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年前後, 德國人古登堡在美因茨發明了第一臺活字印刷機, 印刷技術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裡迅速傳播, 為歐洲新思想和新技能的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持。1450到1500年間, 書籍的平均價格下降了近七成, 中產階級開始能夠獲得價格相對低廉的印刷製品。不久後, 新教革命隨著信息傳播方式的革新, 根本上改變了歐洲民眾的宗教和文化模式, 也讓十六世紀的思想家認識到了知識所能帶來的巨大力量。
儘管眾多學者從歷史文獻出發, 肯定了印刷技術對歐洲發展的正面影響, 經濟史學家Clark (2001) , Mokyr (2005) 等卻並未找到印刷術促進生產力增長的實證證據;相反, 印刷機的普及可能只是經濟增長帶來的附加產物。為回應這一問題, Dittmar (2011) 利用1450-1800年間歐洲各城市的相關數據發現:在15世紀時, 最先擁有印刷機的城市事先並未擁有更快的經濟增長, 卻在1500-1600年間比最初沒有印刷機的城市增長更加迅速, 這就首次證實了印刷技術對早期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
作為對過往研究的修正, 作者首先對城市經濟增長和印刷機的使用這兩個關鍵變量做了新的測量。城市發展方面, 因為只有少數城市擁有全面的人均工資數據, 並考慮到工業革命前城市人口和經濟發展間的顯著正相關性, 研究者將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作為城市經濟發展速度的代理變量。而在量化城市印刷能力時, 作者意識到:印刷製品種類繁多, 僅統計出版書籍的數量並不能準確反映印刷製品的普及度, 因此轉而將其用作是否擁有印刷機這一二元變量進行測算。
接著, 作者在控制了政治自由度、是否擁有港口及是否毗鄰河運航道等關鍵變量進行簡單迴歸後發現:城市在1450-1500年間是否引進印刷機與其在1500年前的經濟增長並無關聯, 卻在接下來的100年裡讓引進城市的增長速率比未引進市提升了20個百分點。最先擁有印刷機與否與早期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缺失, 也表明印刷機的引入並非經濟增長的結果。意外的是, 早期人均印刷書籍的擁有量與各時期經濟增長間均無顯著相關, 反映出非正式的印刷書籍, 如在商人間流通的貿易小冊刊、價格單等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
作者隨後將“引入印刷機”這一事件作為外生衝擊, 對數據進行了雙重差分處理。在獲得與簡單迴歸相似的結果後, 作者將研究城市進一步分離為港口城市和非港口城市分別進行迴歸發現, 引入印刷機對港口城市的影響遠超原先對總體的測算, 而對非港口城市卻影響甚微。有意思的是, 在控制了城市規模、政治自由度等變量後, 迴歸結果顯示擁有港口的城市, 其在1450-1500年間引入印刷機的可能性卻明顯低於沒有港口的城市。
那麼, 城市引入印刷機與否受到什麼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呢?從歷史上看, 活字印刷機在於美因茨出現後的五十年裡, 事實上保持著半保密的製造方式, 印刷技術主要依靠發明者古登堡及其門徒的遷徙傳播, 這使得城市擁有印刷機與否受到其與美因茨地理距離的直接影響 (圖7、圖8) 。這為研究中的迴歸提供了一個適當的工具變量。第一階段的迴歸結果顯示:城市與美因茨的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 (單位:公里的自然對數) , 其採用印刷機的可能性隨之減少6個百分點;第二階段迴歸則表明:在1450-1500年間引進印刷技術的城市, 在之後一世紀裡比未引進市的經濟更是加快增長了78個百分點之巨。
引進印刷機的城市比例與距離美因茨的距離
1450-1500年間印刷機的傳播範圍
最後, 研究者討論了印刷技術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三個潛在路徑:
第一, 活字印刷技術帶來了相對廉價的書刊和教科書, 提升了民眾的識字率, 為城市人力資本的初級積累提供了基礎;
第二, 商人通過購買專業書籍獲得了重要的商業技能, 掌握了利率和匯率計算法、複式記賬法等, 提升了貿易效率;迴歸結果中印刷技術對港口城市的突出影響也印證了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從印刷機的普及中獲得的巨大收益;
第三, 書籍價格的下降催生出了一批新的城市精英。工程師、律師、醫生、教師數量增加, 擁有印刷業的城市甚至吸引了書商、翻譯、學生的移民乃至大學的建立。
雖然印刷技術早已在現代社會普及, 但本文的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如何拆掉知識的高牆, 讓新的信息更快為民眾和專業人員所接觸, 仍然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但可以肯定的是:儘可能地消除知識和信息傳播的壁壘, 能夠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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