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是一部從女主視角出發的言情小說，然後改編成男主的影視作品。在劇中運用優秀言情劇的底層思維和邏輯框架，以達到歷史權謀正劇的效果，藉此讓觀眾更能夠接納。
儘管主線是以廢后和立新後，原皇后的無腦、尚美人和外戚勾結、太妃找來熙春、大臣圍繞廢后和立後的針鋒相對、帝王識大體選擇了大臣認可的賢后等等。
但是在這些主線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宋仁宗的治國理念，君臣之間的博弈以及北宋王朝整個歷史脈絡。
現在就給你們講講《清平樂》中皇帝與臣子們的“愛恨情仇”吧！趕緊拿好爆米花、豎起大耳朵。話不多說，讓我們一起夢迴北宋。
士大夫階層“雄起”：“一體兩面”的范仲淹和呂夷簡，肝腦塗地，保衛家國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不重蹈前朝軍閥割據的覆轍，打破貴族對於官職的壟斷，開始重文武，大力推廣科舉，後經宋太宗，宋真宗兩代的不斷改良，到了宋仁宗這一代日趨完善，迎來了豐收的季節。
用蘇軾的話說“仁宗這一代出的人才，夠三世子孫用”：
- 比如說英宗時期的韓琦，富弼；
- 神宗時期的王安石，都出自仁宗時期；
- 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火藥佔了三個；
- 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個更是被宋仁宗一口氣包員了。
當得起一句“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體兩面”的范仲淹和呂夷簡。
范仲淹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認死理的人。劉太后垂簾聽政時期，他還是個負責皇家藏書，抄抄寫寫的小官，就敢上書，讓太后還政，結果可想而知，被貶官出場。宋仁宗親政，把他叫回來，不到一年，力諫宋仁宗，阻止廢后，二次被貶；重新啟用之後，依舊沒有任何改變，上百官圖，指責宰相結黨營私，三次被貶。
古往今來，不貪汙受賄的清官很多。官場上，真正難的是“人情”二字。
不管是提拔自己入朝為官的晏殊，還是權傾朝野的宰相呂夷簡，抑或是當朝天子，只要違背了范仲淹心中的“公理”，照懟不誤。
在呂夷簡看來，是無名無實，只知道一味的炒作自己的名聲。對此，范仲淹專門寫了一篇《近名論》來為自己辯解，全文總結起來就是道家所推崇的“淡泊名利”，實則是不愛名節，明哲保身。嘴上說，做官不圖名的人，實則毫無責任感，根本不可能為國家效力。
提起士大夫精神，很多人都會想起孟子那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但是在宋代以前，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從魏晉南北朝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到隋唐時期的關隴門閥集團所把持的貴族政治，到五代時期的武人政治，讀書都很難改變命運。到了宋朝開科取士，官方開始宣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大夫們的“兼濟天下”的夢想才算是實現。
讀書人只要耐得住十年的寒窗苦，就有可能親自參與到國家的治理當中，這大大激發了讀書人的積極性，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豪情。
范仲淹兩歲沒了父親，隨母改嫁，一直過著寄人籬下，卻說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一種明確的憂國憂民的自覺意識。這除了自身品格的高潔，其實更有利於宋王朝特殊的歷史環境。用宋仁宗時期的名臣文彥博的話來說，北宋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同樣是一生經歷了“三升三降”的呂夷簡，則有著跟范仲淹完全不同的政治追求，官僚家庭出身，入仕之初，做過不少為民請命的好事。宋真宗甚至把他的名字寫在了屏風上，準備重用。
但呂夷簡在“直言”外，多了一份巧思。例如在審查宰相丁謂、宦官雷允恭私自修改皇陵時，並沒有像范仲淹一樣蠻幹。為防有變，他一邊假意逢迎，一邊暗中收集證據。直到上奏給宋仁宗以及劉太后的前一秒，丁謂還蒙在谷裡，在大殿之上，被呂夷簡一擊斃命。
在《清平樂》中，呂夷簡更多的是作為保守派，阻礙改革的大反派。但是實際上，仁宗親政不久，呂夷簡四月被貶，十月回朝，僅僅過去半年，朝政就成了一堆爛攤子，等著他收拾。
宋夏戰爭爆發後，也是呂夷簡第三次入相，來幫助宋仁宗應對危局。口號人人都會喊，我們要自由要民主，實際上自己來當這個船長，就知道到底有多難。
青壯一派，例如韓琦、歐陽修都是澶淵之盟之後出生的，屬於生活在和平年代，沒有真真切切的感受過契丹人的危險，不知道戰爭、政治為何物的理想主義者。
宋夏戰爭爆發，韓琦主張主動進攻，很快夏軍就給他老老實實的上了一課。慶曆新政之中，歐陽修的君子之黨的理論“出道”，皇帝臣子不可結黨，威脅皇權的逆鱗被改革敲響喪鐘。
反觀范仲淹和呂夷簡在宋夏戰爭中，呂夷簡再次入相，推薦范仲淹“任經略西事”，范仲淹也深知呂夷簡在朝中坐鎮，才能放心的投入戰事，主動休書，消解往日舊仇，二人冰釋前嫌，成就了一段佳話。
等到了慶曆新政時期，呂夷簡退休，范仲淹上位主持大局，他才知道宰相究竟有多不容易。
改革是一場“燒錢”的遊戲：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
不管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還是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都離不開一個字：錢。
宋仁宗在位時期，國家要養著120萬的軍隊。而到了神宗時期，軍費開支已經佔到了國家預算的80%，表面繁榮，實則國庫空虛，宋夏戰爭徹底掀開了這一塊“遮羞布
”。
