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
美國《西雅圖時報》曾這樣評論一部中國小說：能塑造一個既能反映一代人、又代表一個民族的靈魂的人物，堪稱是一個罕見的文學成就。
《時代週刊》也曾刊文評價：中國過去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
這本書，就是出版於1993年的《活著》。
其實在閱讀100部20世紀中國小說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一個世紀的文學，有沒有一個總標題？
我之前覺得可以是魯迅的《藥》，因為我覺得近代、現代小說都假定中國生病了，希望文學是一種“藥”。
後來我又覺得是銷量千萬的《家》。因為中國人的故事大部分都發生在家裡，圍繞著家的範圍，同時也是圍繞著家的人倫關係。
到了當代，我覺得《平凡的世界》也不錯，考慮到這個作品有廣泛的影響。
但是到了今天，我想還是以《活著》作為20世紀中國小說的總標題。
從理論上講，文學是人學，但是晚清定義的主要是“人倫”，五四描寫的是“人生”，延安以後寫“人民”，而當代文學又再一次回到了“人生”
1.
60後作家
我一向不主張以70後、80後、90後來劃分作家群體，但是餘華這個1960年很有意思。
80年代後期，文壇有些作家被稱之為先鋒派，包括蘇童、格非、孫甘露等等，餘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1960年生，就是60後作家，的確跟那一批85年前後出名的50後作家很不一樣。
餘華寫作之前在浙江做了幾年牙醫，不像莫言、賈平凹、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那批人，在寫作之前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影響終生青春記憶的農村苦難歷程。
所以莫言的創作老是記住他兒時的飢餓痛苦，張承志必須堅守紅衛兵理想主義，史鐵生幾乎是用殘缺的生命在做文學，知青題材、農村生活是阿城一輩子的創作源泉。相比之下，餘華更接近於職業小說家。
與他齊名，但年長几歲的這一批作家，他們的寫作好像是生命註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麼寫。而餘華好像有更多選擇，他有更多技巧、風格、匠心的考量，所以他能寫幾種很不一樣的小說。
從早年殘酷拷打人性暴力的先鋒派探索《現實一種》，到以展覽中國古代酷刑來描寫“文革”造成的“新狂人日記”的《一九八六年》；從同情底層民眾的寫實轉向——《許三觀賣血記》，到將“文革”與“文革”後兩個時代對比的《兄弟》。
但是在餘華不同階段、不同方向的小說實驗中，《活著》從影響和銷量來看是最成功的一部。
從題材上，這部小說描述了福貴一家人歷經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自然災害、“文革”和改革開放整整六個歷史階段。這六個歷史階段都存在於我們過去半年讀過的這幾十部小說裡。
從《小二黑結婚》《財主底兒女們》《圍城》開始，整個當代文學一直都在講這六個階段的中國故事。
所以我不得不承認，《活著》好像是一部幾十年當代小說的精簡縮寫本，將我們讀過的那麼多傑出的中國小說簡明扼要地再說一遍。
2.
