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晃百年。“少年强则中国强”，五四前夕的中国不强，但激昂澎湃的青春力量，预示着转变的到来。他们用看似有些过激的行为，书写着爱国运动的精彩一页。
巨大落差，五四燃点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随之风起云涌，青春崇拜的时代来了。
学生们爱看报纸、爱论时政、爱谈国事，满腔的爱国热忱。
尤其是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青年们几乎沸腾了，他们期待着巴黎和会，期待着山东问题的解决，期待着并几乎肯定着：中国要借机翻身了。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
5月7日，春天的北京已是绿意盎然，青年们想着将要到来的外交胜利，准备在5月7日国耻日（四年前，日本提出21条最后通牒的日子），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国民大游行。
正当青年们翘首以盼时，晴天霹雳来了——5月3日清晨，一封“密电”泄露：时任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侵害中国权益的和约上签字！
期望变成了失望，甚至是绝望，巨大的心理落差让热血青年们实在难以忍受，他们痛心疾首，他们伤心痛苦，心中的情绪和愤懑非表达不可……这成了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燃点。
前夜：最激进的学生们
星火，最先在北京的高校燃气。5月3日夜，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1000多名学生集会商议，包含其他学校的代表。
最激进的是北大预科一年级新生刘仁静，他痛哭流涕，拿着菜刀大喊，如果会上不做出激进示威的决定，他就自杀以警醒国人。后来，刘仁静成为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刘仁静
法科学生谢绍敏也很激进，他当场咬断自己的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用血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五四游行那天，这血书被悬挂在天安门前。
会场气氛被点燃，很容易就做出了5月4日提前示威的决定。他们的口号同样激昂——“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
刘仁静、谢绍敏虽然激进，但还是主张示威的。在北京城另一处，北京师范高等学校的曹操，也聚集了100多了，那里有更为激进者。
他们中有些人准备采取暴力手段，领头的是湖南学生匡互生。他们的计划本来是5月7日当众刺杀曹汝霖，造成国际影响。为此，他们已经托人购买枪支。
匡互生
当下情况有变，游行就在明日，而枪支未到。时间紧促，他们退而求其次，准备了火柴和煤油。
这就是五四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
殴打与纵火，纵火者是谁？
激进的准备，自然结出激进的果实。5月4日下午，学生打进了官员们的宅邸区。曹汝霖和章宗祥见势不妙，立时躲藏。此前，他们还在总统府喝酒，对学生的运动不屑一顾，认为给点钱就可以打发他们回家。
此时，曹汝霖躲进了家中（赵家楼）的隔间，而章宗祥跑进地下锅炉室，瑟瑟发抖。
曹汝霖
看见外面有火光时，沉不住气的章宗祥跑了出来，正好照见闯进来的学生，被群殴。章大人倒也机智，躺在地上装死。学生们见他不动，还真怕杀了人，就离开了。
但是，章宗祥被警察扶起来继续逃跑，又被另一群学生发现，又一顿胖揍，直接打到昏迷。
而曹汝霖老奸巨猾，趁乱换上佣人的衣服，溜出赵家楼成功逃走。
但他的赵家楼却被烧了。谁烧的？没有定论。但多数证据都指向了最激进的那个人——匡互生。
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支持放火的，据说学生领袖段锡朋曾劝过匡互生，但被匡互生怼了回去。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也不同意纵火，但也未能阻拦不怕死的匡互生。
见火光冲天，傅斯年知道事情闹大了，他赶紧把代表名册也扔进火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无比明智的举动。后来被捕的32名学生，在被审讯时，对纵火一事刻意隐瞒真因，有人说是曹家人自己放的火，要陷害学生；有人说是灯泡短路起火。
反正名册已烧，抓不到领头的，放火亦无证据。
倒是匡互生很有种，认为连累了同学，反正自己是要牺牲的，决定去自首一死，换回同学。但最终，他还是被其他同学拦下了。
后来，在蔡元培的调停下，32名学生无恙归来。
如今，火烧赵家楼成为五四运动的代表事件，在舆论中是光荣而无错的事，在当时也是一片赞叹，唯有梁漱溟唱了反调：他认为无论是殴打章宗祥，还是火烧赵家楼，学生的过激行为都是违法的，应该用法治手段来解决。
事实上，五四的意义并限于5月4日当天，事件的全国发酵和爱国的探寻还在继续，仅仅是爱国热情和激进也不能真正救过，探索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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