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長雲：華夏族、周族起源與石峁遺址的發現和探究

摘 要：華夏族起源於商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時期，華夏族的族稱出自周人對 自己建立的反商部族聯盟的稱呼。人們崇拜的黃帝原只是周人奉祀的祖先，後隨著周人主導的民族融合才演變為華夏族共同祖先。周人出自白狄，與作為白狄祖先的黃帝一脈相承。這些史事的一些重要環節，由於近年來陝北神木石峁遺址的考古發現而逐漸得到證明。石峁遺址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石峁一帶同時是姬周族人最早發祥地。周人以後輾轉遷徙到渭水流域，與氣候環境發生變化有關。石峁先民將宮室及其他建築修建在山樑高處，反映了他們對天的崇拜，這與以後周人對於天、天命的信仰一脈相承。史載黃帝“以玉為兵”，周的氏名亦反映周族出自以治玉為業的氏族，凡此種種均可與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相印證。

關鍵詞：華夏族 周族 黃帝居邑 石峁遺址

華夏，是我國主體民族古老而又沿用至今的稱呼，漢族則是華夏民族在漢以後的改稱，這在今天已是基本的歷史常識。然而“華夏”這個稱呼的來歷如何? 華夏族的來歷又是如何? 卻是許多人不甚清楚的。

長期以來，筆者一直留意於這個與我們民族早期歷史有關的問題，經過研究，知道華夏族起源與歷史上周族的興起有著直接關係，華夏族對於祖先黃帝的崇拜亦牽涉到周族更早的歷史。遺憾的是，學界對於周人的早期歷史，尤其是對周族起源的認識，卻一直處在比較混沌的狀態。好在近年來，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歷史研究暨考古發掘取得不少進展，特別是不久前陝西省神木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了回答這些問題的新的契機，不僅揭示了作為華夏族與周族共同祖先的黃帝部族之所在，更提供了早期周族所從事職業的新的線索。筆者願藉此機會，結合石峁遺址的考古新發現，將自己對上述問題的思考提供給各位學者。這也是筆者對於這個為世人所矚目的考古遺址的歷史學解讀，敬請學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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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族與周族：從華夏族名稱來歷談起

眾所周知，我國曆史上的華夏族主要是由古代居住於中原地區的夏、商、週三族經過長期融合而後形成的。但是夏、商、週三族是怎樣在何種歷史條件下開展的融合，學者對此問題的認識卻並不一致。

實際上，夏、商、週三族以及部分所謂蠻夷戎狄的融合主要是在西周春秋時期，並且是在周人的主導下進行的，華夏族的產生與周族在歷史舞臺上的活動有著更多密不可分的聯繫。這一切，可以從華夏族在商周之際的起源談起。

商周之際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出現重大變革的時期。昔日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便曾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其所指周之制度大異於商者，包羅甚廣，不能在此一一論列，唯其中封建子弟一項，對華夏民族之形成影響巨大。可以說，正是周人的封建，才邁開華夏民族形成最關鍵的步伐。

在周人取代商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以前，整個商人的天下還是一個萬邦 (甲骨卜辭稱 “邦”為“方”)林立的局面。首先商人就是一個邦，文獻或稱之為“大邦商”，其他的邦，或者方國，都圍繞在商邦居住的大邑周圍，同商的朝廷結成各種內外服關係。這些邦、方實際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屬於氏族血緣組織的性質，今天的學者或稱之為族邦。他們相互之間血緣壁壘森嚴，即令有對於商王朝的服屬關係，也不影響他們作為一個獨立的氏族組織的存在。彼時各氏族間的征服，包括商王朝對一些敵對方國的征服，除相互仇殺並進行掠奪之外，一般也只要求對方屈服，承認其為臣屬、前來朝貢並擔任服役而已，尚未有如後世那樣將被征服者拆而散之，變作自已直接統治對象的做法。也就是說，整個商代社會還沒有出現不同氏族部落人們的混居雜處，這與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的出現，應當說還有不小距離。

但是，西周封建卻開啟了打破古代部族間的血緣壁壘，促使他們混居和相互融合的新局面。所謂封建，是周人發明的一種新的統治方式，即將被征服地區的土地和人民分別授給周室的子弟親戚，使其在各地建立一些兼具邦國規模和周朝地方政權雙重身份的新的封國組織。封建的目的，當然是拱衛周的王室，但這樣建立起來的封國已不同於過去那種自然生長的單一血緣組織性質的氏族邦方，而是人為建立起來的由不同血緣親屬關係的人們組成的政治組織。在所有這種性質的封國中，實際都包含了來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血緣關係的人群：一部分是征服者，包括周室的子弟親戚及他們的族屬；另一部分是被征服者，包括當地的土著，或是周王賞賜給封君的其他被征服的族群。由於這些封國將不同血緣關係的人們組織在一個共同體內，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族群有了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這就有利於打破他們之間的血緣壁壘，促使他們在此基礎上的混居和相互融合。

西周分封的典型例子，如 《左傳》定公四年提到的魯、衛、晉三國的分封，周初金文提到的齊、燕、邢、吳諸國的分封，都很好地體現了上述封建的性質。事實上，他們後來也都在完成自己國家內部各氏族融合的基礎上，發展成具有一定領土規模的地緣國家。其中一些國家，如晉、齊、燕、魯諸國，還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融進周圍不少夏、商舊族，從而成為各地方促進民族融合的中心。所有這些，都為以後統一的華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礎，說明周初的封建確實是華夏民族形成的先河，並且周人在華夏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

能夠對上述華夏族起源問題做出進一步說明的，還有華夏族族稱的來歷。因為我國華夏族的族稱也產生在商周交替的時候，並且華夏這個稱呼也出自周人的自稱。從目前我國最早的傳世文獻《尚書》的 《周書》諸篇中，可以考見周人自稱為 “有夏”的情形。如《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這三篇文獻都出自周初統治者之手，由這些可靠的文字，可知 “區夏”、“有夏”都是周人的自稱。

