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條永遠難以抹去的傷痕,不僅是鐵血硝煙中的前線官兵時刻面臨死亡的威脅,就連無辜的民眾也飽受戰火摧殘。無論是反法西斯同盟國還是法西斯軸心國,雙方的民眾都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現代戰爭往往是資源的戰爭,重要的資源可能是誘發戰爭的導火索,也可能是決定戰爭命運的風向標。日本因為加入了法西斯軸心國,英美開啟了對日本的石油與鋼鐵禁運,這對於日本國力的削弱非常明顯。日本也因此下定決心與英美一戰,出兵佔領東南亞攫取更多的戰略資源。可是,盟軍最終還是依靠船舶、石油、大米這三項並不起眼,但是意義重大的戰略物資改變了太平洋戰爭的走向。自此之後,日本再難以負隅頑抗,這對於加速戰爭的終結起到了重要的意義。其具體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船舶、石油、大米對於戰爭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島國,人口發展起來後必然會出現資源匱乏的問題。進入到二十世紀以來,石油等化石燃料成為了工業發展的基石,是重要的國際戰略物資。而日本國內的石油儲備卻非常有限,每年必須從歐美等地進口大量的石油。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為了保證自己的海軍力量,更是不斷地增加國防預算。這對於日本的資源消耗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華盛頓會議之後的日本海軍中出現了艦船派和條約派之間的鬥爭。前者主張不斷增加海軍噸位,後者主張遵從國際條約,保持一定的限度。在日本加入法西斯軸心國之前,日本海軍內部更湧現出了一批主張航空兵作戰的將領,日本的飛機數量不斷增加。這就要求日本在艦船用燃油之外,還要增加航空燃油的預算。為此,負責制定國策和戰爭方略的日本企劃院特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提供了相關的國力評估,並且對於佔領東南亞之後所能夠獲得的燃油數量做出了預判,具體的情形為:
“估計第一年為30萬千升、第二年為200萬千升、第三年為450萬千升,加上開戰前儲備的840萬千升和後來的國內產油及人造石油等,從總量上看,勉強可以應付三年之需。尤其是航空汽油,固然可以指望南方的石油,但估計到了戰爭第二年末左右,供求就將相差懸殊。”
具體情形如下圖所示:
這說明日本在開戰前就已經預判到即使將南方的石油收入囊中,也不過只能維持三年之久。這與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實際表現相吻合。開戰三年不到,日本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都是由於日本除了龐大的軍事開銷之外還需要保證國內的基本用度,以工業來支持經濟和軍事產業。
燃油雖然是重要的戰略消耗物資,但是在太平洋戰場上比石油更重要的的實際上是船舶。這一點也被日本企劃院所預測到了。在服部卓四郎的《大東亞戰史》中記載:
“決定國力消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船舶的擁有量。進行戰爭的重要問題的確是船舶問題。日本是僅次於英國的世界海運國。昭和16年(1941年)8月,現有1千噸以上的船隻總噸數為598萬噸(其中油船36萬噸)。如果把500噸以上的小型船隻和500噸以下的機帆船的利用率也加上,則總噸數可達663萬噸。
其中陸海軍為作戰而徵用的船隻,計劃開戰初期為390萬總噸,開戰8個月後為280萬總噸。即計劃海軍在整個作戰期間徵用180萬總噸,其中油船為27萬總噸;陸軍在開戰後4個月中徵用210萬總噸,以後3個月內逐漸解除徵用到100萬總噸,開戰8個月後經常保持在100萬總噸.