“他是那種能夠看到自己過去模樣的人”
《活著》的敘事方法是兩個“我”：一個是下鄉採風的文青，另外一個是向這個文青講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農民。文青當然代表了對老農民的一種觀照和感慨，但是他很少打斷，也很少議論。
在解放前，或者說舊社會，福貴是一個地主的敗家子，家有百多畝地，而福貴只熱衷於嫖和賭。
“這個嫖和賭，就像是胳膊和肩膀連在一起，怎麼都分不開。後來我更喜歡賭博了，嫖妓只是為了輕鬆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樣，說白了就是撒尿。
賭博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又痛快又緊張，特別是那個緊張，有一股叫我說不出來的舒坦。”
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作家在小心地尋找一種農民能夠說的文藝腔，比如“撒尿”這個詞比較農民，“又痛快又緊張”，就稍稍有點文藝。
作為地主兒子，福貴顯然不像路翎筆下的“財主底兒女們”那樣在時代大潮當中掙扎沉浮；也不像後來《古船》描寫的抱朴一樣，受很多迫害，還苦讀《共產黨宣言》。
福貴的腐敗少爺形象，我們熟悉，想想左聯文學的《官官的補品》，也是第一人稱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惡行，說明這是作家餘華比較陌生的一個歷史階段。
就像同時期的王安憶在《長恨歌》裡寫舊上海選美一樣，他們主要是依靠第二手的文本材料，也就是依靠批判民國的左翼文學去想象，但這也大致符合後來幾十年多數中國人對萬惡舊社會的公眾想象。
餘華的這個舊社會的故事，和吳組緗、蕭紅、茅盾他們的左聯文學基本上吻合。除了賢妻家珍，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
開頭，聽故事的文青“我”就加了一段議論：
“在後來的日子裡，我確實遇到了許多像福貴那樣的老人，他們穿得和福貴一樣的衣褲，褲襠都快耷拉到膝蓋了。他們臉上的皺紋裡積滿了陽光和泥土，他們向我微笑時，我看到空洞的嘴裡牙齒所剩無幾。
他們時常流出混濁的眼淚，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時常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麼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淚流而出，然後舉起和鄉間泥路一樣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淚，如同彈去身上的稻草。”
現實當中，福貴也就是“福貴們”中間的一個。所以餘華一直說他要寫一種真實，他說我的真實不是生活裡的真實，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
餘華又寫到了福貴的特別：“他是那種能夠看到自己過去模樣的人。”
這句話很精闢，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所讀的大部分傑出的當代小說，都是希望中國人能夠看到自己過去的模樣。
3.
福貴一家的悲慘生活：多厄運，少惡行
世事難料是《活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沒落後的福貴種著土改分來的五畝地，帶著賢惠妻子家珍、聾啞女兒和小兒子有慶，如何開始他的“創業史”？又如何走向50年代新生活？
地主兒子福貴賭光了家產，撿回了兩次命：第一次是在戰場上沒被打死，第二次是贏錢的賭棍當了地主被槍斃了，福貴一家人開始了窮人的新生活。
大概在50年代中期，正當梁生寶要帶著貧苦農戶走向金光大道的時候，福貴一家的生活出現了實際的困難。這個曾經嫖賭成性的地主少爺很快變成了頭髮花白的勞苦農民。
為了省錢讓兒子讀書，福貴跟家珍商量，想把女兒鳳霞送人。小說裡將鳳霞送人時，女兒的眼淚在臉上嘩嘩地流。
到了別人家，鳳霞要伺候兩個老人。這邊，小傢伙有慶也不幹了，他說：“我不上學，我要姐姐。”福貴就打，打得兒子上學以後，屁股都沒法坐在椅子上了。
過了幾個月，女兒鳳霞跑回來，福貴還是要送她回去。
“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裡難受，我不讓自己去看鳳霞，一直往前走，走著走著天黑了，風颼颼地吹在我臉上，又灌到脖子裡去。鳳霞雙手捏住我的袖管，一點聲音也沒有。”
因為她走路腳痛了，福貴又揉揉女兒的腳，最後就背起女兒走。
“看看離那戶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燈下把鳳霞放下來，把她看了又看，鳳霞是個好孩子，到了那時候也沒哭，只是睜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臉，她也伸過手來摸我的臉。”
