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經濟會遇到很多困難。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我們在分析經濟現象的時候，常常不知道何處用心，何處用腦。這裡所謂“用心”，就是對任何經濟現象，我們總有自己的情感、好惡、是非標準或道德標準。所謂“用腦”，就是對經濟行為的邏輯有一個理智的判斷或推斷。
人是萬物之靈，靈在人在有情感，又有理智。困難在於，在分析經濟現象的時候，人的情感與理智常常容易用錯了地方。讓我從簡單的事情談起。我們都看過非洲饑民的照片，特別是那個孩子，怎麼可以餓成那個模樣！任何人看到了，心靈和情感都不可能不受到衝擊。要不要援助他們？只要力所能及，很多普通人都願意伸以援手。要是國家出面援助，民眾一般都贊同。至於那些富裕國家出手援助，大家更覺得理所應當。這是什麼力量使然？當然是同情心。
但是，所有這些來自公眾個人和國家的援助，能不能真正落到非洲饑民手裡、真正幫助了那些非洲饑民呢？這就不是靠心靈和情感就可以回答的問題了。我們都看過圍繞這些援助物質和款項的醜聞報道，從聯合國高官到受援國家和地區的權勢人物，貪汙腐敗，上下其手。我自己看過的一個實地觀察的記錄，是那些免費的救援糧食和物資到了非洲以後，經過若干腐敗環節的倒騰，最後交給不法商人到市場上出售。結果呢？不但那些饑民沒有得到救援，而且那些本來還可以種糧食和做手工品的農民，也被這種“競爭”搞破了產，成為需要被救濟的人。
國內救災也有類似現象。北大老師聽到災情發生，都是一捆捆的衣被拿出來的。後來看到報道，什麼地方的權力人物把品質較好的衣物率先佔為己有——老師們的同情心被那些最不需要救援的人利用了。以後捐助衣物的時候，大家就多了一番心思：究竟哪些東西是那些權力分子不要的呀？
這說明任何來自同情心的救援性資源，並不能自動落到最需要救援的人群手裡。在有的情況下，善良的救援願望甚至引出了損害被救援人群的實際結果。當事與願違的事情發生很多的時候，以下邏輯就開始工作：人們的同情心被抑制或者萎縮，社會可動員的救援資源就遠遠低於本來可以達到的水平。上世紀30年代一位久居海上的老外寫過一本Chinese Characters——被最近的一個譯本翻為《中國人的德性》——其中認為中國人麻木，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心。這位仁兄一定沒有看過同期在天津領館工作的美國人塔洛克先生——後來鼎鼎大名的“尋租”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的觀察：當時中國的許多大城市——也包括他訪問過的亞洲其他城市——不少乞丐把別人甚至自己的親身孩子故弄殘後來博取路人的同情！中國人哪裡就缺乏同情心？作為一個大國的國民，同情、援救等等都必定要經過諸多中間環節，在善良情感被利用來尋租的活動不能得到應有抑制的條件下，國人只好麻木以對。
學經濟，難就難在這個地方。觀察到任何一個經濟現象，例如上文講到的救災援貧，人們不可不用心，也不可不用腦，可是用心用腦如果用錯了地方，那就全盤皆輸。要克服這個困難，我們不但要關注行為的動機或願望，而且一定要觀察行為的結果和實際效果，對事與願違的事情，就要想辦法改進。
再舉一例。1988年夏天，留美經濟學會邀請國內幾位同行參加他們的年會。帶隊的是當時國務院發展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尚清，現在已經過世了。那時去有一個調研題目，就是中國的留學生政策。背景是鄧小平主政之後，中國大批向海外派留學生。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很多專業領域優秀人才，在美國學習完就被留下了，成了他們的高級人才。這就引起對“人才外流”擔憂——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培養一個可以合格出去留學的學生，要耗費巨大的代價。優中選優挑出來，最後成了發達國的科研人才，中國豈不是吃了大虧？所以當時有人主張收縮中國的留學生政策。
這樣的主張，看起來不僅用了心，而且用了腦——因為已經算過了帳，在中外科技人才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存在極大差距的情況下，大派留學生等於給發達國輸送人才。但是孫先生帶領的這幾位經濟學家，考察了美國東西兩岸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後，卻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要是收縮留學生政策，中國與最前沿科研水平的信息通道就被收窄了，因此即使中國人才留在發達國家工作，對國內發展科技也是有利的。從長遠看，只要中國的經濟、產業和科研機會增加了，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國服務。因此孫先生主持給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主張從長計議，甚至在一個階段裡不怕“把人才儲備於國外”，也要堅持開放的留學生政策。
回頭看，這個主張不但用了腦，而且用腦到了位，因為打算盤有多種打法，算大帳不同於算小帳。現在的留學生當然也沒有個個都回國，但學成回國的，特別是在國外事業有成後回國服務的，蔚然成為潮流和風氣。就是留在國外工作的，也擴大了國人的視野和接觸國際機會的信息通道，對中國的發展大有幫助。更重要的是，“人才”不是一個固定的存量，出去一個就絕對減少一個。前人學有所成——包括在國外有個好前程——會激勵後人更努力地學習，湧現更多的人才。加到一起，當時堅持開放的留學生政策是正確的。倒是那些“為他人做嫁衣裳”的高調指控，不但用腦不到位，而且也談不到用心良苦——一個堅持封閉的國家，怎麼可能真正科技強大？
類似的辯論，多不勝數。我的看法，學經濟難就難在不容易做到把情感的因素儘可能地放在一邊，比較客觀地看世界。不是說不要情感、不要價值觀、不講是非，但是一定要把情感、願望與事情本身的規律和結果，冷靜地分開來處理。建設國家當然需要人才，看到中國留學生為發達國家的公司和研究機構工作，當然不免心裡有點“那個”。但是我們必須問，究竟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究竟有沒有一條路，任什麼虧也不吃，就順順當當把一個百年以來積弱積貧的國家，一口氣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有時候真的很羨慕自然科學家，他們少有這樣的困擾。推斷地震的發生條件，一般不會被人懷疑“喜歡地震”，正如研究艾滋病，通常不會被懷疑“究竟拿了艾滋病毒多少好處”。研究人在社會里的行為，麻煩從來就比較大。用腦得出的見解和判斷，要經受情感甚至情緒的蹂躪和審判。不問青紅皂白的“憤青”倒也罷了，可是居然還有“憤老”。有什麼辦法呢？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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