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朋黨論》
在歷史上，宋仁宗以恭己無為、寬仁明聖而聞名，後世人稱他“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在他的治理下，大宋締造了一個號稱能與漢唐盛世相媲美的“仁宗盛治”。然而，通過歐陽修這篇《朋黨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外表開明繁華、實則危機四伏的大宋江山。
歐陽修劇照
一、初現端倪：郭皇后廢立之爭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古今中外，或因為利益、或因為理念，派系鬥爭簡直無孔不入，不同集團的人互相傾軋，嚴重時還會置人於死地，東漢的黨錮之禍、中唐的牛李黨爭莫不如是。宋朝也不例外，早在大宋建國之初，著名詩人王禹偁就寫過一篇《朋黨論》，提出了“君子之黨”“小人之黨”的觀點。
王禹偁生活在宋初，那會兒天下未安，烽煙未平，在外敵環伺的情況下，內部的派系鬥爭還不夠明顯、不夠激烈，但隨著澶淵之盟的簽訂，大宋朝承平日久，看上去舉國上下歌舞昇平，但朝堂之上的內部矛盾日趨嚴重。
公元1023年，13歲的仁宗初登大寶，劉太后臨朝稱制，暫攝朝政，17歲的歐陽修也開始了他的科舉之路，但他一直考到24歲，才經
晏殊錄取，考中了進士及第，開始步入官場，先後結識了梅堯臣、尹洙等摯交好友，並與比他大了18歲的范仲淹成為了忘年之交。 劉太后劇照
公元1033年，劉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失去了劉太后的庇護，心性善妒的郭皇后誤傷仁宗，仁宗生出了廢掉郭皇后的心思。宰相呂夷簡與郭皇后有嫌隙，於是迎合聖意，力主廢后，但范仲淹認為於禮不合，大力反對，最終在仁宗的授意下，范仲淹被貶出京。
二、衝突升級：呂範黨爭
公元1036年，離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已過了三年，范仲淹權知開封府，對宰相呂夷簡多年來把持朝政、任人唯私的行為大為不滿，於是將所有由呂夷簡培植的官員繪製成一張《百官圖》，呈遞到仁宗皇帝面前。因郭皇后廢立之事，呂夷簡與范仲淹本就是宿敵，於是毫不猶豫地強勢反擊，給范仲淹安了一個“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的罪名。
範呂之爭達到白熱化狀態，朝中大臣也紛紛站隊表態，最終倒範派力挫挺範派，范仲淹、餘靖、尹洙、蔡襄等人皆遭貶謫。按理說，此時擔任諫官的高若訥應該站出來秉公處事，為范仲淹仗義執言，但他反而落井下石，跟呂夷簡站到了一起，成了倒範派的先鋒，詆譭范仲淹。
范仲淹劇照
歐陽修聞之大怒，於是寫下了《與高司諫書》，怒斥高若訥醜陋卑劣、落井下石的行徑。高若訥也不甘示弱，直接把這封《與高司諫書》遞到仁宗面前，導致歐陽修一併被貶出京，去夷陵當了一個小縣令。
隨後，侍御史韓瀆見呂夷簡勢大，於是曲意逢迎，將與范仲淹志同道合的一批大臣一一列出，並上奏仁宗，請求在朝廷上張榜公示，以儆效尤。這便是仁宗朝最激烈的一次黨爭：呂範之爭。
三、朋黨之議：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呂範之爭第一回合呂黨勝出，但呂夷簡很快也被免職，於是範黨又活躍起來，開始為范仲淹辯駁，朝堂內外，朋黨之議此起彼伏，仁宗不得已，下令禁止百官拉朋結黨。
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仁宗委以重任，官拜參知政事，開始實施主持新政，開始主持慶曆新政，歐陽修也已經在這之前被召回汴京。此時，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新政的人，大肆攻訐范仲淹與歐陽修等人拉幫結派、勾朋結黨，歐陽修憤筆直書，寫下一篇《朋黨論》呈至仁宗皇帝御前，一吐胸中塊壘。
在《朋黨論》中，歐陽修提出，朋黨的形成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朋黨本身並不可怕，關鍵是朋黨由什麼樣的人組成，這就涉及到“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的問題，言下之意，范仲淹、韓琦、富弼以及自己這一批人，是“君子之黨”，而呂夷簡、高若訥、夏竦等人則是“小人之黨”。
