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是一部从女主视角出发的言情小说，然后改编成男主的影视作品。在剧中运用优秀言情剧的底层思维和逻辑框架，以达到历史权谋正剧的效果，借此让观众更能够接纳。
尽管主线是以废后和立新后，原皇后的无脑、尚美人和外戚勾结、太妃找来熙春、大臣围绕废后和立后的针锋相对、帝王识大体选择了大臣认可的贤后等等。
但是在这些主线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宋仁宗的治国理念，君臣之间的博弈以及北宋王朝整个历史脉络。
现在就给你们讲讲《清平乐》中皇帝与臣子们的“爱恨情仇”吧！赶紧拿好爆米花、竖起大耳朵。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梦回北宋。
士大夫阶层“雄起”：“一体两面”的范仲淹和吕夷简，肝脑涂地，保卫家国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不重蹈前朝军阀割据的覆辙，打破贵族对于官职的垄断，开始重文武，大力推广科举，后经宋太宗，宋真宗两代的不断改良，到了宋仁宗这一代日趋完善，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用苏轼的话说“仁宗这一代出的人才，够三世子孙用”：
- 比如说英宗时期的韩琦，富弼；
- 神宗时期的王安石，都出自仁宗时期；
- 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占了三个；
- 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个更是被宋仁宗一口气包员了。
当得起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体两面”的范仲淹和吕夷简。
范仲淹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他还是个负责皇家藏书，抄抄写写的小官，就敢上书，让太后还政，结果可想而知，被贬官出场。宋仁宗亲政，把他叫回来，不到一年，力谏宋仁宗，阻止废后，二次被贬；重新启用之后，依旧没有任何改变，上百官图，指责宰相结党营私，三次被贬。
古往今来，不贪污受贿的清官很多。官场上，真正难的是“人情”二字。
不管是提拔自己入朝为官的晏殊，还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夷简，抑或是当朝天子，只要违背了范仲淹心中的“公理”，照怼不误。
在吕夷简看来，是无名无实，只知道一味的炒作自己的名声。对此，范仲淹专门写了一篇《近名论》来为自己辩解，全文总结起来就是道家所推崇的“淡泊名利”，实则是不爱名节，明哲保身。嘴上说，做官不图名的人，实则毫无责任感，根本不可能为国家效力。
提起士大夫精神，很多人都会想起孟子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但是在宋代以前，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到隋唐时期的关陇门阀集团所把持的贵族政治，到五代时期的武人政治，读书都很难改变命运。到了宋朝开科取士，官方开始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大夫们的“兼济天下”的梦想才算是实现。
读书人只要耐得住十年的寒窗苦，就有可能亲自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这大大激发了读书人的积极性，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豪情。
范仲淹两岁没了父亲，随母改嫁，一直过着寄人篱下，却说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明确的忧国忧民的自觉意识。这除了自身品格的高洁，其实更有利于宋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用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文彦博的话来说，北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同样是一生经历了“三升三降”的吕夷简，则有着跟范仲淹完全不同的政治追求，官僚家庭出身，入仕之初，做过不少为民请命的好事。宋真宗甚至把他的名字写在了屏风上，准备重用。
但吕夷简在“直言”外，多了一份巧思。例如在审查宰相丁谓、宦官雷允恭私自修改皇陵时，并没有像范仲淹一样蛮干。为防有变，他一边假意逢迎，一边暗中收集证据。直到上奏给宋仁宗以及刘太后的前一秒，丁谓还蒙在谷里，在大殿之上，被吕夷简一击毙命。
在《清平乐》中，吕夷简更多的是作为保守派，阻碍改革的大反派。但是实际上，仁宗亲政不久，吕夷简四月被贬，十月回朝，仅仅过去半年，朝政就成了一堆烂摊子，等着他收拾。
宋夏战争爆发后，也是吕夷简第三次入相，来帮助宋仁宗应对危局。口号人人都会喊，我们要自由要民主，实际上自己来当这个船长，就知道到底有多难。
青壮一派，例如韩琦、欧阳修都是澶渊之盟之后出生的，属于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过契丹人的危险，不知道战争、政治为何物的理想主义者。
宋夏战争爆发，韩琦主张主动进攻，很快夏军就给他老老实实的上了一课。庆历新政之中，欧阳修的君子之党的理论“出道”，皇帝臣子不可结党，威胁皇权的逆鳞被改革敲响丧钟。
反观范仲淹和吕夷简在宋夏战争中，吕夷简再次入相，推荐范仲淹“任经略西事”，范仲淹也深知吕夷简在朝中坐镇，才能放心的投入战事，主动休书，消解往日旧仇，二人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佳话。
等到了庆历新政时期，吕夷简退休，范仲淹上位主持大局，他才知道宰相究竟有多不容易。
改革是一场“烧钱”的游戏：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不管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还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宋仁宗在位时期，国家要养着120万的军队。而到了神宗时期，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国家预算的80%，表面繁荣，实则国库空虚，宋夏战争彻底掀开了这一块“遮羞布