因此,問題在於船舶的耗損能否得到補充。當時,日本的造船能力,1941年度約為40萬總噸,如將這一產量提高到年造船60萬總噸並不一定困難,但船舶的耗損是否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則是最大的問題。唯有對船舶耗損量的推測才真正是左右戰爭命運,從而也是左右決定和戰的關鍵。”
日本軍部將船舶視為戰爭中最重要的戰略物資是有道理的。作為海洋性國家,在長達數十年的對外發展中,日本深知船舶在太平洋戰爭這類大型海戰中的意義。國家所具有的海運能力直接影響著戰爭兵源、補給、資源運送、後勤保障等各部分環節。船舶的損耗與修復將直接影響日本在戰爭中的態勢。特別是在東南亞戰役勝利後,如何將東南亞的資源和日本國內的工業產能聚集到一起成為了困擾日本的第一難題。而且,隨著戰爭的持續和英美的反攻,日本前線還爆發了糧荒,補給線過於漫長使得日本已經顯露疲態。據史料記載:“開戰時在極限線上所計劃的船舶估計,只要有一個因素出了問題,就會從根本上被打亂。況且在那些因素中,佔壓倒比重的特別是戰傷損耗和陸海軍的徵用。這兩個因素在我方掌握戰局主動權的初期作戰階段,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我方的意志來加以控制,但敵人的反攻一激化起來,就唯有看戰局的發展趨勢如何了。”而盟軍逆轉太平洋戰爭的重要王牌武器也就是這三樣物資——船舶、石油、大米。盟軍不僅用這三樣武器瓦解了日本軍部的鬥志,還摧毀了日本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如同“英雄”一般的崇高地位。
太平洋戰爭中美日戰場的轉折點是中途島海戰。但中途島海戰之後日本雖然失去了幾乎所有的航空母艦,但是依舊可以依靠“大和號”、“武藏號”等超強戰艦與盟軍進行周旋。所以,盟軍開始以日本的運輸船、運油船為目標,力求截斷日本軍方的戰略補給線。同時也要搗毀日本國內的工業運輸線,讓東南亞的石油一滴也流不進日本的工廠之中。為此,美國空軍開始對於日本本土進行轟炸,1942年4月18日,美軍B25轟炸機轟炸了東京、橫濱、川崎、橫須賀、名古屋、神戶等重要地區。其中,東京、名古屋都是重要的日本工業城市。而且,日本運輸船、運油船的實際消耗數量也要遠遠大於戰前的統計。就連日本的軍方高層也在戰爭中坦言:
“為了適應作戰的激烈化,就得要更多的船舶,而為作戰徵用船舶,勢必相應地減弱國力,影響下次作戰所需的縱深戰鬥力。這種作戰與船舶,船舶與國力之間的循環矛盾在四面環海的日本的環境下,確實不能不說是命中註定的歸結。因此,即使說整個戰爭期間,日本戰爭指導的關鍵,主要在於作戰與船舶的調整,並不為過。”
這樣的矛盾之下,日本必須要考慮戰法的改變。中途島一戰發生於1942年6月,也就是美軍轟炸日本本土之後2個月。而距離日本完全結束東南亞戰役也僅僅只過了一個月(日本南部作戰被認為在1942年5月才正式結束)。當時的日本軍隊急需修整,但為了避免戰略物資的過度消耗。日本海軍必須迅速解決美國在太平洋的力量,所以才有了中途島的慘敗。可以說,打擊日本的後方是盟軍戰勝日本的開始。
同時,糧食也成為了束縛日軍作戰能力和影響日本國民生活的重要資源。日本傳統以大米為主食,征服東南亞的目的之一就是垂涎於當地的大米資源。但由於運輸線被盟軍切斷,即使是作戰前線的重要堡壘——瓜島也漸漸鬧起了糧荒。據《大東亞戰史》記載:
“當時瓜島之敵每天至少得到利用兩艘運輸船的增援,從17日前後,再次向馬塔尼考河西岸開始了攻擊。......實際能參加戰鬥的人員不過約4個大隊而已。同時由於長期補給不足,全體人員的體力幾乎耗盡了。當時對瓜島的實際補給情況,不過勉強維持定量的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瘧疾也甚為猖獗。11月上旬,雖然憑海軍部隊的極大努力,通過驅逐艦輸送了幾次補給,但並沒能夠解救瓜島上的飢餓狀態。”
意志需要載體,即使有狂熱的軍國主義也難以抵擋飢餓帶來的衰弱。而日本國內此時也開始大幅度削減人員配給,很多百姓只能依靠粗糧和野菜為食,糖、油、肥皂成為了奢侈品。也由此開始,日本國內的反戰聲浪開始出現,日本軍人的地位開始受到打擊。盟軍也趁勢加大了反攻力度,一舉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若干據點。珍珠港主犯山本五十六被擊斃後,日本真正走向了失敗之路。
船舶、石油、大米為何會有如此強的影響力
