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英年早逝，1997年4月11日去世时也才45岁。
在王小波去世23周年之际，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如果王小波现在还活着，他怎么看待当下这个世界？读过王小波著作之后，这一问题不难回答。
首先，他还是会很苦闷，因为这个世界近些年越来越无趣了。以王小波的思想和才华，在网络时代应该可以轻易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依靠写作，他不会为生计而操心。但是，此时的言说空间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某些迹象不仅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愈演愈烈。以王小波的思想底色，他必然会为此痛心不已。
在《怀疑三部曲•序》中，王小波曾经写到：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乔治•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
王小波所厌弃的无趣，很多人这些年已经感同身受。一些有良知的知识人，在无趣的世界中拒绝同化，努力与导致无趣的因素抗争。然而，当个人的智慧、知识、精力、时间在对抗中被消磨，而不是从事思想的创造，这实际是一种无奈的消耗。在此过程中，有人因为在现实中受挫，就令人惊异地180度大转弯。
其次，对于这些年持续的“国学热”，王小波显然不会同意。国学热在王小波生前就有迹象，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中，对于国学解决一切问题的功用深表怀疑。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他对儒家知识分子修齐治平这一套深恶痛绝。
在我看来，孔孟之道产生于农耕文明，适应的是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它与现代的工商文明，泱泱大国之内的陌生人社会有着天壤之别。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为一门研究性的学问有其价值。但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等，这些传统文化决不能拿来即用。现在再强调什么“三纲五常”、“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疯癫人的呓语。如果国学真能拯救世界，晚清的学者和儒家士人郭嵩焘，以及“晚清毕福剑”刘锡鸿等人，为什么对英国的民主法治推崇不已？
吊诡的是，现在颇有一些人食古不化，其学问见识远远比不上郭嵩焘和刘锡鸿等人，少数投机者难以抗拒叙拉古的诱惑，以“学术”自售于权力，牟取一点残羹剩饭。这种行径，王小波必然看不上眼。
第三，王小波的言说方式理性而睿智，而今天面临的困境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和公共空间的逼仄，王小波如果活着，会因此气闷。在当下，网络传播智慧、理性、思想和知识受到更多限制，反倒是更多的乌合之众宣泄极端情绪、传播噪音，对一些知识人发起围攻。王小波的文字理性平和，但从不掩饰锋芒。在当下，极有可能成为被围攻的对象。
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面临的困难比90年代更多。
第四，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现在这个年代，在理智上恐怕达不到王小波的标准。从一些明显的事实来看，有些时候，“讲理”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此情此境，王小波即便在世，也只有莫可奈何。
因为有著作传世，王小波活在了读者心中。我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王小波的著作将继续启迪那些追求智慧和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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