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無形的手，更應該承認的是，有形的消費者在不斷的決定經濟和商業的模式和變遷……
馬特·裡德利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 | 來源
01
說到經濟學，大家基本上仍跳不出創世主義的思想束縛。
經濟學家唐·佈德羅認為，大多數人都是世俗神學家，相信社會秩序來自“權力更高者的設計、意圖、計劃和規定，是他們造就了我們所見的秩序”。
他們認為：“我們所體驗到的大部分經濟和社會秩序，是政府帶來的結果，故此，要是政府消失，或者無法妥善履行職責，這一切就必然消失或崩壞。”
你經常看到有人一邊衣冠楚楚地坐在椅子上，喝著咖啡，發著手機短信，一邊說，自由市場早就名聲掃地了。
可不管是椅子、衣服、咖啡還是手機，無不是成千上萬的生產者通過無須計劃的“市場力量”，實現了巧妙的協調合作得以供應。
你會聽到人們說，沒有政府提供道路、交通信號燈、空中交通管制、警察、促成貿易的法律，這一切是不可能實現的。沒錯，而且，亞當·斯密第一個觀察到，讓貿易免受海盜、掠奪者和壟斷者的侵襲，是國家的責任。他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從這一點跳躍到社會秩序來自有意的設計或執行，不免太過荒謬。
是誰命令咖啡館採用現在這種經營形式的？顧客。
02
正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於1944年指出的，市場經濟中真正的老闆是消費者。
他們通過購買和放棄購買的行為，決定了什麼人應該擁有資本、運營工廠。他們決定了要製造什麼東西，採用何種質量，生產的數量。他們的態度導致了企業家的盈利或虧損。他們使窮人致富，富人變窮。
他們可不是容易伺候的老闆。他們有著各種突發奇想的念頭，多變，不可預測。他們不關心過去的功德。只要有東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給他們，他們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懷抱，哪管舊人的哭鬧。
看看大公司有多脆弱吧：只要它們做了客戶不喜歡的事情，立刻就會吃苦頭。
可口可樂的新可樂瞬間招來大難，公司顏面掃地進而撤下新品。面對客戶的反覆無常，大公司很容易受傷，對於這一點，它們自己清楚。自由市場貿易是人類迄今為止設計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負責的制度。
對許多持右翼立場的人來說，有很多東西市場無法提供，故此必須由國家提供。這種想法的內核，蘊含著一種純粹的神秘主義，但很少有人加以審視。就因為某件事情市場無法做到，為什麼我們就必須認為國家知道怎麼做呢？
用唐·佈德羅的話來說，很多時候，這是“自作多情地認為奇蹟存在”。然而，從過去幾個世紀的政府歷史記錄來看，如果國家插手提供民眾自己供應不足的東西，局面不一定發生改善，很多時候，會變得更加糟糕。市場失靈是口頭禪，政府失靈卻沒人說。
03
人有6種基本需求：衣、食、住、行、醫療和教育。粗略地說，在大多數國家中，市場供應衣食，國家供應醫療和教育，住房和交通由兩者混合提供（有著半壟斷地位的特權私人企業，這些企業的半壟斷地位是政府授予的，用一句常見的話來說，這叫裙帶資本主義）。
過去50年，衣食的成本穩步向下，醫教的成本卻穩步向上，這難道不叫人吃驚嗎？1969年，美國家庭平均把22%的消費支出用於食物，8%用於衣物。現在則是把13%的消費支出用於食物，4%用於衣物。可自1969年以來，食物和衣物的質量與款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觀。
相比之下，醫療保健的消費翻了一倍多，從家庭支出的9%漲到了22%，教育消費也翻了三番，從1%增加到3%。兩者質量還經常遭到人們的抱怨和感嘆。成本不斷上漲，質量不如人意，創新步履維艱。
至於交通和住房，從廣義上講，屬於市場供應的部分，如廉價航空公司、住房建設，都變得更便宜、更好了，而屬於國家提供的部分，如基礎設施和土地規劃，卻變得更昂貴、更緩慢了。
這樣一來，初看上去，市場能更好地提供人們生活所需（它還比較擅長提供人們喜歡的東西，比如娛樂），但或許這樣不夠公平。醫療保健的成本上漲，是由新的治療手段問世、人類預期壽命更長導致的。教育大概也存在類似的藉口，所以我暫時不能伸出指頭怪罪它們。
再說了，醫療和教育必須由國家提供，這個事實是因為——好吧，到底是為什麼呢？因為市場不願意涉足？難說。因為市場會欺騙不了解情況的消費者？在衣服和食物上，它並沒有這麼做，至少手腳動得並不厲害。因為市場將只滿足富人的需求？從食物和衣服的情況看來，並不是這樣，醫學行業的歷史狀況也不是這樣。
過去，醫生往往會從富裕的客戶身上多收錢，貼補窮苦的客戶。美國政客、前醫生羅恩·保羅（Ron Paul）提出，在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出現以前，“每一位醫生都知道，他對不幸的人承擔著責任，免費治療窮人是常態”。
