷“紙幣”。從宋代起，“線裝書”的規範實現了書的標準化，傳統手寫楷書被刀刻方角的“宋體”替代，這種嚴謹有力的新字體容易刻制和識別。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勞動成本下降了一半，這直接導致印刷成本的降低。
印刷技術的發展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作者認為，荷蘭共和國的誕生與新教和印刷資本主義的結盟緊密相關。印刷技術興起引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帶來現代思想啟蒙，促進了民族國家的形成。而現代民族國家又為資本主義在歐洲的建立提供庇護。荷蘭成為當時的全球貿易霸主以後，阿姆斯特丹也取代意大利的威尼斯成為歐洲的印刷中心和知識中心。
印刷技術與政治權力的動向息息相關。印刷術代表知識，知識與權力從來都是對立的：權力野蠻、壟斷、封閉，而知識則文明、分散、開放。權力來自暴力，但權力的合法性卻來自知識。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的繼續。作為思想的載體，印刷的書籍成為這場運動中的核心武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狄德羅等思想家的作品在印刷機的放大下，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社會發展的步伐甚至方向。
托馬斯·潘恩是一位英以美國作家。他的兩本小冊子——《常識》和《人權論》對美國和法國社會影響深遠。《常識》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狂銷50萬餘冊，幾乎人手一冊。後來的美國《獨立宣言》不乏《常識》的影子。法國革命爆發時，潘恩撰寫了《人權論》，兩年便賣了20萬冊，這本書極大地為法國革命推波助瀾。
除了這兩種機器意外，其他機器的發展同樣妙趣橫生，很多小故事筆者也是第一次聽說。如果說現代的歷史是一部機器發展史，那麼這部歷史起始與鐘錶，終結於電腦。前者解放的時間，後者解放了信息。鐘錶和電腦作為現代機器的起點和終點，都經歷了一個從原始到完美，從奢侈到廉價，從大到小的過程。
書中的一句話很意味深長：歷史並不主持公道，歷史只進行辯護。的確，歷史不是法官，從來不會告訴人們誰對誰錯；但歷史是有痕跡的，歷史為後人提供豐富的證據，以供發現未來發展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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