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新書院成立於2016年，緣起於北京大學燕南園57號院三松堂馮友蘭先生“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哲學思想。弘揚中華文化，傳播仁商哲學，啟發商業理性，助力創新驅動。用文化傳承帶動仁商培養，以仁商培養促進文化傳承。倡導營商致仁，推動仁商濟世。欣逢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傳播仁商之道，為中國商業培根築魂。打造產、學、研、投一體的國際化平臺，致力於為中國經濟發展培育仁商的第五大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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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教授錢穆先生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禮”在西方語言裡沒有對等的詞可以翻譯，西方文化裡的那套禮，諸如打領帶、塗口紅，是16—18世紀，在凡爾賽宮為了顯示貴族的高雅身份而弄出來的，在這之前沒有這一套。我曾在巴黎待過一個多月，當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漢學家，八十多歲，送我幾篇文章，其中有篇文章一開頭就說：“西方是靠宗教和法律來管理社會，而中國人不然，中國人是靠禮來管理社會的。”我當時想，原來西方學者也同意錢先生的這個說法，後來一查，其實唐君毅、徐復觀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學者也持這個觀點。錢先生接著講：“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正因為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響其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他說得非常正確。我們到歐洲去，幾天之內就可以八國遊，而在中國，同樣的時間遊八個省都很困難。因為他們的國家太小了，像梵蒂岡、摩納哥。在西方人看來，只要方言和風俗不同，就是不同的國家。而中國就不能這樣分。你看江蘇，蘇南、蘇北的方言、風俗就差別很大。廣東就有客家話、潮州話、廣州話幾大語系。福建那裡的語言也很複雜。而黑龍江跟海南的方言、風俗更是不能比。可是，中國幾千年來卻都是統一的，因為中國文化在方言和風俗之上，有 一個更高的東西，那就是共同的道德理性的具現，就是“禮”。“禮”維繫著大江南北、黃河上下所有的中國人，並在“禮”這個層面上得到一致的認同。所以西方是小國寡民，而中國這麼大，卻牢不可分，一旦分離了，馬上又會積極地合起來，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因為我們始終都是一個整體，一個文化認同的整體，這是西方人無法理解的。錢先生還說：“無論在（中國的）哪兒，‘禮’是一樣的，‘禮’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理著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同樣，‘禮’也是一個政府的準則，統轄著一切內務和外交，比如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徵兵、簽訂和約和繼承權位等等。要理解中國文化非如此不可，因為中國文化不同於風俗習慣。”現在有很多人在講禮俗，其實禮是禮，俗是俗，是不同的。俗是一種生活習俗，比如，過年吃湯圓還是吃餃子，放鞭炮還是貼門神，這都是風俗。湯圓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門神可以貼也可以不貼，鞭炮可以放也可以不放。風俗是約定俗成的習慣，“禮”不一樣。“禮”是大家要遵守的，是體現道德的。北京人罵人很厲害的那句就是“缺德”，或者罵得更狠點，“缺八輩子德”！言外之意是，缺了德就不是人！所以錢先生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在我看來，“禮”至少貫穿於中國文化四個層面：第一，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要依賴大自然。春秋戰國時候的人口要比現在少得多，自然資源卻比現在豐富得多。那時候，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人跟自然萬物要共存共榮，破壞了自然，就等於毀滅了自己。那麼，人要怎樣跟自然和諧相處呢？《禮記》有一篇叫《月令》，相當於後來的黃曆。裡面逐月記載了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氣象與物候的變遷週期、動物與植物的成長規律，以及社會生活的各種規範，如某個月份什麼花開了，什麼鳥過來了，哪類蟲子開始叫，天上的星星是什麼，哪個時候鳥開始繁殖，這時不要去掏鳥窩，不要去抓懷孕的動物，這些都用一種禮的形式規定下來。