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无形的手，更应该承认的是，有形的消费者在不断的决定经济和商业的模式和变迁……
马特·里德利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说到经济学，大家基本上仍跳不出创世主义的思想束缚。
经济学家唐·布德罗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世俗神学家，相信社会秩序来自“权力更高者的设计、意图、计划和规定，是他们造就了我们所见的秩序”。
他们认为：“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政府带来的结果，故此，要是政府消失，或者无法妥善履行职责，这一切就必然消失或崩坏。”
你经常看到有人一边衣冠楚楚地坐在椅子上，喝着咖啡，发着手机短信，一边说，自由市场早就名声扫地了。
可不管是椅子、衣服、咖啡还是手机，无不是成千上万的生产者通过无须计划的“市场力量”，实现了巧妙的协调合作得以供应。
你会听到人们说，没有政府提供道路、交通信号灯、空中交通管制、警察、促成贸易的法律，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没错，而且，亚当·斯密第一个观察到，让贸易免受海盗、掠夺者和垄断者的侵袭，是国家的责任。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从这一点跳跃到社会秩序来自有意的设计或执行，不免太过荒谬。
是谁命令咖啡馆采用现在这种经营形式的？顾客。
02
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于1944年指出的，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
他们通过购买和放弃购买的行为，决定了什么人应该拥有资本、运营工厂。他们决定了要制造什么东西，采用何种质量，生产的数量。他们的态度导致了企业家的盈利或亏损。他们使穷人致富，富人变穷。
他们可不是容易伺候的老板。他们有着各种突发奇想的念头，多变，不可预测。他们不关心过去的功德。只要有东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怀抱，哪管旧人的哭闹。
看看大公司有多脆弱吧：只要它们做了客户不喜欢的事情，立刻就会吃苦头。
可口可乐的新可乐瞬间招来大难，公司颜面扫地进而撤下新品。面对客户的反复无常，大公司很容易受伤，对于这一点，它们自己清楚。自由市场贸易是人类迄今为止设计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负责的制度。
对许多持右翼立场的人来说，有很多东西市场无法提供，故此必须由国家提供。这种想法的内核，蕴含着一种纯粹的神秘主义，但很少有人加以审视。就因为某件事情市场无法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认为国家知道怎么做呢？
用唐·布德罗的话来说，很多时候，这是“自作多情地认为奇迹存在”。然而，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府历史记录来看，如果国家插手提供民众自己供应不足的东西，局面不一定发生改善，很多时候，会变得更加糟糕。市场失灵是口头禅，政府失灵却没人说。
03
人有6种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粗略地说，在大多数国家中，市场供应衣食，国家供应医疗和教育，住房和交通由两者混合提供（有着半垄断地位的特权私人企业，这些企业的半垄断地位是政府授予的，用一句常见的话来说，这叫裙带资本主义）。
过去50年，衣食的成本稳步向下，医教的成本却稳步向上，这难道不叫人吃惊吗？1969年，美国家庭平均把22%的消费支出用于食物，8%用于衣物。现在则是把13%的消费支出用于食物，4%用于衣物。可自1969年以来，食物和衣物的质量与款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观。
相比之下，医疗保健的消费翻了一倍多，从家庭支出的9%涨到了22%，教育消费也翻了三番，从1%增加到3%。两者质量还经常遭到人们的抱怨和感叹。成本不断上涨，质量不如人意，创新步履维艰。
至于交通和住房，从广义上讲，属于市场供应的部分，如廉价航空公司、住房建设，都变得更便宜、更好了，而属于国家提供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和土地规划，却变得更昂贵、更缓慢了。
这样一来，初看上去，市场能更好地提供人们生活所需（它还比较擅长提供人们喜欢的东西，比如娱乐），但或许这样不够公平。医疗保健的成本上涨，是由新的治疗手段问世、人类预期寿命更长导致的。教育大概也存在类似的借口，所以我暂时不能伸出指头怪罪它们。
再说了，医疗和教育必须由国家提供，这个事实是因为——好吧，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不愿意涉足？难说。因为市场会欺骗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在衣服和食物上，它并没有这么做，至少手脚动得并不厉害。因为市场将只满足富人的需求？从食物和衣服的情况看来，并不是这样，医学行业的历史状况也不是这样。
过去，医生往往会从富裕的客户身上多收钱，贴补穷苦的客户。美国政客、前医生罗恩·保罗（Ron Paul）提出，在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出现以前，“每一位医生都知道，他对不幸的人承担着责任，免费治疗穷人是常态”。
