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把採訪提綱用微信發過去後，一分鐘，電話響了起來。“剛好現在有時間，明天有點忙，我們就現在聊吧？”
顯然，之前從未遇到過這樣的採訪——不需要刪減問題，也不需要事先據此準備滴水不漏的答覆，以及成文後的“審稿”。
率直生猛，接地氣，非常“敢講”，不融入主流規則——這是蔣能傑本人在採訪中留給人的印象，一如他在《礦民、馬伕、塵肺病》中表現出的粗礪影像風格。“這樣講，你敢寫嗎？”他問道。因為一場未經刻意的“網絡行為藝術”——蹲守在豆瓣上，給每個點“想看”自己紀錄片的網友私信發資源，該事件經由一條轉發3.1萬的微博記錄，這種“慘”和“笨拙實誠”戳中了大眾情緒爆發點，他本人和這部電影同時一夜出圈。
在豆瓣上，這部影片目前有1.3萬人標記“看過”，6.1萬人標記“想看”，一度登頂實時熱度榜和一週口碑榜。在B站上，這部影片被和諧了兩次，每次都產生了幾萬點擊量。該片甚至創造了“網盤首映”：百度網盤官微表示邀請他加入度小麥平臺，提供版權保護和曝光扶持，並聲稱“歡迎更多的獨立電影人和創作者來網盤首發”。
這是面臨著上映困境的獨立電影和獨立電影人們在當下的命運縮影。
被網紅之後
湘西南的山裡，黑夜中，一束手電筒光打在“馬伕”蔣美林的身上，他正在忙著從馬身上解下貨物。“今天沒運炸藥呢？”“今天搞整頓。”這位運礦運炸藥的“馬伕”正是蔣能傑的父親。這個開場鏡頭奠定著全片的風格。
隨後，我們跟隨著DV拍攝的手持鏡頭看到了“礦民們”、“塵肺病患者們”的日常：他們蹲在洞裡、棚裡吃飯，隨隨便便地談論著有誰被假炸藥毒死，救的人都沒出來，甚至帶著一絲羨慕談起賠了幾十萬，以及誰住的地方被燒了，出礦賺錢後找小姐，唱著關於“大奶婆”的歌，讓鏡頭後的記錄者給自己拍遺像。“富人惜命，而窮人不那麼惜命。”跟整頓方的關係錯綜複雜：時而是“貓鼠遊戲”，時而在一起喝酒。
那是一個離城市生活距離太遙遠的世界，是9億人口的“鄉土中國”，是賈平凹筆下的村莊。整個色調是灰濛濛的，兩隻狗為了爭搶一隻死老鼠而打架。偶爾也有被生活壓榨麻木之餘的溫情：“給撿礦人留點礦。”在雪地裡拍下新年照，以及給妻子打電話，一家人在一起拍張合影的美好回憶。
這就是蔣能傑親身經歷過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村小上學，目睹著親友們被塵肺病所擾。片中基本都是他的親友熟人，在鏡頭前毫無掩飾，用了近十年時間拍攝完成。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給被拍攝者帶來麻煩，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沒錢，他中途斷斷續續地工作接活兒，包括去光線傳媒做剪輯師，直到去年才推出這部影片。網上流傳著好幾種時長不同的版本，因為有的是他在聽取同行建議之後，刪除了一些重複的鏡頭。
這種對灰暗和痛苦的直接凝視多少會讓一些觀眾感到不適。“可是，這就是生活啊，包括開黃腔這些，這就是特別真實的。什麼高大上的東西我弄不了，成功人士有太多人拍了，我就是個低端人士屌絲。”
那是主流之外，未經虛假美顏打光和修音處理的面容和聲音，令人震撼。就像抗戰老兵龍老坦然說出自己現在的願望“我想死”一樣。蔣能傑認為即便是人物足夠精彩，也需要特定的人才能挖掘出他們的故事，而他的辦法就是和他們朝夕相處，“不要想著自己是什麼知識分子，不端著。”
在接觸這些遭遇生活不幸的群體的時候，“最開始會感到很無力和憤怒，後來就想我就是個拍片子的，應該是政府部門來解決問題。我是個廚師，只管做菜，菜做好了，怎麼端上去人家怎麼吃我也管不了。我是個湖南人，只會做湖南菜，廣東菜我也做不了。”
蔣能傑最近非常地忙。他甚至無暇為要去某平臺的新項目籌備片花和資料——微信已經加滿，採訪絡繹不絕，大量的微博評論私信和微信消息需要回復。請不起助理，他的太太小錢兼任著“客服”。
這當中，有讚美和嚮往。有人想要向他學習如何拍攝紀錄片。他連連表示大學學工業設計出身的自己“是野路子，不懂什麼流派技術，就按自己喜歡的拍”。剛畢業的時候，他拿著DV在檢察院門口拍上訪人士，還一度引來了麻煩。
有謾罵。“上來就是你怎麼專拍陰暗面，這種導演就該抓起來等等。我就拉黑刪除了。給人亂扣大帽子非常不好。”
也有對他是否“違背行業版權意識和規則”的爭議和質疑，並與蔡明亮導演近日《日子》盜版維權事件聯繫起來。“我首先接受批評，其次才是迫於獨立電影傳播困難。《礦民》拍攝成本不到十萬，主要是時間成本高，這個沒有辦法，也沒圖有多少商業回報，我也非常支持版權維權，希望不會傷害版權意識。”