”。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举措，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积贫积弱。积贫在前；积弱在后。即使是宋朝重用武官，能够打赢一两场战役，但是长久以来没有钱，后勤补给跟不上也无法赢下战争。
这是为什么感觉宋朝的历史中，稍微有点胜利的“苗头”，就赶紧给人家说和，本质是打不起；而新兴的士大夫阶级也没有比原先的贵族好到哪里去。
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奢侈、腐败成风，地方官员成天变着法子的偷税漏税，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范仲淹新政的核心其实是：整顿吏治。
某公司如果突然空降一个高管，说公司现在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为了公司每年创收，我们要开展绩效考核，搞末位淘汰制，裁员50%。并且你们手底下的项目严格审计，把你们以前的优势通通给我炸出来。突然来了这么一帮货，你恨不恨他吗？范仲淹干的就是这个事。
更要命的是：精贡举。
简单来说，缩减官员的录取名额，等于是站在了天下读书人的对立面。“范仲淹们”搞错了一件事，改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以为靠着皇上的支持，就能为所欲为，太天真了。
既不想办法团结官员队伍，也不想着与民让利，让人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想着挥舞“道德大旗”是行不通的。
站在宋仁宗的角度，朝堂之上分为两派；内部打成一团，新政效果没看见，反倒是改革派勾勾搭搭，把重要的岗位都换成了自己人，改革赶紧叫停也在情理之中。
有意思的是，锐意改革的一群人欧阳修、富弼，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又成了顽固保守的反对派，不知道是历尽沧桑，有了不同的体悟，还是转过来，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时，感到了“肉痛”。
庆历新政的结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夏朝和辽朝关系破裂，并防止腹背受敌，夏朝和宋朝议和，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宋则每年“岁赐西夏银、采”。
宋朝的燃眉之急已解，自不必再有什么大的变革。此后宋仁宗的执政岁月里，天下无事，天地一团和气。
在宋仁宗的晚年，在欧阳修的主持下，掀起了一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在他的主持下，这一年的进士及第的人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曾巩，程朱理学的二程的“程颢”，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以及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这些人都榜上有名，标志北宋文化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为北宋的衰败埋下伏笔，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
只不过，宋仁宗已经看不见了。
文曲星：真假包拯，差别很大；武曲星：狄青却被人猜忌
宋仁宗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
水浒传中写道：“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出生之时，哭闹不止；同事太白金星在耳边说，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仁宗这才停止了啼哭，安心做皇帝”。
“包青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很可惜什么狗头铡、龙头铡大部分都是民间的戏说。
可以这么说，“包青天”的故事是假的，真的包拯任开封府知府，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半，期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案。而他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弹劾过的人中地位最高的也就是张贵妃伯父张尧佐，最多的也就是跟皇上理论的时候，再往皇上脸上喷了点“唾沫
”。不过，从包拯受追捧，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平民心中反腐败反贪官污吏要比范仲淹们的改革纲领重要的多，人们渴望清官、膜拜清官，可能恰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去寻找。
如果说包拯是应时代需求被神话，那狄青就是生不逢时，在西夏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狄青被宋仁宗任命为枢密使，这本是给武官的至高荣耀，却成了噩梦的开始，毁掉一个人需要真凭实据吗？
不，你只需要在人心中，种下一颗名为猜忌的种子。
枢密使，简单来说是负责军政的最高机关。
宋朝以文替武，这岗位一直由文官担任，打破传统的狄青，自然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围攻。狄青祭祖烧纸，被他们说是怪光冲天、妄想成龙；开封暴雨，被说成是狄青招来的天谴；读书人骂他笑他，原先捧他当大英雄的老百姓，也开始视他为水灾的瘟神。相信他的宋仁宗，也被文彦博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吗？”搞得疑心大作。
岳飞死时，还要往脑袋上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到了狄青，就是一句“无他，朝廷疑你”。狄青死了，所有人都是凶手，但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有错，错的是制度是文化、是时代。
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不要用简单的善恶，去看待世界正义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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