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衣哥”家門被踹看鄉村治理“痛點”

劉麗婭

村民酒後嬉鬧,笑踹“大衣哥”家門,一群麻木的看客爭相圍觀,拿著手機直播求打賞,這場鬧劇的背後是一名草根歌手的“不能承受之輕”,也凸顯了鄉村治理的不得不說的“痛點”。

家鄉,“想說愛你不容易”

久居農村的人,往往會對故土產生一種依戀,年輕時希望榮歸故里,年老後渴望魂歸故里,冥冥中應了“落葉歸根”的召喚。算是“功成名就”的大衣哥也不落俗套,對名利沒有太大追求的他,繼續在農村過著簡單樸實的生活,然而再其“明星光環”的照耀下也為村民催生了一條“另類”的致富產業鏈:不用外出務工,不用下地勞作,簡單一部手機,直播“大衣哥”就能帶來豐厚的收入。一些嚐到“甜頭”的村民樂此不疲,並帶動了此種現象由個別人向部分人蔓延,如此“畸形”的價值觀令人擔憂,從大衣哥無奈的眼神中便可見一斑。

本末倒置的村規民約

約定俗成,自我規範,是村規民約最主要的特點,長期以來,農村村內事務、相關關係,大事小情,很多事情都通過村規民約進行規範,村民自覺遵守,不然則會受到指責和懲罰,這在維護農村秩序、維護良好農村人際關係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在大衣哥朱之文事件中,這項規定似乎發生了反轉:積極參與募捐,助人為樂的朱之文反被冠以了“忘恩負義”的名聲。成名後,他被一些村民理直氣壯的“索取”:“借個十幾萬買車”“置辦東西”“要想村裡人滿意,至少村民人手一萬”,就連村支書都在說:他(朱之文)沒有村裡捧,狗屁不是。如此“官方語言”默許了村民一再的騷擾與侵犯,大衣哥無法享受期待中的“小日子”,卻終日與熙熙攘攘的人群為伴,在這裡“村規民約”變了味道,“約定俗成”成了合法窺覬人隱私的“著陸點”。

淡化的“同理心”思考

成功不可複製,但有跡可循。“大衣哥”的成功源於他在音樂上的過人天賦和數十年的勤奮與執著,讓他迎來了人生的“拐點”,過上了衣食無憂的日子,成為了村裡的“多金男”,而祈盼搭上他的“順風車”的村民似乎缺少了“同理心”的思考。將心比心,自身是否擁有相同的長處,是否裝有樸實的情懷,是否在獲得成功後希望人們隨時隨地肆無忌憚地登堂入室,投放“人形炸彈“?如果不想,是否應該規範自身,讓自己的行為有所收斂?

鄉村治理不能諱疾忌醫,也應正視“痛點”。隨著輿論的持續發酵,當地部門還需儘快重視起來,採取適當措施,補齊治理“短板”,不能讓如此“鄉風民風”持續擴散,讓沉澱著多年文化精髓的“孔孟之鄉”成為坊間笑談。

心中有愛,才能放歌有情,相信大衣哥也希望置身在家鄉秀美的景色和淳樸民風中一展歌喉,那將是飽含著對故鄉和人們的深情,遏雲繞樑 、感心動耳的天籟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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