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清代新疆開發

晉商與清代新疆開發

試論清代新疆晉商

明清時期,廣大晉幫商人以其卓越的經商才能和取得的輝煌成就享譽海內外,堪稱中國勢力最大的商幫。作為全國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新疆,也是晉商縱橫馳騁的舞臺。天山南北處處留下了晉商足跡,如新疆古城塔、烏魯木齊“山西巷子”等等。史料表明,山西人經商新疆,為邊疆各族人民帶來了生活必需品,豐富了邊疆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同時在支持中央財政、反對外來侵略、弘揚愛國精神、傳播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明初,晉商已活躍於北部邊鎮一線從事對滿蒙的貿易。明末,晉幫商人擁有雄厚的經濟勢力,西北貿易市場也盡為其所壟斷。為此,早在入關前,清政府就十分重視籠絡和爭取多家晉商做內務府皇商,隨軍貿易,承辦軍需,為其軍事行動服務。康雍乾三朝清廷西征準噶爾,晉商範氏以皇裔身份,承擔清軍的軍事物資運輸,前後兩次捐輸銀406萬兩,運輸糧食達百餘萬石,節省庫銀600萬兩,為清朝勝利進軍西北清除地方割據勢力立下了汗馬功勞。清廷嘉獎範氏功績。賜範毓賓“太僕寺哪,章服同二品”。其弟範毓奇則授千總,後升守備。清史打破常規,首次為人——晉商範氏列傳。乾隆時期。清廷又將哈薩克貿易委之於範氏後人範清洪、範清曠二人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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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新疆後,新疆使成為全國統一市場的部分。除以上所提範氏後人專門從事對哈薩克的官方貿易之外。更多的山西人蜂擁至新疆經商貿易,幾乎壟斷了該地的商業。據記載,乾隆時有晉商在新疆開辦鉛廠和金廠,巴里坤、奇台、烏魯木齊等地商屯中有很多山西人。紀曉嵐《閱微堂筆記》中多處記載了關於晉商的奇聞軼事,足見當時赴新晉商不在少數。這一時期。內地至新疆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條是沿絲綢古道入新,即經西安,蘭州、河西走廊,出嘉峪關到達哈密、吐魯番;另一條即大草地路。以山西、京津一帶為樞組,經歸化城(呼和浩特),西北出蒙古草原經烏里雅蘇臺、科布多,而後南下到天山北路的古城(今奇台)。晉商以後者為主,主要靠駝馬運輸貨物,故稱“駝路”。《烏魯木齊雜詩》中紀曉嵐講到:“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晉商就是沿著“駝路”,往返貿易,把內地的絲綢、布匹、茶葉、菸草、糧食、海鮮、食鹽、鐵器等生活、生產資料帶到新疆。又把新疆一帶的牲畜、皮毛、藥材、果品等輸往內地。晉商活躍於天山南北,在古城、迪化、鎮西、伊犁、塔爾巴哈臺、葉爾羌等城鎮開設商店、當鋪錢莊、帳莊、票號,經營茶、糧、布、鹽、鐵、煤、木材、飲食、藥材、金融等多種行業。

貿易的興旺,加速了新疆城市(特別是比疆}的發展,推動邊疆城市由政治軍事性質的城市向商業城的轉變。如哈密“商賈雲集,百貨俱備,居然一大都會。”巴里坤“商貨雲集,當商、錢商以及百貨商無不爭先恐後,道光間頗稱繁盛”“;"山西、陝西、甘肅之商人輻輳已極。”古城是晉商貿易總彙之地,生意極興隆。史載,“地方極大,極熱鬧,北路通蒙佔臺站,由張家口到京者,從此直北去,蒙佔食路,全仗此間,口內人商賈聚集,與蒙人交利極厚,口外茶商自歸化城出來,到此銷售,即將米麵各物返回北路,以濟烏里雅蘇臺等地,關係最重,茶葉又運至南路回疆八城,獲利尤重。”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句話“想掙白銀子,走趟古城子”可見貿易興旺程度。烏魯木齊乾隆時已“商民雲集,與內地無異”,以後逐漸發展。子號店鋪,鱗次櫛比,“繁華富庶,甲於關外。”瑪納斯“商民輻輳,廬舍如雲,景象明潤,豐饒與內地無異”濟木薩“城外萬家煙火,市肆無物不有。南疆阿克蘇,“內地民,外番貿易,鱗集星萃,街市紛紜。”葉爾羌,“中國商賈,山、陝、江、浙之人,不辭險遠,貨販其地”。伊犁、塔城、喀什等地也一派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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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開拓了新疆市場,以茶業、駝運業、票號三業最值得稱道。晉幫商人經大草地路到新疆經商,要穿越草原和茫茫戈壁,貨物主要靠駝馬運輸。適應駝運業的需要,古城、歸化、包頭、張家口等地出現了承攬運輸的駝運店。如,奇台有大小駝店近40家。呼和浩特則有大盛魁、茂盛魁、德厚堂、福德堂等大小駝店數十戶。其中以大盛魁勢力最雄厚。大盛魁系由山西祁縣、太谷兩地史、王、張三家合辦,是清代對俄貿易的最大商行,擁有職工六、七千人,養有駱駝近兩萬頭,活動於內外蒙佔。新疆烏魯木齊、伊犁、塔城、庫車,並遠赴中亞、俄國。是大草地路上的最大駝戶。據劉蔭楠先生回憶,早年在烏魯木齊山西巷子有山西大同人季登魁開設的“山西駝場”,當時從呼和浩特來的駱駝隊到烏魯木齊都在此休整。在近代交通工具興起之前,這些駝戶往來運輸,年復一年,對於繁榮邊疆貿易,加強新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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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晉商對新疆貿易的大宗。清代,茶葉已成為邊疆各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平準戰爭中定西將軍水常上奏清廷稱“準噶爾最重官茶”,建議以茶代銀獎勵投誠人員”。南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民,日用所需,都可以自給,但最缺少的就是茶。平準戰爭結束,駐紮新疆的廣大官兵,連同駐紮伊犁的滿洲、索倫、察哈爾、錫伯營,每年都需要大批茶葉。乾隆時新疆年需官茶二萬七千餘封(每封5斤),商人運銷的則更多。到道光初,僅南疆八城每年需茶至少二十餘萬封,就全疆來講需茶數量是相當大的。所以,對於壟斷了茶葉貿易的晉商來說,新疆無疑是銷茶的重要市場。晉商在福建、安繳、江西、兩湖地區購買茶山,加工生產茶葉,而後北運歸化,沿大草地路入新疆古城子,銷售到天山南北。山西茶商還能夠根據新疆蒙佔、哈薩克牧民的需求,生產“川字”、“米心”等適合他們口味的磚茶,得到各族人民的認可,稱它為“晉茶”。直到19世紀中葉前,“晉茶”一直壟斷新疆市場,深受各族人民的歡迎。