這個 “夏”不同於過去夏王朝或夏后氏的 “夏”。在 《立政》中，周公對成王先談起 “古之人迪惟有夏”，已經明確表示“有夏”為“古之人”，由於他們的后王表現不好而被上帝革去了命。 “罔後”，即沒有了繼承人，接著周人又自稱“有夏”，可知這個“有夏”絕不同於過去的“有夏”。一些人惑於兩個“有夏”名稱的相同，或認為周人乃夏后氏的後裔，這是不符合 《尚書》的本意的。

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者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國語· 晉語四》)，謂周人乃夏人後裔，首先就碰上這個無法克服的矛盾。與此相應，我們在文獻中不止一處看到周人自別於夏人及其後裔，不把他們當作自己族類的做法。《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 ‘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為夏的先王，衛屬周之同姓，此明言夏的王族與周人非同一族類。這段話還提到作為夏的後裔只是杞、鄫二國，而《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出於華夏作者之手的《左傳》稱夏人後裔杞為“夷”，不僅不視之為同類，反而賤視之，更表現了華夏之人自別於夏后氏後裔之事實。有人說，杞之所以被稱為夷，是因為它在春秋以後遷到東夷地區並使用夷禮的緣故，但近年發現的做於西周中期的銅器史密簋銘也早就把杞稱作“夷”了(銘文中有“杞夷”的稱呼)，是周人早就把杞排除在華夏之外。這些，都反映了作為周族自稱的“夏”與古代夏后氏之“夏”名同而實不同的事實。

現在要問，周人既非夏后氏的後裔，他為什麼要自稱為“夏”? 過去人們對此有過許多猜測，其中最流行的一種解釋是傅斯年在 《夷夏東西說》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周人是出於政治需要，為冒攀親緣而自稱為夏的。所謂“政治需要”，不過是指滅商的需要。為滅商而自稱為“夏”，乃是為了表示替冒認的祖先光復舊物，以便於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討伐商人。這種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卻只是一種猜測而已，不得以為定論。

其實，周人之自稱為 “夏”並沒有那麼多的深意，他們大概只是使用了 “夏”這個字的本義來表現自己，表現以周邦為首的反商部族聯盟的浩大聲勢。“夏者，大也”，《爾雅· 釋詁》及經、傳註疏並如此訓。 《方言》說得更清楚：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人興起於秦晉之間，人皆無異議，他們使用“夏”這個人皆愛偉之的稱謂來張大自己的部族聯盟，以壯大反商勢力的聲威，尤如當年陳涉起義為復立楚國要給自己起個 “張楚”的國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季札如魯觀樂，當聽到 “為之歌秦”時，曾感慨說：“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其稱秦所佔周人舊地的音樂為“夏聲”，並稱贊說“能夏則大”，“大之至也”，應當和周人使用“夏”的稱呼是同一個道理。

我們說“夏”指以周為首的整個西方反商部族聯盟，也是根據上引 《尚書· 康誥》而言的。這段話談到文王“肇造我區夏”，肇者始也，區者區域也，言文王始締造我華夏之區域。再把這幾個字連同下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一起理解，則更可以看出，“區夏”就是指的整個“西土”，它所包容的內涵，不僅有周邦，還有其他“一二邦”，也就是合周邦及其他友好盟邦組成的一個地區性反商同盟。其後武王伐商的誓師詞 《牧誓》中也有“西土之人”這一概念，那裡面不僅有周人，還包含有所謂“西戎八國”。總之，由周文王締造的這個“夏”是以周人為首的西方反商部族集團，將之比作“夏后氏後裔”，就更沒有道理了。

商周之際，與商朝統治者集團的分崩離析形成鮮明對比，西方以周族為首的勢力集團 (即所謂“夏”)迅速發展壯大。《左傳》襄公四年晉國大夫韓獻子云：“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所謂“事紂”，按崔東壁的說法，“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實際上是在這個幌子下糾集諸侯準備實行“翦商”。文獻盛稱“文王受命”，即接受上天從商人手中移交給周人的“命”，亦即“天命”。根據《史記》記載，文王受命之年即他稱王和“斷虞芮之訟”之年。所謂“王”，在早不過是部族聯盟軍事首領的稱呼；所謂“斷虞芮之訟”，亦表明作為部族聯盟首領的文王有裁決聯盟內各氏族部落糾紛的權力。這些，都可為文王 “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提供具體的詮釋。筆者懷疑 “夏”這個稱號也就是在文王受命稱王之時正式冠在自己所領導的部族聯盟頭上的。文獻記文王受命後七年去世，如果這個推測不誤的話，華夏部族聯盟的正式形成是在文王的晚年。

隨後，華夏部族聯盟在周王室領導下展開對商王朝及東方部族的征服，隨著征服的順利進行，周王室又把 “夏”的名稱冠在自己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的頭上，這些諸侯被稱作 “諸夏”。《詩· 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這是周天子在巡行東方諸國時的語言，表示要求懿美之德，以布陳於諸夏。《詩·周頌·思文》：“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這是周王祭祀上帝和后稷的詩歌，言上帝命普遍養育人民，對於所有諸夏之民，不要劃分彼此。這些詩歌中的“夏”，都是周分封出去的諸侯國。作為周王室的 “夏”與作為諸侯國的 “夏”在宗法關係及姻親關係下結成一個整體，成為當時中國的主宰。時間一長，凡稱作 “夏”的東西都帶有正統的意味。 《詩經》中的 《大雅》或 《小雅》被視作華夏正聲，“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墨子·天志下》引 《大雅·皇矣》，“大雅”即作“大夏”。宮廷中的正式舞曲也多稱作“夏”。《周禮·春官》：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左傳》襄公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這“三夏”，注家以為是 《詩經·周頌》中的三篇詩名；“九夏”，鄭玄等人也認為是詩篇名，並且是“‘頌’之族類也”。於是，“夏”不僅帶有政治聯盟的色彩，而且帶有共同文化的意味了。所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的訓釋，當由此來歷。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產生 “華夏”的稱呼。華、夏二字本來音同通用，《左傳》、《國語》等文獻中或稱 “諸夏”為 “諸華”。然而華、夏二字的重疊使用顯然還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蘊，因為“華”字還具有“華美”、“有文采”的意思。它出現在春秋以後，是表明華夏之人對自己的文化更多了一層自信。所謂 “中國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當由此得來。

