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ia
把采访提纲用微信发过去后，一分钟，电话响了起来。“刚好现在有时间，明天有点忙，我们就现在聊吧？”
显然，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采访——不需要删减问题，也不需要事先据此准备滴水不漏的答复，以及成文后的“审稿”。
率直生猛，接地气，非常“敢讲”，不融入主流规则——这是蒋能杰本人在采访中留给人的印象，一如他在《矿民、马夫、尘肺病》中表现出的粗砺影像风格。“这样讲，你敢写吗？”他问道。因为一场未经刻意的“网络行为艺术”——蹲守在豆瓣上，给每个点“想看”自己纪录片的网友私信发资源，该事件经由一条转发3.1万的微博记录，这种“惨”和“笨拙实诚”戳中了大众情绪爆发点，他本人和这部电影同时一夜出圈。
在豆瓣上，这部影片目前有1.3万人标记“看过”，6.1万人标记“想看”，一度登顶实时热度榜和一周口碑榜。在B站上，这部影片被和谐了两次，每次都产生了几万点击量。该片甚至创造了“网盘首映”：百度网盘官微表示邀请他加入度小麦平台，提供版权保护和曝光扶持，并声称“欢迎更多的独立电影人和创作者来网盘首发”。
这是面临着上映困境的独立电影和独立电影人们在当下的命运缩影。
被网红之后
湘西南的山里，黑夜中，一束手电筒光打在“马夫”蒋美林的身上，他正在忙着从马身上解下货物。“今天没运炸药呢？”“今天搞整顿。”这位运矿运炸药的“马夫”正是蒋能杰的父亲。这个开场镜头奠定着全片的风格。
随后，我们跟随着DV拍摄的手持镜头看到了“矿民们”、“尘肺病患者们”的日常：他们蹲在洞里、棚里吃饭，随随便便地谈论着有谁被假炸药毒死，救的人都没出来，甚至带着一丝羡慕谈起赔了几十万，以及谁住的地方被烧了，出矿赚钱后找小姐，唱着关于“大奶婆”的歌，让镜头后的记录者给自己拍遗像。“富人惜命，而穷人不那么惜命。”跟整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时而是“猫鼠游戏”，时而在一起喝酒。
那是一个离城市生活距离太遥远的世界，是9亿人口的“乡土中国”，是贾平凹笔下的村庄。整个色调是灰蒙蒙的，两只狗为了争抢一只死老鼠而打架。偶尔也有被生活压榨麻木之余的温情：“给捡矿人留点矿。”在雪地里拍下新年照，以及给妻子打电话，一家人在一起拍张合影的美好回忆。
这就是蒋能杰亲身经历过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村小上学，目睹着亲友们被尘肺病所扰。片中基本都是他的亲友熟人，在镜头前毫无掩饰，用了近十年时间拍摄完成。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给被拍摄者带来麻烦，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钱，他中途断断续续地工作接活儿，包括去光线传媒做剪辑师，直到去年才推出这部影片。网上流传着好几种时长不同的版本，因为有的是他在听取同行建议之后，删除了一些重复的镜头。
这种对灰暗和痛苦的直接凝视多少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可是，这就是生活啊，包括开黄腔这些，这就是特别真实的。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我弄不了，成功人士有太多人拍了，我就是个低端人士屌丝。”
那是主流之外，未经虚假美颜打光和修音处理的面容和声音，令人震撼。就像抗战老兵龙老坦然说出自己现在的愿望“我想死”一样。蒋能杰认为即便是人物足够精彩，也需要特定的人才能挖掘出他们的故事，而他的办法就是和他们朝夕相处，“不要想着自己是什么知识分子，不端着。”
在接触这些遭遇生活不幸的群体的时候，“最开始会感到很无力和愤怒，后来就想我就是个拍片子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来解决问题。我是个厨师，只管做菜，菜做好了，怎么端上去人家怎么吃我也管不了。我是个湖南人，只会做湖南菜，广东菜我也做不了。”
蒋能杰最近非常地忙。他甚至无暇为要去某平台的新项目筹备片花和资料——微信已经加满，采访络绎不绝，大量的微博评论私信和微信消息需要回复。请不起助理，他的太太小钱兼任着“客服”。
这当中，有赞美和向往。有人想要向他学习如何拍摄纪录片。他连连表示大学学工业设计出身的自己“是野路子，不懂什么流派技术，就按自己喜欢的拍”。刚毕业的时候，他拿着DV在检察院门口拍上访人士，还一度引来了麻烦。
有谩骂。“上来就是你怎么专拍阴暗面，这种导演就该抓起来等等。我就拉黑删除了。给人乱扣大帽子非常不好。”
也有对他是否“违背行业版权意识和规则”的争议和质疑，并与蔡明亮导演近日《日子》盗版维权事件联系起来。“我首先接受批评，其次才是迫于独立电影传播困难。《矿民》拍摄成本不到十万，主要是时间成本高，这个没有办法，也没图有多少商业回报，我也非常支持版权维权，希望不会伤害版权意识。”