票號是晉商的偉大創舉,自道光初年(19世紀20年代初)創立以來,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一百多年。它經營存款、放款、匯兌業務,承擔著全國工商界的金融調撥任務。光緒後期,山西票號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三家分號

蔚豐厚、天成亨、協同慶,均屬山西平遙幫票號。儘管三家分號在新疆設立時間較晚,但其作用不可低估,一經成立即“執新疆金融業牛耳”,是新金融界的驕子。它們除了民間存、放款、匯兌業務之外,主要承辦各省協濟新疆的“協餉”業務,起著代理國庫的作用。依據《1913年9月天成亨等14家票號存放實績統計表》,迪化三家票號共存款113741兩,放款852903兩,數額是相當大的。辛亥革命後,新疆協餉中斷,天成亨、協同慶相繼歇業,退出新疆金融舞臺,但蔚豐厚改組銀行成功,業務又漸行漸長,在迪化、古城、伊犁、塔城、阿爾泰成立了分行,繼續發揮作用。票號的貢獻遠不至此。在左宗棠西征阿佔柏和沙俄侵略者收復新疆的鬥爭中,清政府財政拮据。西征軍餉得不到保證,票號則源源不斷地接濟西征軍,數額高達800餘萬兩。這是票號在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做出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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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人不僅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更是愛國的典範。19世紀20年代(道光初年),新疆和卓後裔張格爾糾集匪徒,在中亞浩罕汗國的支持下,先後四次返回新疆作亂。1826年,張格爾第三次入境作亂,佔領西四城:喀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實行殘暴的統治。守城官兵和廣大商民都投入到了保衛城市的戰鬥。在喀什噶爾,很多山西忻州商人獻出了生命。據忻州人王錫綸記述,自乾隆時起,許多忻州人即來到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阿克蘇、和田、葉爾羌等處經商創業。他還做詩紀念死難的同鄉:“商人幾點思鄉淚,灑向刀頭盡成血。當年逐利辭鄉縣,天山翹首程如線,白髮慈親淚滿衣,紅顏少婦涕成泣。聞道于闐瓊玉多,又傳罽賓毛衣賤。某家攜歸萬斛裝,某客手揮千金便。從此相將愛遠引。故故寒郵逐奔電,嬴得腰纏十萬多,死上他鄉不相見”詩人以哀婉淒涼的筆調讚揚了晉商不畏艱難的創業精神和為國捐驅的高風亮節,展現了廣大晉幫商人的精神風貌和高尚情懷。

有清以來。晉幫商人前赴後繼。足跡遍佈天山南北,不儀為邊疆人民帶來了豐富的物質產品,還帶來了獨具特色的山西文化。聞名天下的山西汾酒、陳醋、麵食深受邊城百姓的喜愛。晉商在古城、烏魯木齊、巴里坤等邊城設立山西會館,會館木結構建築高大宏偉,內供關羽塑像,獨具北方民居風格。公館是維繫同鄉感情的處所,也是晉商精神的外化形式,更是晉文化的播灑載體。每逢佳節,山西會館便組織社火龍燈,表演山西花鼓,還請山西戲班唱戲,豐富廣邊城各族群眾的娛樂文化生活

歷史午輪滾滾向前,廣大晉幫商人創業邊疆的輝煌已化作豐碑沉澱在昨日的歷史裡,但它們為祖國西北邊陲的開發所作的貢獻和犧牲,將永遠為新疆各族人民所銘記!(作者:楊俊國 馬世翔 2008年第二期昌吉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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