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功煥:現在不是談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明確的“解封”路線圖

楊功煥正在 “震中” 紐約。她是在 3 月 28 日抵達紐約的,如今正在按照當地規定居家隔離。

毫無疑問,作為中國疾控中心前副主任,楊功煥對紐約的疫情發展尤其敏感,對美國的抗疫舉措及其對中國下一步抗疫的啟示有了更多的思考。

楊功煥說,這次疫情就像 1918 年西班牙大流行那樣,它不僅僅只影響健康與經濟,甚至會影響整個國際格局。“我覺得一兩年之內,恐怕我們的生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直到疫苗出來。”

她還表示,現在也不是給哪個國家打分的時候,“真正的要打分評定可能要到兩三年以後,並且這個評定不是去說誰好誰壞,而是總結經驗為應對新的傳染病做準備。”

在接受 DeepTech 採訪時,她力圖為國內媒體很容易誤解的群體免疫糾偏,表示群體免疫只是一個概念,並非具體的抗疫舉措。她提出,面對嚴峻的國際疫情局勢,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中國需要加強國際合作,需要制定一份精細的、有準備的中國 “解封” 路線圖。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為何紐約疫情如此嚴重?

DeepTech:紐約現在的封鎖狀況是怎樣的,民眾還能自由出去嗎?

楊功煥:從現在規定來看沒有封,因為州長反對三州(紐約、新澤西和康州)之間進行封鎖,但很多的商業娛樂設施和學校都關閉了。

公共汽車還在運行,地鐵減了班次,也有人抱怨說,比如說地鐵減少班次後更加擁擠了,還有人曬出了地鐵擁擠的照片。

我也看到報道說,持有紐約駕照的人或者駕駛紐約車牌出去到了其他州,可能會隔離 14 天,這是因為各個州的自主權很大,很多政策是當地自己制定的。

DeepTech:據你觀察,紐約抗疫的表現是怎樣的?跟中國有什麼比較嗎?

楊功煥:紐約的朋友在微信群裡表現出來都還是比較淡定的。

前幾天一些醫院已經人滿為患,出現了一天病死多達十幾個人的情況。紐約州州長在新聞發佈會上大聲疾呼,稱在未來多少天內醫療資源就要枯竭,希望美國各地來支援。

美國的胸科學會也在請求各地的重症科醫生來支援紐約,全美大概有 6 萬多醫生、護士(其中很多是退休的)過來支援了。基地位於紐約的廉價航空公司捷藍航空(JetBlue Airways)也在免費把這些醫生送到紐約來。此外,包括加州、華盛頓州的市長或州長也都講話,說要把現在還用不上的呼吸機送給紐約。

DeepTech:周圍的紐約民眾佩戴口罩嗎?

楊功煥:現在美國不少人在佩戴口罩,但也有一些地方的人不戴口罩,華人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戴口罩的。

對於這一點我自己也很納悶。這邊的一些朋友問我為什麼要戴口罩,我也查了以前的研究,2009 年 H1N1 大流行期間,研究認為口罩沒有太多效果。可見不推薦普通人戴口罩這個說法並非拍腦袋講的。

此次疫情早期,很多人確實就不戴口罩,包括警察在地鐵上執勤也不戴口罩,但紐約警察感染了好幾百例。我也看到日本用高清照相機做的研究告訴人們佩戴了口罩會擋住很多飛沫,但還沒有到所有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所以我覺得未來關於口罩需要有很科學的評判。

楊功煥:現在不是談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明確的“解封”路線圖

圖 | 4 月 7 日紐約市衛生局公佈的確診患者分佈。(來源:紐約市衛生局)

DeepTech:為什麼紐約會這麼嚴重?