首先,日本使用的是舉國作戰的戰爭模式。有研究指出日本自一戰之後,就在盡力將整個國家完全打造成為一部戰爭機器。太平洋戰爭不僅僅是日軍和美軍的作戰,更是日本全體國民向美利堅政府宣戰。日本依靠著大型工業、商業財閥為戰爭準備提供活力。即使戰爭開始,日本國內的工商業也沒有停下腳步。甚至當時日本國內的經濟還因為戰爭的因素而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這應該就是日本財閥在一戰中大發戰爭財後獲得的經驗,認為戰爭是經濟的催化劑。而日本民用船舶最低也要達到300萬噸,日本必須在這一基礎上進行戰爭規劃。一旦盟軍對於日本採取無差別的海上打擊,那麼日本國內的經濟勢必會發生動盪。也就有了上文中提到了“作戰——船舶——國力”三者之間循環產生的矛盾。這對於非常倚重國內產業的日本軍部而言,就必須因此調整自己的戰爭策略。
其次,日本軍部內對於戰爭資源的分配出現了混亂。日本海軍和陸軍長期以來存在矛盾,對於資源的分配上自然也是你來我往,鬥爭頻繁。而海軍內部也產生了主張繼承傳統,生產大量巨型艦船的艦船派和主張大量生產飛機的航空派,相互之間紛爭不斷。那麼現有的資源如何分配,就成為了日本軍部高層要考慮的問題。在1943年,日本東條內閣和大本營決定,將航空兵的分配改為“約55%為陸軍用,約45%為海軍用”。在之後出臺的《關於調整當前戰爭指導上作戰和國家物資力量之間的關係並維持與增強國力方案》中明確註明:
“為了適應當前作戰和確保國家物資力量的要求,採取下列措施:
一、陸軍新徵用38萬5千總噸(包括11月以後已徵用部分)
但對昭和18年(1943年)1月以後至3月末之間發生的‘陸船’舶運載量的損耗,在8萬5千總噸以內逐步予以填補。
二、海軍新徵用3萬總噸(作為11月內的已徵用部分)。
另將昭和18年(1943年)5月1日的‘海’擁有量定為126萬總噸,其估計差額8萬總噸,要在4月1日解除徵用3萬總噸,5月1日解除徵用5萬總噸。”
這樣的分配方式很明顯是日本軍部在中途島大敗之後意識到,海洋中的戰爭基本上大局已定,海軍很難再有翻身之力。所以,逐步將籌碼轉移到了陸軍上面。這樣就造成分配不均,使得原本就比較親近英美的海軍內部的裂痕逐漸加深。像是石油、大米這類非常容易消耗的戰略物資,必須要有足夠的海軍來進行掩護運輸。海軍力量不斷衰弱,使得海上運輸線的安全更成為了空談。所以,盟軍才可以依靠這三樣物資成功將戰線拉長,拖垮日本,使得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徹底化為烏有。
戰略物資對於戰後世界的影響
盟軍通過對於日本海上運輸通道的打擊,掐斷了日本的補給線,從而使戰爭的天平徹底倒向了反法西斯同盟的一邊。這不僅有效地加速了戰爭的終結,對於戰後世界的重建也有很深刻的影響。二戰之後,日本全境一片瘡痍,戰禍所至生靈塗炭。由於美國的正式介入,日本原有的財閥制度有了很大的變革。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恢復了軍事工業,並且為美軍提供軍工生產和後方補給。日本也成為了美軍戰略物資的屯儲地,這樣的戰爭經濟很快就使日本獲得了大量的物資來恢復本國的經濟。而在世界範圍內,石油更是成為了各國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中東地區也因為盛產石油而成為了首屈一指的富裕之地。二戰後,美蘇等國在經歷了戰爭洗禮之後,將立體戰術配合和後勤補給運用得爐火純青,各種戰略物資的運用和分配也深深影響了之後的世界格局,這對於未來政治與軍事的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日本由於在二戰時期受限於國力和重要戰略物資的匱乏,而力求在戰爭初期速戰速決。但是由於盟軍順利將戰爭拖入了持久戰,日本自身的後勤補給就受到了盟軍極大的威脅。盟軍通過大量襲擊日本的運輸船和運油船,使得日本的前線部隊陷入了糧荒和油荒的危機中。東南亞的戰略資源無法充份地進入日本的工業體系之中,這就使得日本的國力漸漸不堪重負。船舶、石油、大米成為了盟軍手中的三張王牌,沉重打擊了日本軍隊和日本國內的生產生活。很快,日本被巨大的戰爭消耗拖垮,陸海軍矛盾日趨尖銳,依靠國內財閥的舉國作戰模式也瀕臨崩潰。最終,日本在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之後走向了失敗與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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