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大屠殺顯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蓄意事件，顯然與印尼軍方有關係。來自印尼私人診所的消息說，參與屠殺和強姦活動的暴徒承認，他們事先被注射了興奮劑，以便順利執行這項禽獸任務。事後他們感到體力不支，紛紛到診所就醫。有的暴徒本來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則是各地的武術班學員，有的是被軍校淘汰的學生，但是其.縱者則是軍隊和一部分極端排華勢力。數日以前，這些社會渣滓被集中到東部的齊普爾基地進行集訓，臨出發前，不光被注了興奮劑，而且組織者許諾，每強x一名華人婦女可得賞金二萬印尼盾（約2.5美元）。
那麼印尼軍方為什麼要支持極端排華勢力發起這場大屠殺呢？原來，無論印尼軍隊還是極端排華勢力都是蘇哈托政權手中的工具，為蘇哈托效命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蘇哈托本來就是靠屠殺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軍隊發動了右翼政變，將親共的民族主義總統蘇加諾趕下臺，隨後30多萬印尼共產黨人及其20多萬無黨派華人被屠殺（這是最低數字）。而政變和大屠殺的主要實力派人物就是蘇哈托。
隨後，蘇哈托就執掌了印尼政權，執政期間採用獨裁，對內鉗制國內輿論，繼續清洗共產黨；對外則成為美國冷戰在南亞地區的橋頭堡，併成為冷戰組織東盟的盟主。為獎勵蘇哈托反共有功，美國帶頭向印尼投資，優先向印尼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印尼開放美國市場，並要求日本也照此辦理。而有了蘇哈托的對內殘酷鎮壓政策，美、日為主的西方國家也在印尼的血汗工資制中撈到了實惠。在這種政治結構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核心的所謂專業集團極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蘇哈托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霸佔著國內的各大公司，蘇哈托家族的財產達全國總財產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實際上至少比公佈的低一半）。
在印尼金融危機前夕，蘇哈托家族為主的50人擁有印尼全部外債（800億美元）的95%。可以說，蘇哈托家族巧取豪奪是印尼金融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但是，這種經濟上的巧取豪奪和嚴厲的獨裁統治也有其自身的問題，那就是階級對立極為嚴重。在經濟增長期間，人們對蘇哈托家族的高壓盤剝敢怒不敢言，先保住小命再說。到金融危機來臨時，相當大一部分人來說，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貧人口是2000萬，1998年時赤貧人口卻增加到8000萬，佔當時印尼總人口的約40%。階級矛盾空前激烈，社會不滿情緒如同火山熔岩般..湧動，隨時化為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就考慮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華人。
華人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啟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衝擊，繼續存在下去。這是蘇哈托統治結構中的最黑暗、最隱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環。只有把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把階級怒火轉化為種族仇恨，才能維持蘇哈托的獨裁統治。
事實上，印尼華人對這一結構並不是不清楚。1998年7月6日，他們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求助時介紹說：“在前總統蘇哈托（蘇哈托這時已經下臺）的計劃中，我們不可以進入政治、軍事、文化領域內，基本上，我們只能從商，或工業等經濟領域，或在體育界發展……前總統蘇哈托把我們當成是維護他的獨裁、貪汙統治的擋箭牌，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貪汙反獨裁運動迷失方向，每當人民的不滿運動達到頂點時，他就會利用新聞界、電視臺、無線電臺以及印尼原住民對華裔在事業上的成就所產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極端分子盲目仇視的心態，煽動他們燒、殺、搶華裔財產甚至強x華裔婦女。
每次發生燒、殺、搶以及強x事件之後，印尼原住民對前總統蘇哈托的恨意就會下降，印尼人民反對前總統蘇哈托的統治的壓力就相應的減輕了。這樣，就達到前總統蘇哈托繼續統治印尼的目的了。以華裔作他的擋箭牌以及高壓鐵腕手段使他的獨裁統治成功地延續了32年。” 因此，說蘇哈托政權是大屠殺的謀主恐怕是不會冤枉的。
事實上，這樣的大屠殺也只有政權力量才有可能做。我們瞭解到，在屠殺和強x進行時，警察都遠遠地躲在一旁看熱鬧，消防隊也不開進現場，聽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聽任大火裡發出的撕裂心肺的慘叫。為了大屠殺順利發動，早在三、四月份時，印尼媒體就開始把矛頭指向華人，攻擊華人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暗示華人是應該對印尼經濟崩潰負責。事實上，除了極個別華人與蘇哈托集團有染以外，絕大多數的華人無非是中產階級，過著還過得去的生活而已。他們根本沒有力量促進或僅僅是推動經濟危機，這隻能是蘇哈托家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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