楊功煥:每個地區所採取的措施實質上是根據它前期的準備狀況、社會制度、文化特徵以及醫療資源的強弱而來,那麼它表現出來就不太一樣。美國是醫療資源很強的國家,各個州之間的控制措施的實施和效果差別很大。像加州、華盛頓州的疫情最先發生,但控制得比較好,基本上只有幾千例,而且還送給紐約幾千臺呼吸機。舊金山和紐約同樣是大城市,策略採取的就不一樣,紐約市已經病死 2000 多人,舊金山只死了 9 個人。所以我覺得紐約確確實實在前期準備上,以及停擺以後民眾的依從性方面有很多需要改進。(DeepTech 注:據 COVID Tracking Project 數據,截至當地時間 4 月 8 日,美國共檢測人數接近 219 萬,確診人數為 423164,其中紐約州檢測人數為 36.5 萬,確診 149316 人。)

在紐約,華人群體感染的並不多,他們的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相對比例要高,而感染更多的是西班牙裔。在紐約布魯克林地區有個主教去世,有 10 萬人出來悼念,大部分人都沒有戴口罩。當地時間 3 月 30 日,美國海軍醫院船 “舒適” 號抵達紐約市,有 1000 張病床,將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很多人跑到碼頭上去觀看拍照,警察也沒管,他們當中好多人也都沒戴口罩。

不過隨著疫情的發展,隨著這麼多人住院、死亡,人們的家庭、朋友、鄰居都可能被感染,大家對疾病的認識也有所改變,現在大家排隊都會保持 2 米距離。

美國會不會很快實現群體免疫?

DeepTech:我們之前報道過,美國前 FDA 局長斯科特 · 格特里布(Scott Gottlieb)做的報告稱(見《美國終將實現群體免疫,這份由前 FDA 局長領銜的報告指出了 “解封” 路線圖》),美國將終究要依靠疫苗或者是自然感染實現群體免疫。那麼像紐約這樣發展的話,是不是很快就會實現群體免疫?

楊功煥:不會很快。現在來看,美國一開始是因為疾控中心的檢測試劑出了問題,檢測比例很低,但很快就提升了檢測水平。最近有報道稱,雅培開發了 5 分鐘快速檢測技術。美國截止到昨天(4 月 7 日)大概已經檢測了 180 多萬人,紐約州已檢測了很多,陽性確診者也接近 14 萬。

但紐約市,衛生局網站上公佈的政策依然還是:“檢測應當僅用於患有重症(如肺炎)且需要住院的人群”。截止到 4 月 7 日,紐約市大約檢測了 12.8 萬人,檢測陽性人數達到 7 萬多人,陽性比例高達 58% 以上,這都預示紐約的疫情嚴重。當然紐約市還在進一步擴大檢測,但我認為紐約市的檢測政策需要做調整,應該擴大到輕症,即門診病人以及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更重要的是對於一些還在工作的關鍵人群,因為他們一旦感染,傳染給其他人的機會更大。另外,還需要有一個計劃,通過隨機抽樣來了解這個地方人群的感染率達到多少,這對制定防控策略十分重要。

我估計目前紐約市人群的感染率也不過只有百分之幾(紐約市有人口 860 多萬)。所以群體免疫的實現可能還要幾年,主要可能是要依靠疫苗。如果好多年都沒有疫苗,還是會有很多人不斷地被感染。就像 1918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它實際上是來了三波,最後疫情才慢慢的停止了。

楊功煥:現在不是談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明確的“解封”路線圖

圖 | 美國每天的新冠死亡病例。(來源:COVID Tracking Project)

DeepTech:此前有人說,中國現在群體免疫力最好的地方就是武漢。

楊功煥:群體免疫這個概念首先是用在計劃疫苗接種中的。如果在人群中疫苗接種達到相當高的比例,比如說到 60% 或 70%,就可以實現群體免疫,在人群中阻擋疾病的傳播。

我覺得現在武漢不大可能已經實現群體免疫。武漢目前報告的病例數只有 5 萬人,就算加上無症狀感染者,放大 10 倍也才 50 萬人,而武漢人口按 1000 萬算,這個比例也才 5%。

