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有用麼？
這是我最近看《十三邀》，許知遠和上海作家金宇澄，談話間引出的問題。
2011年的某一天，《上海文學》編輯金宇澄，在路過延安路高架和陝西南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橋時，看到一個在擺地攤的女人，歲數已經很大了，在賣些兒童的用品。金宇澄認出，這個女人“是我青少年時代靜安寺地區最有名的一個美女”。
一個擁有著出眾美貌，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女人，在這些年裡，究竟遭遇了什麼，讓命運顛沛至此？如同《西西里美麗傳說》裡的瑪蓮娜，愛、嫉妒、仇恨……人人渴望她的美貌，卻又想將這美貌在地上踐踏。少年塵封的記憶於是被打開。
這個場景，成為金宇澄封筆20年後，最終成寫成《繁花》的重要原因。
從2011年開始，金宇澄以“獨上閣樓”的筆名，在上海本地的“弄堂網”上，用方言，書寫關於上海的記憶。並最終發表，輯結成了《繁花》，好評如潮，獎項無數。面對名利，金宇澄顯得冷靜。對於獲獎，“高興只是那麼一會的事”。關於文學，他說：“文學沒什麼大不了的”。
是的，文學沒什麼大不了的，文學只是記憶的輓歌。昨日的世界，是保存在記憶和想象中的世界。上海，是在這片農耕文明的土地上，一場關於“摩登”的想象。外灘、跑馬地、百貨公司、大世界、電影明星、蛋糕和咖啡、貼身的旗袍……如同北京的“爺”離天子最近，“阿拉上海寧”身上，也透著“見過世面”的優越感。
在韓邦慶，張愛玲，王安憶的上海之後，金宇澄用市民嘴中細碎的方言，搭建起了十里洋場之外，一個弄堂裡的上海。
金宇澄是個講故事的人。就像千百年前，坐在夜晚篝火邊講故事的人一樣。每一個微小的，瑣碎的，個體的故事，最終匯聚成時代的故事，這就是文學。文學是帶著視角的記錄，讓我們知道自己從哪來，往哪去。才不會站在當下，一片空白，茫然四顧。
《十三邀》讓我重新記起了這本書。“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繁花》在家一擱就是幾年，當時卻只翻了開頭。為什麼？因為讀它有門檻，一是語言，二是厚度，但最重要的阻力，也許是成年人的“功利心”。
（1）語言。當時讀，覺得“讀不慣”：白話雜糅方言，句子很短，卻有時“看不懂”，文字間有種南方人“語焉不詳”的特點。於是邊看邊揣測，是這意思麼？作為一名編輯，金宇澄對語言有自己的要求，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開始，他說自己讀了太多“譯本腔”，膩了，而這種民國的，方言的，“已經死了”的文體，用起來到覺得別緻。
（2）厚度。35萬字，皇皇400多頁。《繁花》爭取讀者的對手，是限長140字的微博，不超過千字的公眾號文章，以及最多等三秒的短視頻。人們的耐心，被“傻瓜式”技術哺育的越發有限，長時間的閱讀，太容易被其他事打斷。
（3）成年人的“功利心”。這樣一本書，每天得拿出專門的，至少半小時以上的時間，靜下心來讀。還要對抗自己“趕緊讀完”的焦慮，以及“花這麼多時間有什麼收益”的疑問。在這個追求效率，有用和結果的時代，人人都突然覺得自己的時間特別值錢。一切緩慢的過程都需要被省略，上班、吃飯、睡覺、如廁……這些時間沒法省，那就省下讀書的時間吧。於是有了邏輯思維，有了樊登讀書。書不用看了，你聽吧；不用自己琢磨了，我給你總結吧。於是，閱讀的過程被省略了，心急的人們直接去拿標準答案。
但這真的是答案麼？應試教育留給我們的慣性是，總希望別人會給你一個“標準答案”。但生活不是考卷，它來不會給你唯一的答案。自主的探索，才是到達終點必經的路程，沒人能替代你完成。我們省略的，才是真正對我們最重要的。
感受過程，才能感受閱讀帶來的溫度。
跨過三個門檻，才能一頁一頁，進入《繁花》，進入這個“逝去的時代”。它是發生在上海的“追憶似水年華”。你若生在那裡，生在那個時代，便可隨著作者，尋找曾經的記憶；你若不在那裡，那個時代，也能在好奇的探究中，獲得某種人性的共振。作者就是這世界的導遊，在《繁花》裡，你穿過上海窄小的弄堂，聽見黃浦江上的船鳴 ；在《俠隱》中，你來到舊時的北平，站立於堅硬的城牆之上；而讀《我腦海裡的怪東西》，你面對的是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巷尾和人間日常……你遊蕩在作者記憶構成的世界裡，儘管來自不同的時代和地域，但懷念和鄉愁，卻是相通的。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安靜下來，感受閱讀的溫度，隨著作者走進去。
“看完了最後一頁，像是過完了一生。”
人生就這樣被濃縮在一本本書裡。金宇澄說，人生的選擇，有時候就是那“一秒鐘”決定的。就是那一念之間，身似浮萍，命運便已千差萬別。在《十三邀》裡，他說自己不喜歡“渣男”這樣的詞，這種“定義的單調”，讓人覺得可怕。人性太複雜了，世事也太複雜了，一個詞從來都無法定義所有，這個世界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繁花》裡也有許多故事可能顛覆三觀，但金宇澄的目的不是評判，而是記錄。他只是讓你知道，無論你喜歡與否，事情總在發生著。
而我也由此想起原三聯主編苗煒推薦的一本書，《背對世界》，講的也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書中記敘了一對男女的兩段性愛經歷，一次是在1962年，19歲的年輕女孩，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於是約會了這個男人，他是一名基地的中衛，大女孩16歲。兩人到一個小城住了十來天，結果期間，發生了古巴導彈危機。基地聯繫不上男人，他因此受了處分，離任去了一個叫烏爾姆的地方，以開洗衣店維生，其後，兩人分別組建了家庭。
再一次相見，已是20多年後，女人坐火車外出，聽到報站，下一站烏爾姆。女人決定去見男人。男人已經62歲了，離了三次婚。兩人舊夢重燃，又在酒店裡呆了五天。而這次，柏林牆倒塌了。對他們倆來說，什麼更重要？是他們之間的情感，還是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苗煒提出了問題：“作家應該背對世界麼？是不是隻關心個人的小事就夠了？人們應該關心世界麼？該花多長時間看新聞？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塑造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苗煒說，其實很多作家都表達過類似的意見，就是勸你少看電視手機，多看書。因為媒體關心的是最大公約數，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喜歡看什麼，他們就發什麼，但作家的任務是提醒讀者，不管世界上發生了什麼，還有別的事情在同時發生，他需要寫自己生命中感受最深的事情，同時希望讀者注意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當你正在為大多數人定義的“成功”而焦慮，當你看到這個時代的閃光燈頻頻照亮的是互聯網巨頭、地產大鱷、流量明星、帶貨網紅，當你看到媒體在瘋狂追逐流量，卻少有人輸出思想的時候，你就應該想一想了，你是否還記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是不是已經不再有耐心，去傾聽別人的故事，也不再有“讓世界因為自己，而變得更好”的想法了？
是的，文學沒什麼用。但它提醒你，除了賺錢，生命裡還有其他也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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