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到4.4章提出仁学的功用、效果等，4.5至4.8章讲仁学之行，而行才是仁的重心，这也正是《中庸》所讲的，力行谓之仁。从4.9以下讲仁学的实践，即如何力行。第一是看淡外界物质财富的追求，古时衣者、食者是身份的象征，而恶衣恶食，就意味着身份低微，对此感到耻辱者，那就自绝于仁学之道了。第二是仁学力学需要以权宜之义为基本原则，需要体现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第三是要怀德、怀刑，而非怀土、怀惠。第四是不能放于利而行，而是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第五是如果为政，则以礼让为国，为政以德，但为政并不是必选项。层层深入，孰能不识内有完整逻辑焉？
4·9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参考译文」孔子说：“士能够立志于学习和践行仁学之道，但又挑剔自己的吃穿，以不好为耻辱，对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仁学之道的，（不符合君子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道理，不能做到内外一致、文质彬彬的）。”
这里是《论语》第一次出现“士”的概念。“士”在上古时指掌管刑狱之官。商、西周、春秋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先秦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也是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之一。春秋时，士大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以俸禄为生，有的有食田。这些士都是外在身份的指称。士阶层，是当时的特殊阶层，有着一定的社会势力。他们依附于君主，不断地献计献策，为他们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权位。
孔子仁学和《论语》中，将所有外在的指称都转为了内在自主人格的指示，如小人、大人、君子一样，士也是如此。《説文解字》上的解释是，士，事也。数始於一，终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有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之意，凡士之属皆从士。由此士专指有特殊才能的人，能有所担当之人，与外在身份无关，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有特殊才能的知识分子的统称。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为士为知己死的典型，冯谖客孟尝君成为具有非凡胆识的治国人干和智慧的典范、苏秦合纵成为了草民逆袭的典范等。“士农工商”即古代所谓四民，指大学士、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宗法制度遭到破坏，诸侯国王和贵族等领主势力受到削弱，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的拥护者和谋划者，于是王侯将相争相养士，从而出现了“士”这一特殊阶层。 这段时期，养士（食客）之风风行，尤以四大公子为甚，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及吕不韦等。这些士大多是能辩善谋，有一定的政治见解，或有一技之长，甚至身怀绝技者。
小人者，能够 “言必行，行必果”，内在的人格开始成长，这是仁学的开始；在“忠与信”的熏陶中“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路》），人的内在人格逐渐成长，“中人以上，可以语之道”，知道了“仁学”的魅力后，虽然那是一条窄路，也坚定了向窄路行，这种“志于道”者，其内在的人格就开始成长起来了，成为了“中人”。“士”是“中人”的典型。正如《子路》中孔子所言，“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是指具有自我行动的动力，“行自有耻”，能够担当使命，“使于四方”，并且具有特定才能人的，能够“不辱使命”。这种才能的建立缘于内在人格的建立。
但是“士”者，有了才能之后，开始追逐外在身份，关注外在身份，这就是“耻恶衣恶食者”，这就背离了仁者之道了，内在人格的发展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了，此时，孔子提出了达到士之后仍能专注在内在人格发展者，即“君子”的概念，相对于“士”而言，君子能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行动策略上更注重礼，更注重行动的细节，注重内在人格的成长，如此才能够实现内外一致发展，文质彬彬，然后为君子。
此处的小人、中人、大人，指的是人的“内在人格”。“人格”一词源于希腊语Persona， 后指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它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主体，是自然人主体性要素的总称。人格的特征主要有四个，它们分别是人格的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人的内在人格，从小人走向大人，正是孔子仁学的着眼点和目标。
何谓“人格”，用更为通俗的方法来理解，由人的“格局”，所谓“格”，依中国象形文字的意思，就是木头建立起来的“□”，有格而后才能立，《康熙字典》将“格”释义为“至也。《书·尧典》格于上下。”是指一定空间的建立，与人相联系，即人的空间的建立，对应仁学，即为“三十而立”中的“立”即为人的空间的建立，这也正合从实质意义，而非从形式和物质世界意义上来理解仁学的要求。这种人的“格”的建立使得人具有了自身特定的含义，具有恒久稳定性，对抗外界的变动性，即变动社会的挑战，有效的“格”的建立正是关键。
这种格，使得人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具有了“底线”，成为可以预期、可以信任、合作的对象。这种“格”建立确立了人行动的标准，是自身行动的准则。“格”的里面，是正确的思想、行动的空间，即“正确的事情”（rights）,而格的外面，是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必须要完成的，构成一个与自身相对的“必然”的世界，因此，人在变动社会的生存，这个“格”并不是固定的，需要有一个不断外扩的过程，这就是“格”的第二层含义我，也依《康熙字典》的解释，“格，穷究也。穷之而得亦曰格。《大学》致知在格物。”这也正是《学而》所指出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正是人格不断外扩的过程。
从人格的角度，“士”的人格告别了“小人”的“硁硁然”，能够根据外在的环境来处理“言必信，行必果”，具有了应变能力，具有了自我行动的动力，即“行己有耻”；具有了完成使命的能力，能够“使于四方”；同时，能够为人所信任，“不辱使命”，这就是具备了“士”的人格了。因此，这里的“士”具有了“中人”的人格，能够在变动社会中“立足”了。这时候，就可以正式接受仁学实践的训练了，“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
道是仁的内涵，而仁是道德的具体体现。士者的具备了实践仁的基本人格，关注的是内在的世界。但是，“士”具备了才能、了解自身的使命，但是在实现自身使命上欠缺方法和途径，如果“士”不关注于自身的日常生活，过度在意和炫耀物质的东西，对于衣、食的好与坏过度讲究，这种实现途径的缺失或是错误会阻碍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关注方法和路径，“士”再加上关注日常实现路径的“礼”，就成就为“君子”。君子满足基本需求即可，真正需要关注的自身人格的健全和发展。此句放在了“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后，也是对道的第一步引入，从生活最基础的衣食入手，阐述道，不仅仅是深入浅出让普通民众也能读懂理解，更是符合仁学在传授思想理念上的逻辑，抽丝剥茧般地一层层深入。知晓了“道”之后，就成为“士”，而“士”在合理可行的“礼”之后，就成就“君子”。而“君子之行”，需要遵循“义”。
用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或参考《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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