國內媒體在報道群體免疫的時候可能有誤解。群體免疫是一個概念,但是我們更多講的是抗疫策略,是圍堵還是延緩。圍堵和延緩策略都是重要的策略,取決於在什麼階段使用。當病例很少,即起病初期,或只有少量輸入病例,就需要使用圍堵策略。即發現一兩個病例就要對其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對其密切接觸者隔離。即使病例很少,這個工作量都會很大。一個人可能有 20 個密切接觸者,這 20 個人就要隔離起來,如果這 20 個人再傳播開來,那麼可能就要調查 400 個人。

另外一個策略是延緩策略。當已經進入社區傳播,很多人感染後都追蹤不到其感染來源,就需要實施延緩策略,延緩策略的目標就是為了拉平疫情發病曲線,避免出現陡峭的波峰,為救治爭取時間。因為一旦突然湧上很多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的時候,再強大的醫療資源都不夠用。

圍堵工作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做,包括香港一開始就採取了這個措施,但最近香港也出現了社區感染。因為目前處於在全球大暴發的狀態下,對大多數國家來說,要把所有的傳染源都找到、完全把密切接觸者控制起來是很難做到的。因此就需要採取拉大社交距離,通過檢測找到感染者,儘可能發現密切接觸者,實現有效隔離。

美國最早的病例是 1 月份的武漢旅行者,而對中國航空的管制也是 2 月份的事情了,實際上有不少感染者可能已經入境,美國確確實實在那個時候是輕忽了。

中國需要一個 “解封” 路線圖

DeepTech:如果國外一直有輸入病例,我們一直要這樣緊張下去嗎?

楊功煥:我覺得一兩年之內,恐怕我們的生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直到疫苗出來。很多八九十歲的人說這輩子都沒見過這樣的疫情。這次疫情就像 1918 年西班牙大流行那樣,它不僅僅只影響健康與經濟,甚至會影響整個國際格局。

DeepTech:我們到底該怎麼面對?

楊功煥:因為全球大流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這句話我大概是在 2 月中旬對媒體說過。

嚴格的措施如何來執行,就要看每個國家的制度、老百姓的依從性以及自己國家的文化特點來進行。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劣勢,所以對中國來說,第一肯定是要防止輸入,加上國內還有很多無症狀感染者(你也切不斷),所以就得更多地避免不必要的聚會、拉開社交距離等一系列前面提到的措施。

我看到報道說,武漢有的無疫情小區出現了新增病例,所以這些措施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在發展經濟和在疫情控制中需要有一個平衡。美國前 FDA 局長領銜的那份報告中也提到在延緩策略生效後再度遇到疫情暴發怎麼辦,如果是疫情再度暴發,可能就要轉換軌道,回到更嚴厲的措施上。這個過程在不同的地區可能會有反覆。

中國目前主要考慮是否解封,實際上我覺得衛健委或者其他研究機構可以提出針對中國實際情況的策略。只要疫苗出不來,最終控制就是問題。中國也需要這樣的路線,才能使我們有全面的、有計劃的策略來指導工作。

DeepTech:就你的瞭解,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在做這樣的路線圖嗎?

楊功煥:實際上這些並不是什麼很高深的東西,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是能夠判定的,而且美國的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參考的。衛健委或中國疾控中心可能在組織做這些工作。

DeepTech:現在報道說武漢無症狀感染者有不少,我們怎麼去面對無症狀感染這個問題?

楊功煥:可採取中國此前幾個月已經執行、並證明有效的措施,即保持社交距離、帶口罩、減少聚會以及學校關閉等措施。不過,可以有一些定量的指標,比如說在某些區域、某些行業出現無症狀感染者到多少就採取比較嚴格的控制。

所以這個監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以考慮進行流行病學抽樣的血清抗體檢測,以摸清人群中的免疫水平。脆弱人群還是需要專門的隔離。