整個西周和春秋，以周人為首的華夏集團通過分封撒向黃河、長江流域的各個戰略要地，在與各地夏、商舊族及部分蠻、夷、戎、狄的長期混居雜處中，他們開始是在政治上，繼而在文化與語言習俗上，都廣泛地起著主導作用。因而當日後他們與其他中原舊族融為一體以後，人們將這個新熔鑄成的民族共同體仍稱為“夏”，或“華夏”，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總之，華夏族的起源與形成，都是和周族的興起密不可分的，這是周族為我國曆史所作出的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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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從周族祖先到華夏祖先的演變

有關華夏族起源的探討，自然牽涉到華夏族何以稱自己的祖先為黃帝這樣一個問題。華夏族之所以奉黃帝為我們民族的共同祖先，也與周人有關。質言之，黃帝之作為華夏族共同祖先，乃是由周族的祖先演變過來的。這實際從另一個角度展示了華夏族與周族密不可分的關係。

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並不是人們憑空想出來的。有關黃帝 (及其他傳說時代人物)的傳說故事，應當說都有其真實的歷史素地，需要認真加以探討，不得以 “其言不雅馴”為藉口簡單棄置不顧或置而不論。但如司馬遷 《史記》按照 《大戴禮記·帝系》及 《五帝德》的說法，將黃帝及其他幾位古帝，包括帝顓頊、帝嚳、帝堯和帝舜都比作後世一統國家那樣前後相承的君主，並且將顓頊等其他幾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國家的君主都說成是黃帝一人的嫡系子孫，則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亦不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當年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學者曾著力批判這樣一種來自舊史的說法，指出這所謂的 “帝系”不過是戰國以來列國兼併走向統一的產物，是出自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並不是真的歷史。為此，他提出應當打破我國古代 “地域向來一統”和 “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這些看法，無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著名古史專家徐旭生也早指出：“我國曆史開始的時候，種族是複雜的，非單純的。”彼時的中國，也就是文明開始前後那段時間，實居住著許多互不相統屬的氏族、部落。今人或稱之為族邦、邦國或“方國”。它們或因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按地域和按親屬關係，結成為一些較大的部族集團。黃帝以及其他幾位古帝，還有一些不包括在 “五帝”系統內的著名傳說中的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應該就是夏以前各個部族集團的首領，或各部族集團的後人奉祀的祖先。

先秦時期較早且較可信的史學著作《左傳》、 《國語》曾記載了上述古帝及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團首領的活動。其中《左傳》昭公十七年說：“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太皞 (昊)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稱黃帝等人為“某某氏”，可見黃帝等人的身份原本確實是上古各個氏族部落集團的首領。至於他們的 “帝”的稱謂，則是其後人在祭祀他們的時候冠在這些祖先頭上的尊稱。《禮記·曲禮下》稱“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帝”相當於宗廟裡被立了牌位的祖宗。殷墟卜辭及商末金文中有商人尊其去世的先王為 “帝”的例子，如祖庚、祖甲卜辭中的帝丁，廩辛、康丁卜辭中的帝甲，帝辛時銅器銘文中的文武帝乙，等等。周初金文中也有尊周的先王為 “帝”的例子，如商尊中的“帝后”，即是對先王之後的尊稱。這樣稱呼的“帝”，與秦始皇以後作為生稱的 “帝”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所謂 “五帝”及其他一些傳說時代的古帝，應當都是這樣一種各氏族部落集團 “祖先神”的性質，這比單純將他們視作神化中人物顯然要實在得多。

經多方討論，現在人們已大致達成對於 “五帝”及其他部分傳說中人物是何部族或部族集團祖先的認識。如認為太昊是東夷風姓部族的祖先，少昊是東夷嬴姓部族的祖先，黃帝是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炎帝是西方姜姓部族或古代羌族人的祖先，顓頊是媯姓有虞氏部族的祖先，蚩尤是稍晚時期的東夷族的祖先 (也有稱他是南方苗蠻族的祖先者)，堯是陶唐氏的祖先，舜則是顓頊之後的有虞氏的另一位祖先，等等。對於他們 (及他們所代表的古代部族) 的居住地域，也大致有一個基本判斷，如認為黃帝居住在今陝西黃土高原；炎帝居住在今陝甘交界一帶及渭水流域；太昊、少昊居住在今山東省境內及安徽江蘇的北部；顓頊與共工居住在古河濟地區，即今河南與山東交界的華北南部平原一帶；舜作為顓頊的後人，也應活動在今魯西黃河下游平原一帶；至於帝嚳，由於他的後人商族的起源尚無定說，因而他活動的地域暫時無法確定；堯生活在晉南或是在魯西菏澤一帶，也暫時沒有定論。以上這些看法，都大致得到考古發掘資料的印證，並與考古學主流學者主張的中國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理論相互印證。