這裡可以看到，敘事簡單，像老農，又有戲劇性。在樸素和煽情之間的分寸，餘華很能把握。
《活著》就是由幾十個這樣的用敘事來抒情的細節連貫而成——
回到家裡，家珍看到我們怔住了，我說：“就是全家餓死，也不送鳳霞回去。”
在中國人的宗教裡，“活著”從來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小說的第三個階段是人民公社。五畝地歸公，鄉親們都吃共產主義食堂。
這時的餘華其實還沒出生，他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來描寫“大躍進”。但是《活著》這時就和《創業史》分道揚鑣了。
餘華寫“大躍進”，基本和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張煒的《古船》一個基調，但是沒有《古船》那麼誇張、荒誕，因為他要保持福貴的麻木和無知的狀態。
同樣寫“大躍進”的瘋狂和後來的災難，餘華是寫荒誕。不議論，多細節，少背景，不尋原因。這大概也是《活著》在寫了那麼多災難之後，今天還可以成為暢銷書的原因。
“大躍進”階段，任勞任怨的家珍病了，軟骨病。所以小說寫：“看著家珍瘦得都沒肉的臉，我想她嫁給我後沒過上一天好日子。”
沒過多久，飢餓的浪潮來了，小說悄悄地轉入了第四個歷史時期——“三年自然災害”。
當然，“自然災害”是一個習慣性說法，至於災害裡有多少是天災，多少是人為的災禍，就不是《活著》要直接回答的問題了。
從福貴父子賣羊換米起，《活著》就越來越迴歸到五四文學的“人生”這個主題了。人首先是要“生”。
換了幾十斤小米，不到三個月又吃完了，之後就挖野菜。挖地瓜的時候，就跟一個平常不壞的王四打起來，差點出人命。人為了一個地瓜，能冒著死的風險。
山窮水盡的時候，家珍生病了也硬撐著進城，從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帶回來。但是一煮粥，煙囪冒煙，村民都看見，餓極了的隊長也上來要分上一口。
從公社到“自然災害”，農民無窮無盡地受苦，但是小說裡沒有一個壞人——多厄運，少惡行。
4.
悲慘年代的善良家人：
多美德，少英雄
再進一步說就是小說的第三層主題了：多美德，少英雄。
餘華被人稱為先鋒派作家，早期的《現實一種》裡的人性解剖真的寫得很殘酷。但實際上，這一輩作家當中，餘華最擅長寫老百姓的善良美德。
福貴的妻子家珍就是一個這樣的好人。
很多人可能並不相信百分之百的好人，婚姻、愛情更難有純粹的高尚，但《活著》裡的家珍，她不僅是個好人，而且幾乎令人相信這樣的好人真的存在。
小說開始時，她跪求敗家子戒賭，被打耳光也不怨恨，幾乎是聖人的境界。之後丈夫失蹤，被抓了壯丁，幾年裡，她獨自帶大兒女，多少艱辛。
後來女兒聾啞，被人欺，兒子養羊，又歸公。一會兒煮鋼鐵，一會兒挖野菜。就像福貴自己說過的，她本來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後，沒有一天好日子，可是從來不抱怨。
到“三年自然災害”，家珍病倒了，但還是要去掙工分，還到孃家去求救，最後摔倒，起不來了。福貴說：“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種時候也不叫一聲苦。”
她還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給兒女做衣服。衣服沒有做成，家珍連針都拿不起了，她說：
“我死後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結，我到了陰間解不開，拿一塊乾淨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本來覺得這已經是非常慘的臨終之言了，可是最近看到意大利新聞，有很多人進了棺材，家人連面都見不到，真是世事難料。
在《活著》這本小說裡，在家珍身上，讀者幾乎找不到缺點。
照理說，這樣寫人物不大能夠令人信服。餘華，或者說福貴，就是用很多世事難料的細節，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讀者期待。
某一天，有慶學校的校長，他是縣長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師就集中學生在操場上要他們去獻血。學生們很踴躍，跑去醫院，有慶也被抽血了。
抽一點血就抽一點，醫院裡的人為了救縣長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兒子的血就不停了。抽著抽著有慶的臉就白了，他還硬挺著不說，後來連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著說：
“我頭暈。”
抽血的人對他說：“抽血都頭暈。”
結果有慶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醫生才發現心跳都沒了。