現在，他依然負債。大部分債務是因為拍攝劇情片《矮婆》帶來的。該片已經拿到了龍標，當中也有不少無奈和妥協的改動。“劇情片的成本比紀錄片高太多了，每年還一點，現在已經還差不多了。”蔣能傑感到，需要和幾十個人打交道的劇情片拍攝難度大於紀錄片，因為自己“脾氣不好，也不擅長和太多人相處”，而且紀錄片也相對更加自由，不用被資本綁架，所以今後或許還是會以紀錄片為主，看有沒有合適的劇情片項目再說。
“走紅”純屬無心和意外。這並不是蔣能傑第一次“鏈接上映”自己的片子。他講述留守兒童的電影《路》和《村小的孩子》，也是直接在他的工作室公眾號“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文章中附有鏈接。而他也沒有想過要策劃什麼“營銷活動”或是“行為藝術”。“真的就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大學放映、平臺放映這些途徑都不行。可能剛好這段時間大家宅家，也需要不一樣的內容，然後關注到了它。”他以前講述抗戰老兵的電影《龍老》上傳視頻平臺也通不過審核，或是會被刪除。
他把作品稱之為“公益影像”而避免著“獨立電影”的稱呼：“獨立電影很容易引起注意，被刪除啊……但這個確實也是公益影像。”一些人的境遇或多或少因此得到了好轉：當地政府對塵肺病群體進行了統計登記和免費治療，患者家庭孩子得到了身邊朋友救助。至於影像能不能改變一個群體的命運，他也不知道。
公益組織“大愛清塵”調研數據統計顯示，現在共有600萬塵肺病患者。他希望對紀錄片的網絡關注度也能轉換為對塵肺病群體的關注，覺得“公益影像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看到才有意義”， “有的事不是我能回答的，是衛生部、教育部該做的”。
在“走紅”之後呢？會對他下一部聚焦性少數群體的紀錄片《彩虹遊輪》有所幫助嗎？這也很難斷言，除了觀眾基礎或許稍微多了一點。“我現在想關閉工作室了。有一個註冊工作室反而容易帶來更多麻煩，我也養不起團隊，打算要拍的時候自由組建團隊。”蔣能傑直言。電影在平臺“被消失”成了家常便飯，房東一度想請他搬家。發起過幾次眾籌，有一次因“不可抗力”中斷。工作室可能遭遇到的困難能夠想象。
獨立電影的集體困境
“賺錢養片”、“有正職工作之外，兼職拍片”儼然是整個紀錄片行業的常態。蔣能傑原工作室攝影師等陸續單幹。“身邊的人，一點點都離開了這個行業。有的徹底不拍了做別的工作，有的轉向商業視頻。”從2012年起全職拍紀錄片，從拍攝、剪輯、後期、到字幕一人全包，時不時承接商業影像拍攝維持生存，如實全面紀錄發聲，然後希望更多人“看見”，能夠堅持下來的理由大概是“情懷”和“家鄉”，與此同時，他還運營著一家棉花沙鄉村公益圖書屋。
這種“地下、小眾、自費”狀態在紀錄片導演、獨立電影人中是頗為常見的。《大三兒》《最後的棒棒》票房均在百萬左右徘徊，此前王兵拍攝的《鐵西區》被禁，近日青年導演仇晟以一篇《我在亞馬遜上買了自己電影的藍光碟》，講述自己電影《郊區的鳥》去年暑期檔撤檔、今年春季檔因疫情擱淺，因美國合同束縛進入影碟發行環節，最後可能以盜版形式在國內流通的經過，請求大家不要看盜版。
拍攝《大象席地而坐》的青年導演胡波被金馬獎用一種遲來的身後榮譽紀念著，他本人的悲劇命運和前一陣子意外猝死的青年編劇魯念安似乎形成了某種重疊。
“許多有獨立姿態的藝術影展都消失了。”蔣能傑表示。“導演送鏈接”事件同上述事件一樣，折射出了獨立電影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市場驅動力不夠，藝術院線、藝術影展的先天不足，題材敏感與審查機制的相撞，獨立電影人與工業機制的矛盾，國內獨立電影發行體系的不健全不專業甚至混亂，並進而形成惡性循環。
靠“用愛發電”的紀錄片行業未來走向將會如何？又該如何運作？從法國、美國等紀錄片行業發達的國外經驗來看，完全依靠市場推進並不現實，國家政策和基金會給予相應傾斜，並有專門的紀錄片放映頻道。蔣能傑呼籲“希望院線在給予排片時，能稍微多一點傾斜”。
蔣能傑自己平時迷戀的導演和電影，和他自身風格並不完全一樣。他喜歡侯孝賢，在拍攝劇情片時有意識地模仿他。也喜歡探討情慾和孤獨的蔡明亮。而在紀錄片方面，他喜歡的有拍攝《塑料王國》的王久良，以及被評論認為和他自身風格相似的“闖入式風格”的周浩。
他並不排斥商業片，但也要看“是否適合，自己能不能拍好”。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實在：“自己不能拍不會拍的瞎拍，那也是對不起人家。”
那今後還會聚焦於特定邊緣群體，還是關注“更普通的人的生活”？他反問道：“他們……不也是普通人嗎？沒有任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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