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大師裡，荀子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遠沒有孔子、孟子等人鮮活而高大。甚至，荀子沒有子貢、顏回等人更讓人可親。
造成這一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荀子提出了“性惡論”，這讓許多追求“君子人格”的後世知識分子本能的避而遠之；另一方面是荀子的文采遜色於孟子等人，不具有縱橫捭闔的氣概，所以難以如孟子那樣被後世具有浪漫情懷的知識分子所喜，故而學說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荀子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所有的思考和行動都是圍繞“現實”來展開，他提出來的解決現實問題的“禮儀、法規”等思想，為中國“法家”描摹了法治思想的遠山，使得其弟子李斯、韓非子等人以此建造了“法家”的堡壘。
但也正是他執著於為人類設計遏制人性的條條框框，從而拋棄“形而上學、神秘主義”對人性教化和管束的作用，反而將他的哲學層次拉低了。
本來，按照他的出生背景，前面有諸子百家的思想已經成形，站在這些偉人的肩膀上，他有更多的可能集成和超越這些前輩們的思想，但他卻捨本求末，從中摘取了一個不那麼核心的東西來單獨雕刻，而又因為在雕刻中丟棄了重要的部分，從而錯失了本該屬於他的更高遠、更廣闊、更璀璨、更壯麗的哲學境界。
可以說，荀子的卓越之處正是其軟弱之處，其哲學或者說荀子本來應該更偉大一些，但被他自己耽誤了。
今天，我們就深入荀子哲學，重估其哲學價值。
荀子太過於現實，無視“形而上學”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孔子的哲學體系是以“仁”為核心來展開的，所以孔子竭力強調“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等。
那麼，孟子繼承孔子“仁”的學說，以“性善”為根據，提出只要不斷擴充其“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復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實現“仁”理想：大到國家可以實現仁政，小到個人可以成為“仁人君子”。
與孟子恰恰相反，同是儒家弟子的荀子卻認為孟子的“性善說”不靠譜。
荀子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紛亂理而歸於暴”。所以說人性是“惡”，而不是“善”。
荀子進一步強調，如果說人性本善，那孔子還提出“禮樂”幹嘛，就沒有必要，所以荀子提出了“性惡說”，並著重發展了孔子的禮教，強調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因此，荀子提出只有通過人的主觀努力，或說約束人性的方法，“其禮義，製法度”，轉化人的“惡”性，則“塗之人可以為禹”。
也就是說，荀子和孟子一樣，認為“人人可為堯舜”，但荀子的方法不是發揚“善”，而是遏制“惡”。
如果只是到這個層面，我認為，荀子與孟子不相上下，一個提出來發揚人性中的“善”的方法，一個提出來遏制人性中的“惡”的方法，那麼再來一個儒學大師，將兩者有機結合，就能夠將儒家推到更廣闊的地域。
但荀子並沒有到此結束，而是畫蛇添足地拋棄了先驗（形而上學）的道德內涵，企圖用純粹的“禮儀、制度”來教化人性。換句話說，在荀子那裡，人們遵循某個法則，僅僅是因為這個法則的條例，而不是這個法則背後的無形掌控（超自然的力量或神）。這就是徹底的現實主義、唯物主義觀。
用一句簡單的話說，荀子是用一種可以“量化”的方式來管理人性。這是一種建立在經驗主義上的智慧，在現代企業管理裡，“量化”是一個常見的概念。
在此我們略為分析一下“性善論”和“性惡論”，我們不做對錯的分析，只對兩者對人類社會的建設性分析。
我認為，相對於“性惡論”，“性善論”更有益於人類整體身心健康發展。
試想，假如人類整天處在互相防範、互相惡看的環境中，其心靈無疑是很容易扭曲、變態的。當我們知道了人性本惡，我們就無可避免的處處去揣測別人的心機，不僅會讓我們喪失了判斷力，還會讓我們心累。那麼，這樣的生活有還什麼幸福和快樂可言？
此外，如果我們回到自己的內心，問問自己喜歡什麼樣的感受，一定是友善、互愛、柔和、親暱的感受。如果人的本性就是惡的，無論用什麼樣的教育和環境，都難以將這種感受注入到人的內在之中。
但其實，如果我們深入分析，“性善說”與“性惡說”實際意義並沒有那麼大，兩者其實也是殊途同歸，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它們的目的都是要引導人向“善”，所以過分的強調“性善”或“性惡”意義不大，真正重要的是我們的行動和目的——即怎麼引導人變好。
那麼就這麼一個無關緊要的較真，使得荀子失去了眾多人對其好感，從而將自己孤立於世，從某些方面來說，荀子不具備對其哲學思想界限把控的能力，或者說缺乏一定的靈性、太過於嚴謹、刻板，從而使其沒有領悟到哲學更高層面的所在和意義。
荀子塑像
荀子在禮教上走了下策，貽害無窮
前面我們說了，荀子主要是繼承和發展孔子的“禮教”，將其法規化、制度化。
我們知道，“禮”在孔子那裡，不僅僅是一種禮儀和規範，而是有著“形而上學”等更高層面的意義，或者說具有一種與天連接的“道德內涵”。
《論語鄉黨》詳細記載了孔子不同場合的言行舉止、禮儀示範，可以說，孔子對禮儀有發自內心的“敬畏”，其對“禮樂”的重視不僅在於外在表達，還在於內在的性格涵育。
但荀子毫不猶豫走向了徹底的現實主義，他將“禮教”作為一種對人性的約束和規範，而忽視了對人心的教化，所以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一種“冷酷、刻板”的表面禮儀。
任何的事，沒有內心的參與，光靠外在的規矩，是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往往造成的後果就是“冷漠、冷酷”甚至“殘暴”的治理氛圍。