大概是多年後的回述，老漢也沒有加多少感慨用語，只說他找到醫院去，找來找去總算找到一個醫生，問清了名字，醫生說：你有幾個兒子？然後說：“你為什麼只生一個兒子？”
不僅老婆家珍，兒子有慶也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善良至極的人物。
我們剛才說《活著》一直只述厄運，不查原因，只見苦難，不見惡人。這裡突然出現了一個坑害百姓的符號——縣長和縣長女人。
突然間，幹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有點問責了？
正當福貴怒火朝天的時候，找到了縣長。結果發現縣長是當年一起在戰壕裡的小戰士春生。
這一下子，淡化了本該激化的民眾和政府的矛盾、官民的衝突。
既然是當年共生死的戰友，小說寫他們回憶起了往事：
說著我們兩個人都笑了，笑著笑著我想起了死去的兒子，我抹著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說：“春生，我兒子死了，我只有一個兒子。”
春生嘆口氣說：“怎麼會是你的兒子？”
“春生，你欠了我一條命，你下輩子再還給我吧。”
這種細節，一個連一個，多而且慘。敘事節奏推進得很快，所以人物性格雖然刻畫得不太完美，人們還是很容易被感動。
接下來寫福貴揹著兒子的屍體回村莊，在父母墳頭埋了。他想瞞家珍，但瞞不了。所以就揹著老婆去上墳。回家的路上，家珍哭著說：“有慶不會在這條路上跑來了。”我們知道他之前不穿鞋子地跑步。
福貴說：“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裡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有次我請餘華到我的大學做講座，他特別提到了最後這句話。他說把月光寫成像是灑滿了鹽，是經過反覆推敲的。
怎麼讓一個農民在這樣極度悲傷的情況下寫月亮呢？古今中外，寫月光千萬種，說它像鹽，真是很特別了——要寫出農民心理，又要讓作家抒情。
5.
活著，2020
我們說過《活著》的一個情節框架就是世事難料。
從福貴的父親、龍二到有慶，再到鳳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貴眼看著跟他生命有關係的人七八個先後死去。
“八死一生”，老人最後買了一頭牛，孤苦伶仃地活著。
回顧一下：這部小說為什麼持久暢銷？《活著》到底怎麼樣簡化縮寫了當代文學幾十部作品中的中國故事？而《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活著》的情節，第一特點是多厄運，少惡人。
小說的確寫了一個家庭經歷了內戰、土改、“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和包產到戶各個歷史階段，他一家人受的苦難，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說都還要多。
但是作家並不特別強調這些苦難的社會背景，也沒有突出的壞人惡行。這叫“多荒誕，少議論，多細節，少分析，多流淚，少問責”。
所以苦難就等同於厄運，好像充滿了偶然性。
這樣一來，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苦難就和社會、政治、歷史的背景拉開了距離。所以這部小說是可以承受的沉重宣洩，但又不直接關乎體制。
第二，《活著》的特點是讚美德，無英雄。像家珍、有慶、鳳霞，甚至苦根，福貴身邊的家人、窮人，全都是道德完美、善良無暇。
說得再主旋律一點，就是厄運不斷，仍然心靈美。他們道德高尚，但他們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們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說到底，餘華的《活著》最受歡迎的關鍵兩點，就是厄運和美德。
中國人對貧窮、苦難有太多的記憶，對人倫的美德又有太多的期盼。
雖然沒有誰的家裡真的連遭那麼多厄運，但是誰的家裡在這幾十年風雨中，都可能會經受各種災禍病難。誰都需要咬咬牙，抓住親人的手活著。
從農民角度看共和國史，雖然很多災禍、很多危難，但是家人沒有背叛，道德沒有崩潰。凡是人民自覺而且持久喜歡的作品，總有它的能量。
從藝術上來講，我們說《活著》是對很多其他小說的成功簡化。
“世事難料”，在《活著》裡面，本來只是將苦難偶然化的一個情節手段，沒想到到了2020年再讀，“世事難料”就成了世界命題了。
誰也想不到“活著”這個主題超出了中國故事的範圍，這也真的是“世事難料”。現在世界範圍內，人們也盼望只有厄運，沒有惡行；只有美德，沒有英雄。
內容摘編自許子東主講節目《20世紀中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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