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以其獨樹一幟的文風與精妙的思想，和魯迅、郭沫若一樣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擅長洋場愛情小說的張愛玲以女性獨特的視角，擺脫了五四時期其他女作家的寫作套路，對男權社會中女性殊途同歸的被壓迫命運進行了觀察剖析。
身為女性作家，她的字裡行間總是滲透著女性對生活的體驗和感受。表達的永遠是女人的天性，如對異性的依賴、對物質的虛榮。其獨特的女性意識，建立在對於傳統女性寫作的解構之上，與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女性作家寫作形成對話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張愛玲真正地表達了女性心聲。
本文以《傾城之戀》與《金鎖記》為例，重點探討張愛玲筆下女性形象的特色以及其獨特的女性意識。
奢侈的愛情與婚姻圍城
五四時代是追求解放，謳歌愛情的偉大時代。但與丁玲、冰心等同時代的女性作家不同，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在面對“謀生”與“求愛”的人生選擇時，謀生始終被她們放在第一位，愛情只能是難以企及的理想與奢求。
在生存困境與現實生活之間，張愛玲冷靜又無奈地揭示出了她們的侷限與人生悲劇。在張愛玲的筆下，一個個女主人公在現實的重壓下心甘情願或迫不得已地成為了“女結婚員”。
《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在一場失敗的婚姻之後，身心俱疲的白流蘇在孃家寄人籬下、受盡屈辱。在小說的開頭，流蘇的前夫過世，三爺叫囂著要她去奔喪，順便過繼來個孩子，好不必再收容流蘇在家裡。三奶奶四奶奶也藉此譏諷流蘇：
“你們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沒的沾上晦氣！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便成了敗家子。回到孃家來，眼見得孃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
刺骨骨的話插進流蘇的心，只怕是命不好也有罪了。
她必須逃離開吞噬著她的青春和生命的上海，那個時候家庭的侮辱早已經蓋過背井離鄉的傷感，即使是去完全不熟悉的香港，也彷彿沒有關係，這是不得不有的堅強。
在徐太太的引薦下，白流蘇遇到了家境優渥的範柳原。兩個人之間的感情卻並不是單純的愛情。流蘇知道範柳原是個風流的花花公子，而且不知也不會悔改，嫖賭吃著，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
但心高氣傲的白流蘇仍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段感情，她已經二十八歲了，沒有挑揀的資本。白流蘇受夠了那種沒有隱私的逼仄壓抑的生活、那種完全沒有出口的日子、那種在明嘲暗諷間黴爛的歲月，只有婚嫁是唯一可供孤擲一注的賭博。
《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婚姻則是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曹七巧是父權家法下的犧牲品,七巧前半生為父權所支配, 她出生於開麻油店的小商人家庭, 因為姜家二爺癆骨殘廢, 娶不到有地位人家的女兒, 因此七巧是被當作交易品嫁入姜家, 許配給殘廢的姜二爺,這令她的一生都承受著肉體、精神和情慾上的痛苦。
七巧的婚姻完全是出於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儘管她在年輕時, 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夥子, 還有哥哥的結拜兄弟喜歡她, 但她還是被貪圖錢財的哥哥嫂嫂用 “三媒六聘”“抬”進了姜公館。曹七巧的婚姻由不得自己做主，她也只能為了生存嫁給一個她不愛的、重病的男人。
曹七巧也曾有過愛情的幻想，對季澤的單相思是七巧荒蕪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和依託。對小叔子季澤的幻想, 是七巧荒漠心靈的唯一慰藉, 七巧是用全身心去擁抱這幻想的。 然而對姜季澤來說, 與七巧調情, 只不過是他玩的無數遊戲之一。
七巧第一次以感性慾望進行的反抗失敗了 , 七巧對姜季澤情感, 並不是她的放蕩, 而是正常的心理需要。 從此, 七巧的人性開始走向變態扭曲，最終她也丟掉了愛情的奢望，喪失了愛人的能力。
《傾城之戀》與《金鎖記》中女主人公們的求偶目的與標準就是金錢，追求自由的勇氣與力量早已被現實的世界所消磨殆盡。她們心甘情願地禁錮在傳統封建的大家庭中，成為丈夫或“金錢物質”的附屬品。
現代作家中，沒有哪一位作家像張愛玲這樣繼承了《紅樓夢》的以女性為小說主角的傳統，但張愛玲比曹雪芹更加殘酷的是，她解構愛情神話，讓女主人公們都無可奈何地捨棄愛情的奢望，跨入庸俗不堪的婚姻生活。
女性對男權社會的慣性依賴與相互之間的傷害殺戮
在矛盾密佈的現實生活裡，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們又往往不願意相互幫助，而是互相傷害與嘲諷、彼此為難。
《傾城之戀》中的三奶奶四奶奶都以嘲諷離婚的白流蘇為樂，讓白流蘇在孃家的生活受盡屈辱。四奶奶尖酸地嘲諷流蘇：
我說，七妹，趕明兒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點，別那麼由著性兒鬧。離婚豈是容易的事？要離就離了，稀鬆平常！果真那麼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幹嘛不離婚哪！我也有孃家呀，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可是這年頭兒，我不能不給他們划算划算，我是有點人心的，就得顧著這一點，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窮了。我還有三分廉恥呢！”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白流蘇喘不過氣來，也沒有追求愛情的勇氣。