04
如果消費者能通過市場發揮主事權，而不是靠政府官員通過國家來指揮，醫療服務會不會變得更便宜、更好呢？
為檢驗這一主張，我們手邊有著活生生的反面例證，也即如果靠國家負責而非消費者負責，食物供應會變得更貴、更糟糕。
“要是我們都聽從華盛頓的指揮什麼時候播種什麼時候收穫，很快，麵包就會變成搶手貨了。”托馬斯·傑斐遜頗有先見之明地寫道。蘇聯以及今天的朝鮮，從田間到餐桌，糧食都是壟斷供應的。
結果，糧食產量慘淡，經常出現短缺，質量糟糕得可怕，還得排隊（或者靠特權）配給。而這正是過去幾年裡，主導了英國醫療保健大辯論的特點。在食品供應方面，消費者是更好的監管員，他們執行了更好的做法，降低了成本；在醫療保健服務方面，政府的問責制疏遠而遲鈍，監管機構經常被生產方牽著鼻子走。
但最驚人的反面例證，來自歷史上的互助會。正如社會科學家大衛·格林（David Green）指出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的互助會組織像野草般發展起來。到1910年，英國有3/4的體力工人都是互助會會員。
互助會是小型地方性工會，代表會員從醫生和醫院那裡購買醫療保險，磋商醫護服務條件。做不好工作的醫生直接遭到淘汰，因為他們直接對患者負責，今天就不一樣了，他們對佣金和管理人員負責。競爭使得醫生的薪資不會高得離譜，但待遇仍然優厚。
因此，這成了一種大範圍（儘管並非全民性質）的全國性醫療服務，發展非常迅速。而且，它為工人群眾帶去了寬慰，因為它保證會員能獲得自己直接購買不起的昂貴治療。它自發產生，有序發展，短短15年間，會員翻了一倍。毫無疑問，它本來能繼續壯大發展的。
但互助會也有對頭。商業保險公司，被組織成了一家名叫“聯運”（Combine）的卡特爾，認為互助會的競爭安排對自己造成了威脅，便使出了反對的手段。醫生工會、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也屬於反對派。用作家多米尼克·弗里斯比（Dominic Frisby）的話說：“在互助會系統下，客戶或者說患者，掌握控制權，而醫生受制於此，（醫學會）討厭這種情況。”
傲慢的醫生不願意被工會呼來喝去，更不喜歡互相競價。這些對手成功地遊說財政大臣戴維·勞埃德·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推出了“國家保險”系統，當然，這實際上不是什麼“國家保險”，而是薪資一發就扣的人頭稅。
勞埃德·喬治利用稅務收入把醫生的最低工資翻了一倍，卓有成效地把財富從窮苦工人手裡轉移到了富裕的醫生手裡。由於醫生的服務越來越貴，整個互助會系統立刻開始萎縮。到1948年，醫療行業收歸國有，政府開始提供所有的醫療服務，交付時免費，並由政府裡懂得最多的人替你做決定。
當然，國有制度下有好醫生，互助會制度下同樣有壞醫生。自互助會時代以來，在科學和技術的推動下，醫療行業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制度應該不斷演變、創新，跟上工資的增長，鼓勵新發現。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21世紀的互助會醫療制度會是什麼模樣，但根據我們對市場驅動發展型系統的認識，它會以一種進步極其迅速的方式，迎合所有人的需求，尤其是窮人的需求。兩者之間的區別，大概就像1910年的街邊雜貨鋪和如今的超市。
最糟糕的是，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並未完全國有化。醫療服務的提供方是國有化的，並由委員會替你決定，但為你提供服務的工人、醫生，則來自享受慷慨條件的私人承包商。和現代生活的許多領域一樣，政府把成本分攤給社會，獎勵卻落入私囊。
封建君主收了土地稅以後是這麼幹的，教會收了什一稅以後是這麼幹的，海軍船長為了拿獎金是這麼幹的，腐敗的殖民地長官是這麼幹的，今天的播音員、藝術家、科學家、公務員和醫生，也都是這麼幹的。他們的工資、預算或撥款，極度依賴國家。這是當代知識階層的真實情況。
這其中，許多人的收入來自私人執業，但也有讓人咋舌的比例（銀行家、律師、建築師、環保人士等）直接來自奢侈的國庫。我驚訝（也並不完全驚訝）地發現，議會的工作主要是各尋租職業要求大政府利維坦朝著它們開閘發錢，監管法規，探求動向，裁斷案件或修建發電站。商人是其中最惡劣的。
說他們熱愛演變的自由市場只是個神話；在實踐中，他們追求的是立法機關施捨的特權和壟斷。亞當·斯密說得一點也不錯：“同一行業的人很少碰面，即便是在消遣之餘也是這樣。在為數不多的交流中，他們也總是想著怎麼賺錢，變著法子漲價。”
關於作者：馬特·裡德利，英國記者，科學家，商界人士，英國上議院議員，著名的科普作家，因為其在科學、環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著作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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