夏竦劇照
《朋黨論》文章開篇不凡，氣勢如虹，通篇對比，穿插著排比，可謂古文中的名篇，後世都作出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唐宋古文中“具有戰鬥鋒芒的名作”。然而這篇文章真的能打消仁宗皇帝的疑慮嗎？顯然不能。
首先，“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立議其實就不成立，何為君子？何為小人？一旦朋黨形成，不可避免就會因為陣營問題而不辨是非。就拿呂夷簡、高若訥、夏竦來說，他們真的是無惡不作的小人嗎？後世宋理宗評昭勳閣二十四功臣，呂夷簡位列其中，被許多人視為北宋名相之一。可見，範黨與呂黨之爭，更多的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分歧，而非人品高下之別。
但朋黨中的人不會這麼認為，他們會覺得，只要是同一個派系的，那就是君子，是偉人，而不是一個派系的，那就是小人，是敵人，這便是陣營站隊問題大於是非對錯的朋黨政治，給看上去太平無事的大宋江山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四、百年無事？危機四伏的大宋江山
兩宋三百餘年，在位時間以仁宗42年居首，仁宗在位期間，特別是親政以後，廣施仁政，謙恭儉樸，虛心納諫，確實稱得上是有道明君，但此時的大宋朝實際已經危機四伏。
宋神宗年間，王安石在變法前夕，曾寫過一篇《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裡面詳解了大宋朝的危機：
王安石
因循守舊，不懂革故鼎新；皇帝雖仁，但太過軟弱；
朝廷用人不當，奸人當權；人才選拔方法不科學、吏治腐敗，監察機構不作為；
歪理邪說充斥朝堂內外，惡人當道，好人遭殃；
苛捐雜稅繁多，國家雖富，農民實苦；
軍隊戰鬥力低下，各地治安部隊魚龍混雜；
皇室宗親疏於管教，遺害於民，財政混亂。
王安石這些話並非危言聳聽，仁宗一朝，經濟與文化空前繁盛，但大宋滅亡的隱患也已經埋下。王安石總結了很多，而我個人認為主要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點：黨爭隱患與武備鬆弛。
大宋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因此對文官特別寬容，仁宗一朝，呂範黨爭持續了十多年，但雙方除了升遷與貶謫，連下獄的人都沒有，
表面看起來是仁宗寬大為懷，實則是縱容了黨爭的加劇：既然怎麼爭都沒事，那為什麼不爭得更激烈一點？於是，到了神宗時期，北宋的黨爭開始白熱化，特別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之間，雙方你來我往展開了拉鋸戰，導致國事廢靡，民不聊生。
司馬光劇照
而武備鬆弛更是一個致命的隱患，自澶淵之盟以後，宋遼罷兵，大宋朝禁軍中的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仁宗朝又與西夏議和，此後更是邊境無戰事，武將在朝廷的地位每況愈下，文官冗官，兵員雖多，但大都吃空餉、少訓練，戰鬥力極其低下，導致了後來面對金軍不堪一擊的局面。
五、結語
有人稱仁宗盛治“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這固然是誇大之語，但仁宗在位期間大宋朝確實是河清海晏，是歷史上難得的太平盛世，但這個盛世沒有足夠強硬的君主、足夠合理的制度、足夠的國防力量支撐，於是只能富而不強、秀而不實。事實上，仁宗去世後，僅僅六十餘年，金兵鐵騎就踏破了汴京城門，爆發了靖康之恥，這樣的結局，在歌舞昇平的仁宗一朝，就已經埋下了隱患。
參考文獻：
《宋史》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從三篇朋黨論看北宋黨爭》
《全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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