愛情在張愛玲的筆下是虛無的。張愛玲用“男女問題”作為主線，敘述了一個個牽牽絆絆的愛情悲劇，但大量的“情愛”故事主人公都所遭遇的愛情都是不正常，甚至是畸形的。張愛玲筆下的女主人公無論有文化與否，有理想與否，都是男性的附庸，甚至渴望得到男性的控制 。
她們的愛情是不真實的，因為她們無法獨立自主，是沒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屈從於男性之下。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經常成為男權社會無意識的幫兇，尤其是中老年的女性。她們自覺遵守男權社會中對女性的種種限制，而且不允許自己的女兒預約現實的社會規則，在男性缺席之時，她們就代替男性行使權力。
如《金鎖記》裡的曹七巧表現出來的對權力的攫取與使用, 就毀掉了她的子女們的人生。 她對作為家產繼承人的兒子慫恿、放任，把兒子長白調養成十足的劣性遺少。為了收住兒子的心, 她把長白留在家裡抽鴉片, 還為他娶了芝壽。 然而這媳婦成了她洩憤的對象, 七巧在此事實上已成為父權的代理者。她把自己受過的折磨與委屈, 變著招兒強加給了媳婦。
其中《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母親是另一種代表。在白流蘇受到嫂子們的欺辱時，滿心委屈的她向母親傾訴，卻只得到她淡漠的回應，要流蘇息事寧人。流蘇的母親在考慮兩個女兒的婚事時，則優先考慮流蘇的妹妹寶絡，因為流蘇是自己親生，寶絡則是庶出，這樣才能堵住親戚們的閒話。母愛的無私要通過犧牲女兒的前途來展現。
張愛玲筆下的這些婦人是女性命運輪迴的象徵。她們被壓迫、也壓迫人，也互相傾軋。因此，張愛玲不僅解構愛情神話，也解構母愛神話，她用冷靜的筆調描寫這些在男權社會中變異的女性們。
細緻的、“屬人的”的描寫與複雜的人性刻畫
在張愛玲的小說裡，作者把女性當作絕對主角來刻畫，充分地展示出這些女性人格的複雜性，並且對這些女性的悲劇命運有著理解、同情與慈悲。這也讓這些有著各種缺陷的女性們喚起的讀者的感情不是憎惡、而是非常複雜的情緒。
曹七巧本是一位開麻油店的小家碧玉,健康美麗,充滿青春的活力,而且身邊也不乏追求者。她的願望也很簡單,找一個喜歡她的人,生兒育女,只要男人對她多少有一點真心，也還是有幸福可言的。
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將她的這個簡單的願望化為泡影。她在哥哥的安排下,嫁到了姜家,由一個“麻油店的活招牌”一躍而成了名門望族姜家的二奶奶。然而,在姜家,她卻變成了一個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同情。由此,她逐漸地陷入絕望之中,最終喪失了人生的理想。
七巧的人格變異是有社會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變態行為的產生更主要的是來自於當時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因為她首先是一個被買賣婚姻制度殘害的婦女, 對她而言婚姻是陷阱, 是戴著黃金枷鎖的監牢。
其次曹七巧也曾反叛過自己的命運，她不甘心守著自己骨癆的丈夫，她真心地愛過風流倜儻的季澤。而季澤對她卻不過逢場作戲，貪圖她的金錢。她目送著這個自己唯一愛過的男人離開:
她到了窗前，揭開了那邊上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洋式窗簾，季澤正在弄堂裡望外走，長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風像一群白鴿子鑽進他的紡綢褂裡去，哪兒都鑽到了，飄飄拍著翅子。
這裡的白鴿子也象徵著曹七巧遠去的愛情，從此寂寞與怨恨徹底地佔據著她的心靈。
《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在面對“謀生”與“求愛”的人生選擇時，謀生被她放在第一位。長久以來，她都沒有真正相信過範柳原。“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她僅有的一點學問，全是應付人的學知”，因“摻雜著家庭的壓力——最痛苦的成分”，她一定要抓住範柳原的感情。
白流蘇的愛情並不純粹，但身處困境的她別無選擇。一方面，孃家人的冷漠讓她喪失安全感和底氣，她只有自己可以依靠。另一方面，青春已逝的她必須早些為自己的未來考慮，要不就只能做五個孩子的繼母。於是她費盡心思地用自己殘存的理智和命運相搏，使出手段捕獲範柳原的心。流蘇對自己命運的焦急令讀者也為她的未來擔憂。
張愛玲對女性心理和人格的描寫是極其細緻的。張筆下的女性形象都是複雜而立體的，這也讓她們雖然有許多的缺點，但仍被讀者們原諒與寬宥。正所謂：“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張愛玲以她特殊的經歷、特有的睿智執著於女性世俗的生存狀態的描寫，她以清醒的女性意識，揭露了女性本身集體無意識的奴性狀況，揭示了女性自我解放的最大問題。
張愛玲像“五四”運動後的大多數女性作家一樣進行女性的寫作，她的作品向世人展現了社會發展轉折過程中人性的脆弱、迷惘、悲哀甚至是畸形。在張愛玲的創作中她沒有刻意強化女性意識，而是通過描寫女性各方面所受到的壓抑來表達女性希望顛覆傳統的男權社會，渴望男女在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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