那麼，黃帝又是怎樣由一位早先的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演變為整個華夏民族的祖先，並且是排在第一位的祖先的呢? 這需要從黃帝與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人的關係談起。周人姬姓，在上古時期先後參與逐鹿中原的各個著名部族，包括夏、商、周、秦、楚各族中，只有周族屬於姬姓，以此，古今人們一致認為周人是黃帝的直接後裔。黃帝姓姬是因為他的居住地在姬水，即《說文》所謂“黃帝居姬水，因水為姓”。這個說法又顯然來自《國語· 晉語四》“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的記載。我們無法判定姬水的準確位置，但大致可以認定它是在陝北某個地方。徐旭生先生就曾明確指出：“看古代關於姬姓傳說流傳的地方，可以推斷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早期的周人，即所謂先周族也一定是跟隨著整個黃帝部族居住在他們的根據地陝北高原一帶。周人後來遷居到關中渭水流域，乃是經過許多代人不斷向南遷徙的結果。一些學者惑於《史記》有關周人祖先後稷居邰的記載，認為周人原本就居住在渭河平原，並且早就是一個擅長農業的民族，這是不對的。文獻記周人祖先自不窋開始就“自竄於戎狄之間”，過著粗耕農業的生活。其孫公劉所在的豳地也處在戎狄包圍之中，一直到公亶父遷居岐下後才始“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不可能是一個向來就從事高等農業的民族。對此，徐中舒先生曾經指出：“周人本來是白狄的一支，並不是農業民族……如果說后稷作為我國最早的農神，其時周人已達到高等農業階段，他的兒子不窋卻退到粗耕農業與戎狄同俗，傳至不窋的子孫公劉又能在戎狄之間恢復到后稷的高等農業水平，這是不太合理的。”他認為周之先祖應從不窋始，從不窋到公劉皆世居豳地，屬於黃土高原地帶從事粗耕農業的戎狄部族。姬周族原本不住在渭濱，也不具有《詩· 大雅· 生民》那樣高的農業水平，他們的農業技術乃是後來從其母系姜族學來的，以姜嫄、后稷作為自己的始祖，也應是繼承了母系的傳說。

總之周人早期並不居住在渭水流域，而是追隨其祖先居住在陝北黃土高原。剛好，文獻記載黃帝原本也是北方戎狄族的祖先，特別是姬姓的白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白狄的別支犬戎、驪戎及以後建立古中山國的鮮虞族亦皆屬於姬姓，他們都出自黃帝。漢王符所作《潛夫論》及比它更早的記錄遠古神話傳說的《山海經》都有他們作為黃帝后裔的記載。其中《山海經· 大荒西經》稱：“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所謂北狄，便是白狄族所屬的古代北方一支大的族群。《大荒北經》則稱：“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所謂白犬，也就是白狄，這是犬戎屬於白狄的明證，他們也都是黃帝的後裔。《潛夫論·志氏姓》蓋出於對漢以前有關古族姓氏源流的總結，更有 “隗姓赤狄，姮 (姬)姓白狄……短 (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於黃帝”的記載。這些，都可以作為周族是黃帝后裔並出自陝北黃土高原的說明。

無論何說，作為黃帝后裔的周人至遲到晚商時期便在岐山下面的周原安頓下來。他們先是與這裡的原住民姜姓族人結為婚姻，繼而結成穩固的政治聯盟，同時努力汲取姜人以及商人的文化，使自己很快獲得長足發展。到公亶父之孫文王的時候，已積累起相當實力的周人窺測到東邊商人統治內部出現的危機，又不失時機地打出反商的旗號。之後，周朝實行的封建統治為大規模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機，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部分周邊蠻、夷、戎、狄長時期的往來交匯，最後，當春秋戰國之際，所有黃淮江漢地區的舊的氏族性質的群落終於熔鑄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即華夏民族。

何以認定春秋戰國之際黃淮江漢地區的人群才最終熔鑄成一個統一的華夏民族呢? 因為只有到這個時候，各地區的人們才都去掉了對於自己原先氏族出身的記憶，有了對於統一的華夏民族的認同，即都一律認同自己是華夏之人。顧炎武《日知錄》卷13 “週末風俗”條曾談到春秋時期與七國時期社會風俗之重大差異，其中一點是 “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之矣”，即戰國時大家都不再論自己的氏族出身了。文獻中也不再見稱某人的“族籍”，而僅見稱某人的地區出身 (如今之戶籍)，這顯然是人們都認為大家出自同一個民族，有了民族“共同地域”的意識表現。儘管各國還在兼併爭戰，但誰都認為統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顧炎武還談到另一個戰國時期與之前不同的社會現象：“春秋時猶嚴祭祀，而七國則無其事矣”，即戰國之人不再嚴格區別各自奉祀的祖先，不像過去那樣嚴守“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的規矩。這當然不是說戰國之人不再注重祭祀祖先，而是說戰國之人認為大家既然都是同一個民族，就沒必要將各自的祖先劃分得那樣清楚，只要是為華夏先民作出過貢獻立有大功的祖先，不論他們出自何族，大家都可以祭祀。如秦人原本只祭祀自己的祖先少昊，《史記· 封禪書》記秦襄公至秦文公先後立了兩個畤 (祭壇)，都是為了祭少昊白帝，其後秦宣公作密畤祭太昊青帝，太昊也是秦所屬東夷部族的祖先。直到進入戰國以後，才有秦靈公的“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這個舉措當然首先是為了爭取在關中居住的原周族統治民，但亦是適應了各部族融合的新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將各氏族部落原來的祖先編在一個共同的譜系上，使他們成為華夏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戰國後期，《大戴禮·帝系》、《五帝德》，即是在這種情況下成書的。這些書裡面所列華夏族奉祀的所有祖先中，排在第一位的自非擁有最多後裔並主導這場民族融合的周人的祖先黃帝莫屬。這樣，黃帝就成為整個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