目前有些省份已經開放了,有些地區降低了防控級別,這時候需要一些相對定量的指標和措施,這個過程中不能放鬆監測。這時候有點像早期的圍堵策略,追蹤每個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觸者,這需要公共衛生工作者很仔細地來做這個工作。如果某個小區有疫情,就可能不是封城,而是封鎖該小區。這在現在這個階段是需要的。

這個階段不是我們勝利了、可以鬆口氣了,而恰恰是不能鬆口氣。雖然總體上不停止社會經濟活動,社會生活也開始恢復,但抗體檢測、疫情監測必須按部就班開展。

有人還提出,是不是測一測抗體,有抗體的人才去上班?這些要根據各地的財力來推行。此外,要進行一個地區抗體檢測需要快篩試劑。

DeepTech:血清檢測抗體來檢驗人群裡的免疫水平,這種方法是不是在武漢更適合去嘗試?

楊功煥:這個理論上可行,但政府主管部門需要通盤考慮,要考慮檢測試劑的產業鏈。如果連檢測試劑都得不到就無意義了。

誰都無法獨善其身

楊功煥:現在不是談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明確的“解封”路線圖

圖 | 截至北京時間 4 月 9 日,全球累積確診新冠 151 萬。(來源: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

DeepTech:任何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那麼現在國際合作就會變得很重要。那麼目前需要加強哪些國際合作呢?

楊功煥:包括疫苗研製、藥物研製、病情交流以及公共衛生防控措施,這些在不同的領域中都是需要的。

DeepTech:西班牙大流感和群體免疫有怎樣的關係呢?

楊功煥:西班牙大流感期間沒有疫苗,也沒有藥物,抗生素也還沒有發明出來,所以說人們不是希望群體免疫,而是沒辦法。很多地方的結局是很慘烈的,比如有的愛斯基摩人 80 來個人的村子,最後只剩七、八個人。所以說,不是誰希望群體免疫,而是無能為力的。現在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那麼我們怎麼辦?具體到每個國家的,它的舉措就跟當地的財力、制度和社會動員能力都有關係。

DeepTech:你如何看待英國、瑞典這些國家目前的表現?

楊功煥:英國當初群體免疫的說法其實是延緩戰略,當然它現在是很慘烈,它的死亡和確診數上升非常快,非常嚴峻,但你看女王的電視講話,她也提到了英國到了非常危險的狀態,但也要保持淡定和抗爭。我想這個時候英國是比較非常艱難的,我們只能祝願他們能夠更好來控制,能夠更好地渡過這段時間。

至於某個國家表現好還是不好,說這些都太早,因為疫情還在發展。比如說很多人曾認為日本表現不錯,但最近日本又開始要暴發了。現在都不是談勝利的時候,只能根據公共衛生的原則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做。真正的要打分評定可能要到兩三年以後,並且這個評定不是去說誰好誰壞,而是總結經驗為應對新的傳染病做準備。

DeepTech:最後一個問題,自從美國成為 “震中” 之後,似乎世界衛生組織的角色被邊緣化了,你有沒有這種直觀的感覺?

楊功煥:最近有很多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譴責,包括指責它沒有更早宣佈全球大流行而導致了全球喪失警惕,但是我覺得一些國家如幾個歐洲國家和美國確實是輕忽了。那麼世界衛生組織到底有多大責任,到了疫情後期會認真檢討的。

個人簡介

楊功煥:現在不是談勝利的時候,中國需要明確的“解封”路線圖

楊功煥,公共衛生和慢性病流行病學專家。1982 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進入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工作,1987 年赴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學習,1988-1990 年在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成人健康研究組從事發展中國家成人健康問題研究;1990 年回國擔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監測室主任,負責建立和運轉全國疾病監測系統;並作為世界衛生 VII 健康促進子項目中央專家組組長,在項目地區建立了行為危險因素監測系統,評估危險因素干預的效果。

1999-2002 年在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無煙菸草行動部門(TFI)工作。2003 年到協和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研究院任流行病學教授。2004 年後回到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5-2011 年擔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目前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基礎醫學研究院教授和全球控煙研究所中國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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