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體發展到清代，擺脫了元明兩代的沉寂，奮然勃興，追步宋詞，開始新一輪的成長與嬗變，出現眾多創作活躍成就斐然的詞人，進入中興時期。
其間，納蘭容若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一直為同時代人和詞學家們所鼎力推崇，況周頤說他是"國初第一詞人"，王國維說他"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梁啟超也認為"清代大詞家固然很多，但頭兩把交椅，卻被前後兩位旗人——成容若、鄭叔問佔去也。"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認為："清代詞人當從納蘭性德為始，詞最有名，為清代詞人之冠。"作為詞人，他是不可複製的，而作為清代詞壇的領軍人物，他的身上凝結著一代詞人的共性和追求，所以我們就以納蘭容若為例，探討清詞發展特性，以圖達到以一斑窺全豹的目的。
關於納蘭容若，《清史稿·文苑（一）》中記載："性德，納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明珠子也。……數歲即習騎射，稍長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進士，年十六。聖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
他的經歷與詞風的不協調，引起許多研究者的關注，探討其詞風成因的文章非常多。這裡就不再贅述，我們要做的是在詞史中對他和他的詞進行定位定性，勾勒出清詞詞體嬗變的時代特徵。
清詞的成長環境迥異於前代，不像宋詞，契合統治者"多買歌兒舞女，旦夕飲酒相歡……"的號召，以一種娛樂自娛的狀態存在。明清交接之際，漢族士人的心靈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破國的徹骨之痛，亡家的泣血之感，交雜在士人的情感世界裡，顫慄、驚悸、彷徨，百感叢生，身處新貴立國的狂喜，他們即使血淚交迸，也只能低頭輕吟。
在這樣的環境裡，清詞肩負漢族士人痛苦吟唱的任務，詞體需要以它的溫柔婉媚安撫他們的魂靈。正如葉嘉瑩先生在《清詞叢論》中指出：
漢族士人在清初無可選擇地接受了江山易代、滿族入主中原的殘酷事實。他們懷著故國之思與個人前途的考慮，帶著恥辱、悔疚與惶恐的心理入仕於清王朝；這種複雜而辛酸的情感在詞作中以極隱微的方式表達出來。
就是因為明清易代，經過這樣破國亡家的挫折和痛苦，而正是這種痛苦適合於寫入詞；他們的詞寫得好，也就正是這種破國亡家的悲哀挫辱，才使得清詞復興的。這是一種很微妙的深層的美感，不能只從外表說。
葉嘉瑩先生充分認識到清詞特殊的成長環境對清詞復興的影響。這樣的環境促進詞體某些特質的轉變，詞體功能由娛樂言情徹底轉向抒情言志，負載詞人心聲志意的表達，衍生為"言志體"之詞，進而成為眾多文人士子首選的抒情託意的工具。至情至性的表達，往往會引起社會共鳴，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生性敏感多愁的納蘭容若雖不是漢族士人，但與漢族士人交往密切，同情他們的遭遇，深受他們情緒感染，他亦選擇詞體作為表達工具，傾注對人生，對情感的切身感受，表述的雖不是李煜的亡國之痛與李清照家破人亡之悲，但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難言之恩怨，一種貌似無來由的傷感和悲苦還是令他的詞作頗具感染力。
他的詞中常常出現"飄零"一詞，"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浣溪沙》）""飄零心事，殘月落花知（《臨江仙·寄嚴蓀友》）"，表現靈魂的漂泊無依，"夢醒了無路可走"的苦痛和迷茫，一種壓抑的、輕聲的、極盡委婉曲折的吶喊。而"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裡憶平生（《浣溪沙》）"，更是悵然哀婉、抑鬱淒涼，這樣的情調微妙地契合那個風雲迥變的時代，契合很多漢族士子的情感體驗，進而跟"悲涼之霧，遍披華林"之時代氣質相通。
所以說，時代精神、社會心理、社會悲劇意識，封建社會末世的大環境、大氛圍影響生活其中的每一個人，為清詞的嬗變提供了迥異前代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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