3

石峁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

長期以來，學者對於黃帝及其所代表的部族的居處，只有一個大致的認識，即認為他們居住在陝北黃土高原一帶 (如上舉徐旭生先生之說)。儘管這個認識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畢竟只是一種推測。如果能夠通過考古發現使這種推測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將對於歷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令人興奮的是，近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陝西石峁進行的考古發掘，正使上述推測一步步得到印證，石峁應當就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於陝北神木縣高家堡古鎮附近。石峁遺址早就為人所知，因為那裡自20 世紀初就陸續出土了許多精美的古玉，其中許多玉器流散到歐美。新中國成立後，有關方面曾對遺址做過多次調查。20世紀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通過對石峁進行的小範圍試掘，初步明確了石峁遺址的文化內涵及所處年代的範圍，認為該遺址的上限應與陝西關中地區的客省莊二期文化亦即陝西龍山文化的晚期相當，下限已進入夏紀年的範圍。對於遺址的規模與性質，人們的認識卻較模糊，初以為遺址面積僅5萬平方米左右，後定為約90萬平方米，遺址的外城牆則被誤認為是戰國秦長城。近年，伴隨著對中華文明探源的熱潮，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遺址重新進行了仔細勘測，並對其部分地區進行了重點發掘，始確定該遺址是史前時期一座規模巨大的城址。整座古城建築在鎮東北面的山樑上，由 “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部分組成，牆體由石頭砌築而成，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以上，年代在龍山中晚期至夏代早期階段，是目前所見我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古城。城內密集分佈著宮室建築、房址、墓葬、手工作坊等遺蹟，除繼續出土不少玉器外，還出土有青銅器、骨器、大型陶器、彩繪陶器、石雕人頭像、幾何紋壁畫及其他一些器物。“皇城臺”為宮殿所在，臺頂端面積達8 萬平方米，前面有臺前廣場，臺後上方有類似宮廷池苑的大型蓄水池，其中並出土有鱷魚骨板等物。種種跡象表明，石峁遺址是一處當時人們居住的大型聚落及地方勢力集團權力中心的所在地。

石峁遺址的發現迅即引起社會，特別是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不少考古學者得其先睹之便，紛紛對遺址性質發表見解，有稱其是“當時北方一個很大的集團”，或一個“酋邦”勢力控制的中心，有稱其為 “北方區域政體的中心”。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如此巨大的一座古城，確實應當是當時一個很大的地方勢力集團或一支強勢部族活動的中心。但遺憾的是，這些學者似乎都不願意將石峁古城引入歷史研究領域，尤避免將其與文獻所載我國傳說時代的歷史結合起來進行探究。大概是認為目前有關考古材料在時間與空間上尚未能取得與傳說中某個族群或 某個歷史人物的完全契合，人們不願意冒然作出將上述考古資料與歷史掛鉤的判語。

筆者因對西北地區古國古部族有過持續的關注，早就持有黃帝部族與其直系後裔先周族居住在我國西北，特別是陝北及其附近地區的觀點。筆者曾設想黃帝部族生活的那個年代這一地區一定有比現在更適宜農業定居生活的條件，也應有比較大型的城址或居邑。及聞陝北神木石峁發現巨大古城及其他遺址的信息後，筆者便立即想到它應當就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在筆者的認識領域，有關考古材料無論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毫無疑問都與傳說中黃帝部族的活動地域是相契合的。於是，就有了《光明日報》連續發表的兩篇論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居邑的文章。

為說明問題，有必要在這裡簡單回顧一下這兩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同時對一些未及充分闡述的問題進行補充論證。首先，關於黃帝部族的活動地域，《史記》、《漢書》都有關於黃帝陵墓在今陝北子長縣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崩，葬橋山。”《索隱》引《漢書·地理志》說：“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漢陽周縣當今陝西子長縣北。橋山今稱高柏山，屬子長縣，正在漢陽周縣南。《漢書·地理志》並於上郡膚施縣下記其地“有黃帝祠四所”，膚施即今榆林。這兩個地點都毗鄰於石峁所在的神木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長一帶有古人認定的黃帝的冢墓，還有多處人們奉祀黃帝的祠堂，則黃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帶居住、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其次，從先秦古部族的分佈看，作為黃帝后裔的白狄族亦活動在這一地區。上文已通過《山海經》及潛夫論》揭示了黃帝確實是此姬姓白狄族祖先的史實。至於白狄族分佈在陝北一帶，則有《左傳》、《國語》等一系列記載可為之證。其中 《左傳》成公十三年記春秋晉國呂相的《絕秦書》說：“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其稱白狄與秦同處的雍州，即今陝北一帶；所謂晉與白狄的婚姻關係，係指晉獻公娶犬戎狐姬而生重耳事，《國語· 晉語四》記此事曰：“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俊才。”韋昭注說：“狐氏，重耳外家，與晉俱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韋氏說狐氏出自唐叔無據，但明言狐氏為犬戎的別支，可見犬戎確為姬姓。後來重耳為避晉難而奔狄，其地在今陝北清澗、子長一帶，那裡至今還留有“重耳川”的地名，可見史載之不誣。

其他談到白狄處於今陝北一帶地區的史載還有不少，如《管子·小匡》“(齊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西河”係指今陝晉間黃河兩岸地，自包含有陝北一帶；後來《史記·匈奴列傳》徑稱白狄“居於河西圁、洛之間”，圁水即今無定河(或說為今禿尾河)，洛水為今北洛河，是更明確指明白狄所居在今陝北榆林、延安一帶。

由於氣候變化等原因，白狄族的一些支系後來不斷地東徙南移。現在知道，春秋時期活動在今山西省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以無終氏為首的群狄部落，就是從陝北地區東遷過去的。因為陝西綏德發現了鑄有“無終”銘文的商代青銅器，證明這裡便是無終氏的老家。而據文獻，無終氏似乎在更早的時候就已遷到今河北省東部玉田至天津薊縣一帶地方，因為 《呂氏春秋· 慎大》、《禮記·樂記》及《韓詩外傳》諸書記有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是無終氏作為黃帝的後裔，曾被周武王分封到這裡。或者東遷的無終氏早就分成兩支亦未可知。無論何說，作為黃帝后裔的白狄族的東遷是不可否認的。其後白狄鮮虞、肥、鼓及仇由等族的東遷，想必也是循著同一路徑。筆者甚至懷疑 《逸周書· 嘗麥》、《史記· 五帝本紀》等書記載的黃帝與炎帝、蚩尤在阪泉、涿鹿交戰的故事，也是由黃帝后人在東遷過程中為宣傳自己祖先的業績再加工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作為黃帝后裔的周族人亦是起源於陝北。筆者曾有過這方面的論文，有關內容由於牽涉過多的考證，留待下節再做詳細敘述。但須強調的一點是，該文除引用大量文獻資料外，還引用不少考古發掘的資料，包括過去鄒衡先生和田廣金的有關論述來說明這個問題。尤其鄒衡先生，他是明確主張先周族來源於今陝北一帶，也就是黃帝族活動的地區的。

