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醫大師李濟仁和夫人國家級非遺傳人張舜華
新安醫學是祖國醫學史上的一個具有特色的醫學流派，而且形成了具有重要影響的醫學文化現象。
新安是“徽州府”(轄歙、黟、休寧、績溪、祁門、婺源六縣)的古稱。因境內有新安江、新安山而得名。據不完全統計，自宋代至新中國建立前，“徽州府”醫家有900多人，醫籍有800多種。醫家之眾，醫籍之多，影響之大，在各地區（州府）的醫學文化中，堪稱第一。
新安醫學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重人才，二是重教育，三是重經濟。也有人把它歸納為程朱理學、徽商經濟、民俗民風。但個人認為新安醫學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經濟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我僅從文化原因上作一探討。
1、徽州儒家精神文化的影響
精神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人類創造活動的動力。
我認為，古徽州的精神文化的特徵是儒家倫理文化。
古徽州被稱為“儒教聖地”，那是因為徽州不僅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宋明理學的發祥地，而且還是理學思想影響最深的試驗地。
新安醫學充分體現了儒學、儒教的精神。儒家有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及“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新安醫家是典型的儒醫，他們或先儒後醫，醫而好儒，或儒而兼醫，亦儒亦醫。
2、徽州宗法制度文化的影響
徽州自然環境相對封閉、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民間民俗濃郁穩定。 尤其是聚族而居，維護了徽州儒教宗法制度。徽州至今還完好地保存了儒教活動的建築、場所、儒教宗法制度的文物、文獻。徽州祠堂林立（包括全國僅存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各種忠孝節義的牌坊）、特有的民居建築、村落水口布局……這些都是徽州儒教文化的反映。建祠堂，修族譜，立族規，建族墳，祭掃族墓，這些都是儒教的禮儀活動，體現了儒教重血緣、重宗法、以家庭為本位、以孝悌為基礎的宗教精神。徽州重視儒教禮俗教育。現存還有很多禮俗是儒教的活標本。徽州人充分體現了儒教的精神。
聚族而居是宗族所特有的一種生存方式。徽州宗族制度、宗法觀念是醫家家族鏈穩固和發達的土壤。從而促成了新安醫學以家族為紐帶的世醫傳承方式。宗法制首要的原則就是尊祖，因而子承父業，把祖先積累的臨證經驗和筆記繼承下來不致失傳，並示於後世，是子孫的義務與孝情。宗法制度文化保持了新安醫學家族傳承醫的長期穩定，有效地防止了中醫學術的失傳。
3、徽商經濟文化的影響
繁榮的徽商經濟是新安醫學形成的經濟基礎。
徽商經濟文化對新安醫學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
唐以後，徽州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商業活動漸趨活躍。明成化至清道光時期，是徽商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徽商是中國古代社會兩大商業派系之一。徽商積累了大量的的財富，為徽州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他們大力支持發展故土的教育事業，栽培了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
在古代重本抑末的封建社會里， 商業是被輕視、不入流的職業，商人地位不高。雖然經商在徽州蔚然成風，但是人們仍然深受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這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徽商經濟文化。很多商人本身就是讀書人，因為考試不第或者家境貧寒才轉而經商，因此他們牢記自己所受的儒學教育，以儒家倫理指導自己的行為。徽州人歷來有尊儒重教的傳統，徽商們用雄厚的經濟實力助學助教，同時也推動了新安醫學才發展和繁榮。
新安醫家在積累臨床經驗，探研中醫學術的過程中，敢於突破，大膽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見解，如：汪機“固本培元”說、“營衛一氣論”、“新感溫病”說;孫一奎“動氣命門”說、“脹滿火衰論”;方有執“錯簡重訂” 說;吳澄“理脾陰”說;餘淙“熱能化溼”說;鄭梅澗“養陰清肺說”;程國彭“八綱辨證”、“醫門八法”等，在中醫學術史上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固本培元”實際上就是呵護而激發人體自組織、自康復能力，這一根本思想對現代醫學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固本培元”學派的鼻祖當屬汪機，其源流可上溯到朱丹溪和李東垣的學說，從其後者有汪副護、黃古潭、孫一奎、吳正倫等。方有執開“錯簡重訂”之先河，隨其後者有喻嘉言、張璐，及新安本地的程應旄、鄭重光等眾多醫家，其中程應旄、鄭重光分別著有《傷寒論後條辨》及《傷寒論條辨續注》，與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合稱為“新安傷寒三條辨”，學術影響至今不衰。
“養陰清潤”派亦負盛名，為清代名醫鄭梅澗所創，成為新安鄭氏喉科世家一重要學術特色，影響極大。江南醫家用藥多以輕靈取勝，最具代表的人物為時方家葉天士，其父葉朝採、祖父葉紫帆皆為新安名醫，後遷徙蘇州。他如程國彭、程芝田、葉馨谷等皆為“輕靈派”的代表，影響直到現今，成為江南中醫辨證遣藥的一大特色。“理脾陰”學說亦可謂新安醫家的創新，首倡者為清代著名醫家吳澄，其代表著作《不居集》首創“外損”概念，大大豐富了中醫虛損理論的內容。
痰瘀相關學說、絡病學理論，還有近兩年提倡的“治未病”學說，世人多誤以為當世之新說。其實，有關痰瘀互結，明代新安醫家孫一奎已在其醫療實踐中觀察到了瘀阻氣滯而生痰的現象，並從理論上對這一現象作了精闢的說明;有關絡病學說，清代葉天士早在其《臨床證指南醫案》中就有記載;至於“治未病”理論，新安醫家在《黃帝內經》基礎上也多有實踐和發揮。
歙縣黃氏婦科是徽州延續時間最長的醫學世家，始於南宋，至今已歷時800餘年，傳至第25代. 始祖黃孝通，精於婦科，孝宗朝（1163-1189）御賜“醫博”。第14代黃鼎鉉，幼名時遇，字百遂，號渭濱，改名公玉。約生於明萬曆間，卒於清順治初。明崇禎時，皇貴妃田姝患血崩，京醫罔效，御史葉高標薦其術，奉旨入京，一劑而效，再服而安，逾月病體痊可，皇親挽留不允，乃設席宴之，相國方逢年陪宴，令逢年書“醫震宏都”匾額賜之，醫名更噪.第17代黃予石（1650-1737），字允升。擅岐黃術，尤精婦科，名震江、浙諸邑，有“醫博世家”之稱。著有《婦科衣缽》家傳，另有《婦科秘要》《臨證驗案》惜已佚。第24代黃從周（1910-1976），字文貴，號叢菊主人。幼承庭訓，隨父竹泉公習岐黃，未甫弱冠即懸壺應診。
自宋元伊始，新安醫學就全方位地繼承和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涉及的學科至為廣泛，所有門類無所不及，繼承之中多有創新，普及之中更有提高，有基礎理論，有方藥臨床，有整理考校，有註釋闡發，充分體現了中醫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可以說，新安醫學的興起與 發展是中醫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典型縮影和代表，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黃氏婦科第二十五代傳人黃孝周和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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