比如其弟子李斯跟他學了帝王之術（《史記》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但因為其沒有形而上學層面的薰陶，所以總會在行政中過分的強調法規的冷酷，因而帶領秦朝政體走向殘暴的局面。可以說，秦朝的曇花一現與李斯主導下的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
北宋蘇軾在《荀卿論》中說：“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
在這裡，蘇軾說荀子講的是王道、禮樂，而李斯卻以其學亂天下。從這一結果，我們可以看出，荀子的智慧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高深莫測，而且具有相當的實用性，因此才會讓學習之人能成大事。
但終上所述，由於荀子的“聖道”缺乏對“形而上學”的敬畏和追崇，所學之人儘管有“成帝王之術”，但不具備“治人心之道”，從而人性不會得到真正的遏制，甚至會鑽法規的漏洞。
那麼，從這些方面來看，荀子的哲學努力就變得不那麼的重要，甚至因他造成“法家”後來一直在邊緣掙扎的走向，即使偶爾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也很快被推翻，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對社會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傷害。
比如王安石變法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在整體上是沒有問題的，甚至是強國強兵，但由於在過程中缺乏對人性的根本把控，一味的靠強勢法規推導，反而被不肖之徒利用，從而迅速瓦解。晚年，王安石在歸鄉的路上，所聽到的都是罵他的聲音。
究其根本，就是這些法規沒有在形而上學對人性的管束之下來運營，人們看法規不是看到“因果報應”的規律，而是看到利益的“套現”漏洞。
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我認為，荀子發展“禮教”應該尊崇孔子所提出來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形而上學層面，並從這一個層面建立“禮教”的框架，這樣細化出來的法規才更能造福人類社會。這才是上策，但遺憾的是，荀子卻選擇走了下策，丟掉了這個重要的部分，從而帶來貽害無窮的局面。
荀子在政治上，並非如眾多學者所說的作了較大貢獻，相反是打開了“爾虞我詐”的魔盒
很多學者認為荀子的貢獻，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他為政體的建設提出了理論，比如其提出的“隆禮重法”概念。
在這裡，“隆禮重法”，就是由禮入法，由國家將禮強制化，讓人人遵守。
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慾的，而“法”的作用就在於對人的利慾之心作出限制，這用在政體中，就可以確保公共秩序正常運轉。
從某些方面來講，荀子提出來的禮法的確是可以解決問題的，他也是構建了法前人人平等的框架，即“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在封建專制時期，是非常具有超前性的思想。
但他的問題是，在執行過程中，這個法規並不能觸及到人心，不能周全到每一個角落，總會有漏洞，甚至無法管束掌權者的濫用職權。而且，當利益問題出現時，這個“王法”並不能阻擋人心的“奸巧”。
但如果是有“形而上學”與之並行，那麼人性就不那麼容易犯惡，比如
“舉頭三尺有神明”這些形而上學的格言就會有一定的約束力，人的“良知、良能”也會是人們生活中的主角。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法規才會更有力量。實際上，孔子、孟子的等包括諸子百家都有一個初心，就是教導人們遏制“人性之惡”，企圖為當時“道德淪下”的社會找回正向的價值體系。簡單說，他們都傾向於用“善”的美好引領人心，以此將人性之惡封閉在“羞恥之心、道德倫理”之下。簡單說，孔子、孟子都是不揭開人性，只是用善來感化。
但荀子卻不同，他要將人性之惡的擺到檯面上來應對，雖然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他已經開啟了人性之惡的魔盒。當他打開了人性之惡魔盒的時候，就已經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了。舉一個例子，當一個小孩子犯錯了，最後的教育一定不是揭露之後再來教育，而是給他用旁敲的方法引導。從某些方面來說，揭露人性就是抹殺了他的尊嚴，當一個人沒有了尊嚴，他就更加無所顧忌了。
所以說，荀子在這方面，可以說是犯了大忌。當人們被人性本惡的理念吞噬，他們必然開始相互防範、算計，這一表現在歷來官場上最為顯眼。當人進入到那個環境裡面，就會自然而然的去學習如何防範、專營，他不會單純的相信“誠實、仁義、努力就有回報”這些東西的作用，因為荀子說了嘛，人性是惡的，所以你要去防範。
從某些方面來說，中國幾千年封建官場環境上的爾虞我詐，都是受秦朝政體的影響，而這正是荀子的弟子李斯與趙高開啟的引流，你防範我、我防範你，你整我、我整你，這一代價造成的就是人們整體認知水平長期的低維掙扎，從而造成整個社會沒有創新——因為人的精力都用到如何保住自己的利益上面了。
在此，我需要強調一點，我是從荀子的哲學內核去分解其哲學的價值，並不是在細枝末節上去解讀，所以我否定的是他思想內核的缺陷。所以，有可能你認為在細枝末節上荀子說得很有道理，但並不能代表他的哲學價值的核心很有價值。我認為，如果核心上有問題，細枝末節上的正確並不能代表什麼。
就好比一家企業的發展，如果在戰略上有問題，他在戰術上如何正確，最終他都要承擔戰略錯誤的後果。
所以，從總體上來說，荀子的哲學價值沒有被其發揮出來，甚至可以說被其從根本上帶偏了。可以說，儘管他發現了一個價值無限的寶藏，但被他浪費和毀壞了，至今沒有得到修復。
（餘雲開哲學教育研究室出品，今日頭條獨家首發）
參考書目：
1. 荀子《荀子》
2. 孔子《論語》
3. 孟子《孟子》
4. 司馬遷《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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