现在，他依然负债。大部分债务是因为拍摄剧情片《矮婆》带来的。该片已经拿到了龙标，当中也有不少无奈和妥协的改动。“剧情片的成本比纪录片高太多了，每年还一点，现在已经还差不多了。”蒋能杰感到，需要和几十个人打交道的剧情片拍摄难度大于纪录片，因为自己“脾气不好，也不擅长和太多人相处”，而且纪录片也相对更加自由，不用被资本绑架，所以今后或许还是会以纪录片为主，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情片项目再说。
“走红”纯属无心和意外。这并不是蒋能杰第一次“链接上映”自己的片子。他讲述留守儿童的电影《路》和《村小的孩子》，也是直接在他的工作室公众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文章中附有链接。而他也没有想过要策划什么“营销活动”或是“行为艺术”。“真的就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大学放映、平台放映这些途径都不行。可能刚好这段时间大家宅家，也需要不一样的内容，然后关注到了它。”他以前讲述抗战老兵的电影《龙老》上传视频平台也通不过审核，或是会被删除。
他把作品称之为“公益影像”而避免着“独立电影”的称呼：“独立电影很容易引起注意，被删除啊……但这个确实也是公益影像。”一些人的境遇或多或少因此得到了好转：当地政府对尘肺病群体进行了统计登记和免费治疗，患者家庭孩子得到了身边朋友救助。至于影像能不能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他也不知道。
公益组织“大爱清尘”调研数据统计显示，现在共有600万尘肺病患者。他希望对纪录片的网络关注度也能转换为对尘肺病群体的关注，觉得“公益影像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才有意义”， “有的事不是我能回答的，是卫生部、教育部该做的”。
在“走红”之后呢？会对他下一部聚焦性少数群体的纪录片《彩虹游轮》有所帮助吗？这也很难断言，除了观众基础或许稍微多了一点。“我现在想关闭工作室了。有一个注册工作室反而容易带来更多麻烦，我也养不起团队，打算要拍的时候自由组建团队。”蒋能杰直言。电影在平台“被消失”成了家常便饭，房东一度想请他搬家。发起过几次众筹，有一次因“不可抗力”中断。工作室可能遭遇到的困难能够想象。
独立电影的集体困境
“赚钱养片”、“有正职工作之外，兼职拍片”俨然是整个纪录片行业的常态。蒋能杰原工作室摄影师等陆续单干。“身边的人，一点点都离开了这个行业。有的彻底不拍了做别的工作，有的转向商业视频。”从2012年起全职拍纪录片，从拍摄、剪辑、后期、到字幕一人全包，时不时承接商业影像拍摄维持生存，如实全面纪录发声，然后希望更多人“看见”，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大概是“情怀”和“家乡”，与此同时，他还运营着一家棉花沙乡村公益图书屋。
这种“地下、小众、自费”状态在纪录片导演、独立电影人中是颇为常见的。《大三儿》《最后的棒棒》票房均在百万左右徘徊，此前王兵拍摄的《铁西区》被禁，近日青年导演仇晟以一篇《我在亚马逊上买了自己电影的蓝光碟》，讲述自己电影《郊区的鸟》去年暑期档撤档、今年春季档因疫情搁浅，因美国合同束缚进入影碟发行环节，最后可能以盗版形式在国内流通的经过，请求大家不要看盗版。
拍摄《大象席地而坐》的青年导演胡波被金马奖用一种迟来的身后荣誉纪念着，他本人的悲剧命运和前一阵子意外猝死的青年编剧鲁念安似乎形成了某种重叠。
“许多有独立姿态的艺术影展都消失了。”蒋能杰表示。“导演送链接”事件同上述事件一样，折射出了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市场驱动力不够，艺术院线、艺术影展的先天不足，题材敏感与审查机制的相撞，独立电影人与工业机制的矛盾，国内独立电影发行体系的不健全不专业甚至混乱，并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靠“用爱发电”的纪录片行业未来走向将会如何？又该如何运作？从法国、美国等纪录片行业发达的国外经验来看，完全依靠市场推进并不现实，国家政策和基金会给予相应倾斜，并有专门的纪录片放映频道。蒋能杰呼吁“希望院线在给予排片时，能稍微多一点倾斜”。
蒋能杰自己平时迷恋的导演和电影，和他自身风格并不完全一样。他喜欢侯孝贤，在拍摄剧情片时有意识地模仿他。也喜欢探讨情欲和孤独的蔡明亮。而在纪录片方面，他喜欢的有拍摄《塑料王国》的王久良，以及被评论认为和他自身风格相似的“闯入式风格”的周浩。
他并不排斥商业片，但也要看“是否适合，自己能不能拍好”。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实在：“自己不能拍不会拍的瞎拍，那也是对不起人家。”
那今后还会聚焦于特定边缘群体，还是关注“更普通的人的生活”？他反问道：“他们……不也是普通人吗？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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