談到石峁古城的年代與黃帝部族的關係，古城的發掘者不止一次聲稱，石峁古城建成的年代不晚於公元前2300年。黃帝作為我國進入文明前的一位部族領袖，其生活的年代自應在我國第一個早期國家夏朝建立前不久。夏建立在公元前21世紀，則說黃帝部族生活在石峁古城建成的公元前2300年前後，應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黃帝與傳說中其他幾位古帝實際上是一種橫向的關係，即他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物 (堯、舜二人或稍微晚一點)。後人將這種橫的系統改作了縱的系統，而將黃帝置於其他幾位古帝之前，並以所有其他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王室皆是黃帝一人繁衍出的後嗣子孫，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當年顧頡剛先生反對的所謂 “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即是針對這種人為的編造而言的。當然，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這種編造還是有 一定歷史意義的。

以上各點，無論在史實舉證上還是邏輯結構上，應該說都是能夠站得住腳的。需要對拙文做出進一步解釋的，恐怕還主要是黃帝族生活的年代這個問題。大家習慣了“黃帝五千年”這句口號，對於黃帝族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說法有些接受不了。一些學者只接受石峁古城是黃帝族後裔居邑的說法，不願直接說石峁是黃帝族的居邑。可是，只要我們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文獻，就完全可以體會到唯有上述說法才更接近於歷史真實。

查先秦、兩漢時期較早的文獻，實無一處說到黃帝距今五千年的；前人，包括民國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者，也沒有說黃帝距今五千年的。即使按照 《大戴禮記· 五帝德》、《帝系》這兩篇最早提到“五帝”世系的文獻計算，黃帝距今的年代亦只有4200年至4300年左右。有學者提到所謂 《竹書紀年》有“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之語，以為可以作為黃帝距今五千年的證據。其實，這句話並非《紀年》原文，乃宋羅泌《路史》撮述今本《紀年》之語。晉杜預所作《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早已指出，“《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是其根本不可能有關於黃帝世系的記載，何況這種撮述性的語句! 其不可信是很顯然的。另有學者從考古學文化角度將石峁與陶寺遺址相比較，認為陶寺文化作為堯的活動遺蹟，其時代可早到公元前2500 年，若以石峁為黃帝居邑，與史載黃帝遠在堯舜之前豈不是顛倒了嗎，由是判定 “

黃帝或其集團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的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此說看似有理，實亦經不起推敲。首先，陶寺遺址是否堯的都邑，向來就無定說。過去顧頡剛先生、徐旭生先生均對之表示過異議，《史記· 貨殖列傳》更明確記載“堯作於成陽”，成陽在今山東定陶，是明確指出堯興起在山東菏澤地區。其次，說堯距今2500年亦是無據，此何以解釋堯舜禹相互禪讓而致禹在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夏朝? 豈堯至禹中間隔得有四五百年的光景? 至於說與黃帝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在今5000 年前，則更屬空想。因距今5000年前的我國中原地區尚停留在仰韶文化時代，其時雖有一些物質文明的進步和初步社會分化，恐怕與文獻所載黃帝時期戰爭頻仍，黃帝為此而製作禮樂，建立都邑，制定兵符，設置 “左右大監”之類官署等社會進步現象不相吻合。倒是考古學家李伯謙對黃帝所在的時代說得比較客觀，他雖然主張將黃帝的紀念地搬到中原去，卻是說 “黃帝生活的時代是距今4500年前後或者4300年前後”，此實與石峁城建成的年代相當接近了。

有關石峁與黃帝族的關係，還有一個方面的證據也必須提及，就是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我在上兩篇文章中提得不多，後來在為孫周勇、邵晶 《石峁古城是座什麼城》一文寫的 “導言”中有過補充，但仍有欠缺。按石峁自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以來就陸續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據說其數達4000餘件之多。20 世紀70 年代，曾有陝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農家進行文物徵集，曾一次徵集到玉器127件。之後，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繼續在石峁進行採集與收購，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餘。其器類有牙璋、刀、鉞、戈、斧、鏟、璜、璧、牙璧、鷹首笄、虎頭、人 首、蠶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鉞等器類居多。由於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經過正式的考古發掘，對石峁玉器的年代眾說紛紜。最近，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發現這些玉器多藏於石峁古城的牆體裡面，從而證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於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公元前2300 年。面對數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別是各種款式的玉製兵器，人們不禁想到古文獻提到的 “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的傳說。儘管這所謂玉兵在今天看來並不是實用的兵器，而只是某種驅邪所用的禮儀用品，但並不妨礙它作為一種新的器類的出現所具有的區分時代的標誌性意義。若然，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圍地區的大量湧現，正可以作為黃帝部族活動在陝北地區的證據。

作為這個說法的旁證，還可以在《山海經》等反映傳說時代的古地理書中找到距黃帝族活動區域不遠的內蒙古陰山一帶出產玉器的相關記載。如《山海經·西次三經》中便記有黃帝所在的峚山 (即密山，在今內蒙古陰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鐘山之陽”。作為黃帝下都的崑崙山 (約當今內蒙古卓資山) 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 (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 (約當今內蒙古狼山)則是“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考慮到《山海經》全書除黃帝之外，更無其他古帝與玉或類似玉的礦藏發生聯繫，則黃帝與其所統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內蒙古、陝北一帶，併為石峁出土玉器的主人，應不是無端的揣測。順便談談，今內蒙古陰山山脈中確實蘊藏有大量玉石礦藏。特別是距包頭市不遠的大青山裡面開採出的佘太玉，產量豐富，材質與玉色與石峁古玉亦相近似。其地距石峁不遠，是否與遠古石峁居民釆集的玉材有關，頗值得研究。如此，我們也不必囿於傳統的 “西玉東輸”的說法，總是把石峁玉器的來源死死盯住在遙遠西方的幾個固定的位置上了。對於過去《穆天子傳》所載穆王西遊途中採掘到大量玉材的地點，似亦應作如是觀。實際上，《穆天子傳》有關穆王西遊的路線有相當部分都是和《山海經·西次三經》相重合的，穆王所登的舂山就是《西次三經》的鐘山，其採取玉石的主要地點群玉之山離它並不算遠，絕不會是在遙遠的西域某地。