04
如果消费者能通过市场发挥主事权，而不是靠政府官员通过国家来指挥，医疗服务会不会变得更便宜、更好呢？
为检验这一主张，我们手边有着活生生的反面例证，也即如果靠国家负责而非消费者负责，食物供应会变得更贵、更糟糕。
“要是我们都听从华盛顿的指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很快，面包就会变成抢手货了。”托马斯·杰斐逊颇有先见之明地写道。苏联以及今天的朝鲜，从田间到餐桌，粮食都是垄断供应的。
结果，粮食产量惨淡，经常出现短缺，质量糟糕得可怕，还得排队（或者靠特权）配给。而这正是过去几年里，主导了英国医疗保健大辩论的特点。在食品供应方面，消费者是更好的监管员，他们执行了更好的做法，降低了成本；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政府的问责制疏远而迟钝，监管机构经常被生产方牵着鼻子走。
但最惊人的反面例证，来自历史上的互助会。正如社会科学家大卫·格林（David Green）指出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互助会组织像野草般发展起来。到1910年，英国有3/4的体力工人都是互助会会员。
互助会是小型地方性工会，代表会员从医生和医院那里购买医疗保险，磋商医护服务条件。做不好工作的医生直接遭到淘汰，因为他们直接对患者负责，今天就不一样了，他们对佣金和管理人员负责。竞争使得医生的薪资不会高得离谱，但待遇仍然优厚。
因此，这成了一种大范围（尽管并非全民性质）的全国性医疗服务，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它为工人群众带去了宽慰，因为它保证会员能获得自己直接购买不起的昂贵治疗。它自发产生，有序发展，短短15年间，会员翻了一倍。毫无疑问，它本来能继续壮大发展的。
但互助会也有对头。商业保险公司，被组织成了一家名叫“联运”（Combine）的卡特尔，认为互助会的竞争安排对自己造成了威胁，便使出了反对的手段。医生工会、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也属于反对派。用作家多米尼克·弗里斯比（Dominic Frisby）的话说：“在互助会系统下，客户或者说患者，掌握控制权，而医生受制于此，（医学会）讨厌这种情况。”
傲慢的医生不愿意被工会呼来喝去，更不喜欢互相竞价。这些对手成功地游说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推出了“国家保险”系统，当然，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国家保险”，而是薪资一发就扣的人头税。
劳埃德·乔治利用税务收入把医生的最低工资翻了一倍，卓有成效地把财富从穷苦工人手里转移到了富裕的医生手里。由于医生的服务越来越贵，整个互助会系统立刻开始萎缩。到1948年，医疗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开始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交付时免费，并由政府里懂得最多的人替你做决定。
当然，国有制度下有好医生，互助会制度下同样有坏医生。自互助会时代以来，在科学和技术的推动下，医疗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制度应该不断演变、创新，跟上工资的增长，鼓励新发现。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21世纪的互助会医疗制度会是什么模样，但根据我们对市场驱动发展型系统的认识，它会以一种进步极其迅速的方式，迎合所有人的需求，尤其是穷人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区别，大概就像1910年的街边杂货铺和如今的超市。
最糟糕的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并未完全国有化。医疗服务的提供方是国有化的，并由委员会替你决定，但为你提供服务的工人、医生，则来自享受慷慨条件的私人承包商。和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一样，政府把成本分摊给社会，奖励却落入私囊。
封建君主收了土地税以后是这么干的，教会收了什一税以后是这么干的，海军船长为了拿奖金是这么干的，腐败的殖民地长官是这么干的，今天的播音员、艺术家、科学家、公务员和医生，也都是这么干的。他们的工资、预算或拨款，极度依赖国家。这是当代知识阶层的真实情况。
这其中，许多人的收入来自私人执业，但也有让人咋舌的比例（银行家、律师、建筑师、环保人士等）直接来自奢侈的国库。我惊讶（也并不完全惊讶）地发现，议会的工作主要是各寻租职业要求大政府利维坦朝着它们开闸发钱，监管法规，探求动向，裁断案件或修建发电站。商人是其中最恶劣的。
说他们热爱演变的自由市场只是个神话；在实践中，他们追求的是立法机关施舍的特权和垄断。亚当·斯密说得一点也不错：“同一行业的人很少碰面，即便是在消遣之余也是这样。在为数不多的交流中，他们也总是想着怎么赚钱，变着法子涨价。”
关于作者：马特·里德利，英国记者，科学家，商界人士，英国上议院议员，著名的科普作家，因为其在科学、环境学与经济学领域的著作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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