范仲淹的十項改革舉措，說到底就是“開源節流“，積貧積弱。積貧在前；積弱在後。即使是宋朝重用武官，能夠打贏一兩場戰役，但是長久以來沒有錢，後勤補給跟不上也無法贏下戰爭。
這是為什麼感覺宋朝的歷史中，稍微有點勝利的“苗頭”，就趕緊給人家說和，本質是打不起；而新興的士大夫階級也沒有比原先的貴族好到哪裡去。
土地兼併問題嚴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奢侈、腐敗成風，地方官員成天變著法子的偷稅漏稅，加重了國家的財政危機。
范仲淹新政的核心其實是：整頓吏治。
某公司如果突然空降一個高管，說公司現在人浮於事的情況很嚴重；為了公司每年創收，我們要開展績效考核，搞末位淘汰制，裁員50%。並且你們手底下的項目嚴格審計，把你們以前的優勢通通給我炸出來。突然來了這麼一幫貨，你恨不恨他嗎？范仲淹乾的就是這個事。
更要命的是：精貢舉。
簡單來說，縮減官員的錄取名額，等於是站在了天下讀書人的對立面。“范仲淹們”搞錯了一件事，改革從來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以為靠著皇上的支持，就能為所欲為，太天真了。
既不想辦法團結官員隊伍，也不想著與民讓利，讓人民看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就想著揮舞“道德大旗”是行不通的。
站在宋仁宗的角度，朝堂之上分為兩派；內部打成一團，新政效果沒看見，反倒是改革派勾勾搭搭，把重要的崗位都換成了自己人，改革趕緊叫停也在情理之中。
有意思的是，銳意改革的一群人歐陽修、富弼，到了王安石變法之時，又成了頑固保守的反對派，不知道是歷盡滄桑，有了不同的體悟，還是轉過來，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時，感到了“肉痛”。
慶曆新政的結束。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夏朝和遼朝關係破裂，並防止腹背受敵，夏朝和宋朝議和，元昊以西夏國主的名義向宋稱臣，宋則每年“歲賜西夏銀、採”。
宋朝的燃眉之急已解，自不必再有什麼大的變革。此後宋仁宗的執政歲月裡，天下無事，天地一團和氣。
在宋仁宗的晚年，在歐陽修的主持下，掀起了一場“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在他的主持下，這一年的進士及第的人可以說是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的蘇軾、蘇曾鞏，程朱理學的二程的“程顥”，王安石變法的“二號人物”呂惠卿，以及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這些人都榜上有名，標誌北宋文化達到了頂峰。同時也為北宋的衰敗埋下伏筆，拉開了北宋黨爭的序幕。
只不過，宋仁宗已經看不見了。
文曲星：真假包拯，差別很大；武曲星：狄青卻被人猜忌
宋仁宗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兩個人：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
水滸傳中寫道：“仁宗是赤腳大仙下凡，出生之時，哭鬧不止；同事太白金星在耳邊說，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仁宗這才停止了啼哭，安心做皇帝”。
“包青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過很可惜什麼狗頭鍘、龍頭鍘大部分都是民間的戲說。
可以這麼說，“包青天”的故事是假的，真的包拯任開封府知府，滿打滿算只有一年半，期間並沒有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案。而他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彈劾過的人中地位最高的也就是張貴妃伯父張堯佐，最多的也就是跟皇上理論的時候，再往皇上臉上噴了點“唾沫
”。不過，從包拯受追捧，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平民心中反腐敗反貪官汙吏要比范仲淹們的改革綱領重要的多，人們渴望清官、膜拜清官，可能恰恰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去尋找。
如果說包拯是應時代需求被神話，那狄青就是生不逢時，在西夏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狄青被宋仁宗任命為樞密使，這本是給武官的至高榮耀，卻成了噩夢的開始，毀掉一個人需要真憑實據嗎？
不，你只需要在人心中，種下一顆名為猜忌的種子。
樞密使，簡單來說是負責軍政的最高機關。
宋朝以文替武，這崗位一直由文官擔任，打破傳統的狄青，自然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圍攻。狄青祭祖燒紙，被他們說是怪光沖天、妄想成龍；開封暴雨，被說成是狄青招來的天譴；讀書人罵他笑他，原先捧他當大英雄的老百姓，也開始視他為水災的瘟神。相信他的宋仁宗，也被文彥博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嗎？”搞得疑心大作。
岳飛死時，還要往腦袋上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結果到了狄青，就是一句“無他，朝廷疑你”。狄青死了，所有人都是兇手，但所有人都不認為自己有錯，錯的是制度是文化、是時代。
如果說歷史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不要用簡單的善惡，去看待世界正義和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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