總之，說位於陝北神木高家堡的石峁古城是古代黃帝部族的居邑，是證之有餘的。筆者想不出還有什麼對此說法加以否定的理由。

4

石峁與周族起源關係再探討

石峁不僅是黃帝部族的居邑，而且也是古代周族更早的發祥地。關於周朝的建立者周族的起源，是學術界長期關注而未得解決的重大問題。不僅歷史學者，考古工作者亦常關注於此。過去有關這個問題的解說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東來說，即主張周人來源於東邊的晉南；二是西來說，以為周人出自西邊的羌族；三是本土說，主張周人出自關中土著。大家各持己見，至今未有一致認識。

筆者於周人起源的看法與以上三種主張皆不相同，主張周人來自北方，即來自陝北的黃土高原。筆者曾寫過一篇《周族起源諸說辨正———兼論周族起源於白狄》的論文。文章首先批評了上述三種說法中的東來說及本土說(西來說的影響不大)，指出東來說的主要問題是與今考古發現先周族早在公亶父時期就已在陝西岐山周原一帶定居下來的事實相沖突，本土說的問題則在於無視文獻所載周族祖先長期處在戎狄之中的事實。文章發表雖已過去多年，但筆者相信這些批評仍是站得住腳的。

文章的重點自然是在後面，即從文獻、古文字資料及考古發掘的資料等各個方面分別論證周族應出自陝北黃土高原一帶的白狄族，也就是遠古時期的黃帝族。其中從考古學角度論證周族起源於黃帝白狄的資料主要來自於鄒衡及田廣金二位。鄒先生主張先周文化與李家崖文化存 在著密切關係，甚至主張先周族人群的一部分亦來自李家崖文化。而眾所周知，李家崖文化正是由陝北內蒙一帶的朱開溝文化發展而來的，石峁遺址及附近一些地方的遺址就包含有不少朱開溝文化的因素，這裡出土的許多器物，如三足甕、花邊鬲、尖襠袋足鬲等經過稍稍演變，都 一直流行到先周時期和西周早期。近年來發掘的一些先周文化遺址，如長武碾子坡、旬邑棗林河灘、孫家等也能看到北方朱開溝、李家崖等文化因素南移的現象。田廣金的主張更為明確。他在論著中直截了當地說：“關中地區的殷商時代遺存，無論是 ‘商文化遺存’、‘鄭家坡遺存’，還是 ‘劉家遺存’，在距今3500年左右，均吸收了來自東北部黃土高原的朱開溝文化因素。”他同時聯繫當時北方地區氣候環境的變化進一步指出：“在公元前1500 年以後，隨著氣候向冷幹方向發展的同時，首先是北部黃土高原的文化南下，隨著西北地區的諸文化亦向東南方向移動，這才出現了北方和西北方諸文化向關中地區進逼的趨勢。從而迫使關中地區的商文化逐漸向東 退縮，至商代晚期時，商文化已退出關中地區，而此地的文化則被吸收了北方和西北方諸種文化因素的先周文化所取代。”田先生指出造成朱開溝文化及李家崖文化漸次南移到渭水流域的原因，乃是氣候環境的變遷，這就為周人自陝北高原遷居至岐下渭水流域找到了實實在在的依據。當然，田先生指出公元前1500年前後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是有依據的，目前環境考古學已提供這方面的大量數據，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

周人出自白狄，這是著名先秦史專家徐中舒提出的觀點。白狄姬姓，黃帝亦是姬姓，中原華夏各族中，只有周人與黃帝同一族姓，其中緣故正是因為周人出自於狄族，或者說周出自白 狄族南遷的一個支系。黃帝為北方狄族的祖先，前面已有論證。文獻記載周人祖先自不窋之時起便“在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遷豳，豳地據稱處在戎狄包圍之中，實際也是屬於戎狄的一個居邑。故文獻稱公劉以後的周族人仍保持著濃厚的戎狄習性，直到公亶父遷岐，才“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在自公劉至公亶父長達八代人的這段時間內，甚至周人的語言也仍然保持著戎狄的特徵。成書於戰國末年的《世本》記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為慶節、皇僕、差弗、偽揄、公非闢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組紺諸盩，學者便認為此類人名雜有戎狄語言的成分。不窋的稱呼亦同此性質。

以上是筆者過去所寫論文有關周人出自陝北黃土高原的白狄族人的主要論點。我相信先周族以前的那個時代，陝北高原必定有比現在更好的自然環境，也有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樣更為繁庶的人群和聚落群。而今陝北石峁古城的發現，連同周圍不斷挖掘出來的同時期的聚落和城址，不僅證實了筆者的設想，也更加有力地證明了周族祖先原本就是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主人。

石峁古城不僅以其巨大的規模展示出它是那個時期當地某個族群 (即黃帝部族) 重要的政治中心，它特殊的建築方式及它蘊藏著的大量古代玉器，更顯示出它與周人之間所具有的直接的關係。

