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晃百年。“少年強則中國強”，五四前夕的中國不強，但激昂澎湃的青春力量，預示著轉變的到來。他們用看似有些過激的行為，書寫著愛國運動的精彩一頁。
巨大落差，五四燃點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隨之風起雲湧，青春崇拜的時代來了。
學生們愛看報紙、愛論時政、愛談國事，滿腔的愛國熱忱。
尤其是一戰勝利的消息傳來，青年們幾乎沸騰了，他們期待著巴黎和會，期待著山東問題的解決，期待著並幾乎肯定著：中國要藉機翻身了。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
5月7日，春天的北京已是綠意盎然，青年們想著將要到來的外交勝利，準備在5月7日國恥日（四年前，日本提出21條最後通牒的日子），來一場痛快淋漓的國民大遊行。
正當青年們翹首以盼時，晴天霹靂來了——5月3日清晨，一封“密電”洩露：時任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密電在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在侵害中國權益的和約上簽字！
期望變成了失望，甚至是絕望，巨大的心理落差讓熱血青年們實在難以忍受，他們痛心疾首，他們傷心痛苦，心中的情緒和憤懣非表達不可……這成了五四運動最直接的燃點。
前夜：最激進的學生們
星火，最先在北京的高校燃氣。5月3日夜，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1000多名學生集會商議，包含其他學校的代表。
最激進的是北大預科一年級新生劉仁靜，他痛哭流涕，拿著菜刀大喊，如果會上不做出激進示威的決定，他就自殺以警醒國人。後來，劉仁靜成為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
劉仁靜
法科學生謝紹敏也很激進，他當場咬斷自己的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用血寫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五四遊行那天，這血書被懸掛在天安門前。
會場氣氛被點燃，很容易就做出了5月4日提前示威的決定。他們的口號同樣激昂——“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
劉仁靜、謝紹敏雖然激進，但還是主張示威的。在北京城另一處，北京師範高等學校的曹操，也聚集了100多了，那裡有更為激進者。
他們中有些人準備採取暴力手段，領頭的是湖南學生匡互生。他們的計劃本來是5月7日當眾刺殺曹汝霖，造成國際影響。為此，他們已經託人購買槍支。
匡互生
當下情況有變，遊行就在明日，而槍支未到。時間緊促，他們退而求其次，準備了火柴和煤油。
這就是五四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
毆打與縱火，縱火者是誰？
激進的準備，自然結出激進的果實。5月4日下午，學生打進了官員們的宅邸區。曹汝霖和章宗祥見勢不妙，立時躲藏。此前，他們還在總統府喝酒，對學生的運動不屑一顧，認為給點錢就可以打發他們回家。
此時，曹汝霖躲進了家中（趙家樓）的隔間，而章宗祥跑進地下鍋爐室，瑟瑟發抖。
曹汝霖
看見外面有火光時，沉不住氣的章宗祥跑了出來，正好照見闖進來的學生，被群毆。章大人倒也機智，躺在地上裝死。學生們見他不動，還真怕殺了人，就離開了。
但是，章宗祥被警察扶起來繼續逃跑，又被另一群學生髮現，又一頓胖揍，直接打到昏迷。
而曹汝霖老奸巨猾，趁亂換上傭人的衣服，溜出趙家樓成功逃走。
但他的趙家樓卻被燒了。誰燒的？沒有定論。但多數證據都指向了最激進的那個人——匡互生。
其實，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放火的，據說學生領袖段錫朋曾勸過匡互生，但被匡互生懟了回去。遊行總指揮傅斯年也不同意縱火，但也未能阻攔不怕死的匡互生。
見火光沖天，傅斯年知道事情鬧大了，他趕緊把代表名冊也扔進火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個無比明智的舉動。後來被捕的32名學生，在被審訊時，對縱火一事刻意隱瞞真因，有人說是曹家人自己放的火，要陷害學生；有人說是燈泡短路起火。
反正名冊已燒，抓不到領頭的，放火亦無證據。
倒是匡互生很有種，認為連累了同學，反正自己是要犧牲的，決定去自首一死，換回同學。但最終，他還是被其他同學攔下了。
後來，在蔡元培的調停下，32名學生無恙歸來。
如今，火燒趙家樓成為五四運動的代表事件，在輿論中是光榮而無錯的事，在當時也是一片讚歎，唯有梁漱溟唱了反調：他認為無論是毆打章宗祥，還是火燒趙家樓，學生的過激行為都是違法的，應該用法治手段來解決。
事實上，五四的意義並限於5月4日當天，事件的全國發酵和愛國的探尋還在繼續，僅僅是愛國熱情和激進也不能真正救過，探索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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