每一個月，它都想到在生態維護上，告訴人類應該怎麼做。前些年，考古學家在甘肅發掘一個遺址，發現一面撲倒在地的牆，把它翻過來後，發現就是《禮記•月令》的內容，當中有段文字便是告訴大家現在是三月份，鳥都在發育、交配，大家不要抓它們、吃它們；這個時候樹木長到什麼程度了，把山封起來讓它好好長，誰都不能去砍。所以，若說人與自然的協調，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意識到了，而且用制度、法則的形式告訴了天下的老百姓。第二，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儒家經典《周禮》的。《周禮》是講官制的，就是說一個政府的官制怎麼設立，每一個官管什麼事；每個部門也好，每一位官員也好，該怎樣採取符合道德理性的政策。臺灣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方東美曾經說，《周禮》是我們中國古代最好的一部憲法。老百姓怎麼管理，裡面都有記載。老百姓犯了錯誤，不要隨隨便便像商紂王那樣用酷刑恐嚇。如果是初犯，就要教育，教育不行，就找塊石頭讓他站那兒，而不是把他送到監獄裡去。這叫作“恥刑”，就是榮譽刑。大家都知道犯了錯是要站石頭上去的，所以人們走過、路過看到他，就會自警、自省，有錯的就會自覺慚愧，然後悔過認錯，重新做人。《周禮》有許多這樣的內容，它就考慮怎樣使政策人性化。西周以來很注重民本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是最重要的。第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那麼人跟人之間應該怎麼和諧？我曾經有一個韓國留學生，非常向往來中國學習，以為韓國的禮儀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到中國來可以學到更多的禮（在韓國、日本這樣的國家，越懂禮就表示越有教養），結果大失所望，不僅見不到禮，就連同學見面打招呼都難看到。儘管他堅持著“早晨好”、“老師好”，但他發現自己是個另類。時間久了，他也同化了。但有一條他仍堅持著，就是看到老師，一定行禮。兩年後，他的師兄們到中國來，見到他，說他變了，他很傷感。人與人之間，如果見面能夠互相問個好，彼此之間就像有了潤滑劑，大家會感到互相尊重。人與人之間有禮和沒禮很不一樣。要建設和諧社會，“禮”是最基本的，否則就談不上和諧！第四，人自身的身與心的關係。社會和諧首先是人自身的身與心和諧，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身與心怎麼和諧？就要以“禮”來修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主要內容就是講修身的。如何修身？說得很清楚，“修身以禮”，“禮”就是幫我們修身的。“禮”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標誌。人跟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什麼？換句話說，人怎樣定義自己？用哲學家的話說，全部哲學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就是人是什麼？對這個問題，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說法。當代有一個學科叫“人類學”。“人類學”又有很多分支，其中有一個叫“體質人類學”。體質人類學家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是一種能夠直立行走的動物。考古學家認為，人僅能直立行走還不夠，要仰賴大自然生存，就要會製造工具，通過使用工具，可以改造大自然，這才可以稱作人。我認為，人跟動物的區別在於有沒有“禮”，你是按照“禮”的要求來生活，還是按照動物的野性在生活，就看你自己。所以說：“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類是從動物界進化發展過來的。一邊是進化前的動物性，一邊是進化後的完善的、道德高尚的君子，作為一個人，處在這兩者之間，你的行為是在向前走，還是在向後走呢？當你在食堂裡無序插隊，在公共汽車上亂擠，當你經常暴露貪婪慾望，總想跟人爭鬥，這說明動物性還在你身上。對人性不加合理約束，看起來是尊重人性，實際上是把人性降低到動物性水平。怎麼克服這種野性？那就需要理性的引導。如果只會穿衣服，心還是跟禽獸一樣，那是衣冠禽獸，仍是野性的人。如果每天我們經常想想如何克服這種野性，就會文明得多。彭林教授講演摘錄（原題《清華教授彭林：錢穆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西方沒有對等詞》）
審核：教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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