談到石峁城的建築方式，一般人都會注意到的一個特徵是，石峁及其附近所有同時期的城址都建築在山上，並且往往是建築在周圍地形最高的山樑上。對此，學者可以給出如下解釋，說它是繼承了石峁以前的老虎山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傳統。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到石峁以後，將它與岐山發現的先周時期周人建造的也是在山頭上的多座城址聯繫起來，便會立即感到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周原北面群峰綿延的岐山裡面藏有先周時期共五座城址，其時代早於周原上週人的聚落，這個消息，是北京大學常駐岐山考古隊的雷興山教授不久前告訴筆者的。他講早先人們在岐下的周原尋找早期周人建造的城址而不可得，後在岐山的山裡面偶然發現有先周時期的城址，才悟及周人始遷往岐山時將城邑建在了山裡頭。筆者由是判斷，將城邑建造在山上，正是早期周人一貫的傳統。這樣來看待黃帝部族將城邑修築在石峁山樑上，也就很好理解了，因為黃帝是周人的祖先，後人維持祖先的傳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至於黃帝族或早期周人為何要把城址建造在山樑上面，大概也不像許多人理解的那樣，只是為了防禦。我想更大的可能，乃是出於某種宗教或者信仰。周人信仰天，“天”和“天命”都是周人的發明，或許周人認為，城邑建在山上，有利於與天的交通。《左傳》稱“黃帝氏以雲紀”，“以雲紀”似乎也與黃帝———先周族對天的尊崇有關，因為雲彩本來就是天上的東西。

石峁遺址與早期周人的不解之緣的更有力的證據，是這裡出土的大量的玉器。上舉筆者所撰寫的論周人出自白狄的文章為了辯駁周人並非是一個自來就居住在渭水流域從事農作的部族，曾經對周族的“周”的字義進行過分析，指出它作為象形字，所象並非是農田種植之形，而是雕琢治玉之形，說明周人原是一個善於治玉的民族。如今石峁發現的大批精美的玉器，正充分證明了這個判斷。這麼多的玉器絕不會都出自外來的進貢或交流，而主要應出自本地人的製作。 早期周人便是石峁玉器的主要製作者。為釋疑解惑，這裡不妨對 “周”的字形字義再做一些分析。按周與琱、彫實古今字，《說文》雲：“彫，琢文也，從彡，周聲。”段注： “琢者，治玉也，玉部有琱，亦治玉也。《大雅》：‘追琢其章。’ 傳曰：‘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毛傳》字當作琱。”其實彫、琱皆非治玉的最初字形，甲骨文、早期金文周字作 諸形，才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卷下早就稱說(即周)字 “象方格縱橫，刻畫文彩之形”；古文字學家孫長敘更明確指出：“這個字象治玉琢文之形，是古琱字無疑”，並舉西周青銅器銘文“畫”字寫作從聿從之形，以補充說明字確實是古人追琢治玉最初的字形。後人有釋此字為“農田”，為“鹵”，為“金”，或“綢之初文”者，皆非。結合周人起源及石峁玉器的發現，周為雕琢治玉之形可作定論。反過來說，這樣對於早期周人以治玉為業的追溯，亦為發現大量玉器的石峁為黃帝部族居邑的說法提供了又一證明。當然，這種說法亦對周人起源於陝北併為黃帝族的後裔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證據。古人以職為氏，《左傳》“殷民六族”有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殷民七族”有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等(《左傳》定公四年)，皆是適例。如果說周人的氏名來自於他們祖先治玉的職業，應當不會令人感到是一種牽強的解釋罷。

餘論：有關華夏族祖先早期歷史的更多思考

本文結合石峁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集中論述了華夏族起源、華夏族祖先黃帝的居邑就在陝北及其附近、華夏族締造者姬周族人就是從這裡走出的這一主題，但由此引出的有關華夏祖先早期歷史的某些重要環節卻足以啟發人們作出更多思考。例如，黃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僅包含作為華夏先民的姬姓周族這一支，也包含其他姬姓之戎，如犬戎、驪戎、無終、鮮虞等各個支系。這就使人聯想到，原來早期華夏與所謂戎狄其實也具有千絲萬縷的血緣聯繫，華夏、戎狄其實就是一家。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逐漸融進華夏，如驪戎、無終、鮮虞等，有的則再分櫱出新的族系，或衍變發展成為以後歷史上的其他少數民族，如戰國時期的林胡 (儋林)、樓煩、匈奴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數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著源遠流長的關係。由此推而廣之，今天的中華民族也應當是一個由古代華夏及眾多蠻、夷、戎、狄等少數部族融匯而成的大家庭，黃帝不僅是華夏———漢族人的祖先，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此看來，我們過去長期流行的夷夏觀，是否應當做出一些更新或調整呢?

先周族作為華夏先民，也作為白狄族的一支曾經居住在祖先黃帝所在的地域，他們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偏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著物質文化上的往來。現石峁及周圍地區的考古發掘已能提供不少這方面的線索。例如石峁發現的青銅器物，學者就指出它們或是從阿爾泰地區經由今蒙古國南部和我國內蒙地區直接傳播到陝北高原的。其中一件若干年前發現的與數枚玉環、玉瑗套裝在一起的砷青銅製作的齒輪狀銅環，不僅其冶煉技術可能來自域外，其形制與其所蘊含的宗教意蘊，恐怕也與域外有著直接的聯繫。石峁玉器的材質有相當部分來自北方和西方，這大概是學者一致的認識。還有那為數眾多的石雕人面像，其製作風格和表現形式，包括其背後隱含的原始宗教意蘊出自西方的人群，大概也不會有人提出異議。所有這些，都表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存在，也顯示了石峁在早期中西交通要道上處在一個重要的地理位置。這當然也是和石峁作為中國北方人群 (白狄族群) 政治中心的地位分不開的。故學者提出諸如早期絲綢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類有關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題，這些，無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華夏族早期對外關係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古代內地與西域乃至更遠的西方的交通，絕不始自張騫。今石峁一帶的考古發現，無疑為上述命題提供了新的依據。

這僅是筆者的初步設想，希望更多的人們來關心考察這條古代東西交通的要道。這也是當今歷史學者應當承擔的一項重要課題。

〔作者沈長雲，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石家莊 0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