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爾去世好幾年了，早就想寫篇文章，但思緒凌亂，理不出個頭緒來。昨天晚上，王敬爾再一次進入我的夢中——看樣子，老人在催促著我，這樣，就不得不說點什麼了。
我和王敬爾的認識是在三十餘年前。那時候，公社裡要修社史、隊史，組織了一套班子，這個班子裡的大部分成員，都是那個時期的初、高中畢業生，文字的組織能力都很差，很難勝任。有人提到了王敬爾。說此人早年畢業於西北大學，在省劇作家協會里做過戲劇評論。文字功底不錯，但是，此人家裡是地主，本人又是在“社教”運動中被處理回鄉的 ，看敢不敢用。當時，我作為年輕幹部被“三結合”到領導班子裡，負責社史、隊史的編纂工作。那個時候，正意氣風發，想幹出一番事業。對介紹的人說，不就是寫一個社史、隊史嗎，又不是造原子彈，有什麼不敢用的！這樣，王敬爾就成了這套班子的成員了。
過完年，王敬爾就來報到了。
此前，我沒有見過王敬爾，這次是初見。他個頭挺大——總有1米8左右，腰板直直的，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的中山裝，左上方的衣兜裡插著一枝鋼筆，一件藍色的褲子，洗得幾乎看不出藍色了；腳上是一雙燈芯絨的千層布鞋，鞋上沒有沾上泥土，顯然是來報到的時候換上的。長臉，鬍子颳得乾乾淨淨。50多歲的人，給人的印象還是瀟灑、幹練、嚴謹。當了十多年的農民，讀書人的書卷氣還沒有減褪多少。這是初步印象，接下來，我對王敬爾的看法就有了些微的改變。他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和他握了握手。我招呼他坐，他沒有坐，誠恐誠惶地站在那裡，一臉的憂鬱、惆悵和木訥，準備著聽候我給他佈置任務。那個時候，我剛進入領導班子，還沒有學會“做官”，見一個和我父親一樣大的老人畢恭畢敬站在我面前，實在不好意思，就再一次的招呼他坐，但是他仍然不肯坐，無奈，我也就站起來和他講話。我向他交代了任務，又說明了待遇——讓生產隊按同等勞力的平均數，給計工分，每月給10元錢，作為伙食補貼.。交代完了，我問他還有什麼要求，他連聲說了好幾個“謝謝”“謝謝”。出了門，還回頭說“謝謝”。
為了給他一個安靜的環境，我們把他安排在大隊的果園裡。
1964年，王敬爾被抽調到長安搞社教。工作隊進村，搞紮根串連。王敬爾每天天不亮起來，就看見一位老人在不聲不響的掃街道，他認為這位老人勤勤懇懇，一定是個好人，就到這位人家去紮根串連。在工作隊的會議上還再三的誇獎這位掃街道的老人。他不知道這位掃街道的老人是一個地主分子，王敬爾又出身地主。結果，工作隊的領導說他是在扎本階級的根。這樣，他就被開除出社教工作隊，而後，劇協又開除了他的公職。他就回生產隊種地了。生產隊的社員們，也並沒有難為他，見了面，總是客客氣氣的與他打招呼。有人問：老王吃過飯了麼有？他仰著臉不回答。或者有人問：老王幹什麼去呀？他還是不回答。他認為，不值得回答：“吃早上飯的時間早過了，吃下午飯的時間還沒到，吃的什麼飯呀！我扛著鋤頭不是去鋤地，還能是幹什麼？”人們認為他是一個書呆子，也並不介意。生產隊長也總是給他派一些輕一點的活幹。時間長了，他也覺得生產隊長也算一路“諸侯”，不敢得罪，所以在和生產隊長說話時，也總是畢恭畢敬。久而久之，也就養成了不敢犯上的習慣。
花開花落，轉眼到了夏季。王敬爾在大隊果園裡編纂隊史，已經好幾個月了。我決定去大隊果園看看。一則安慰一下王敬爾；二則看看進度怎麼樣。
初夏，大隊果園裡一派生機：快成熟的桃子在枝頭跳躍，拇指大的蘋果也在樹葉下面綻露出來；果園裡靜悄悄的，紫薇花開得正豔，只能聽見蜜蜂嚶嚶嗡嗡的採蜜聲。果樹底下放著幾張辦公桌，辦公桌上堆滿了稿紙。稿紙平平整整，寫滿了蠅頭小字；一個方格一個字，也沒有塗抹的痕跡——王敬爾是認真的。
沒有見王敬爾的面。他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幾個順著林帶一邊往前走，一邊搜尋王敬爾。那不是王敬爾麼！有人指著遠處的一個一身白衣褲的人說。真是王敬爾！我們慢慢地向他走去。
他揹著雙手，抬頭遠眺：藍天、白雲之下，是一片墨綠，墨綠中，點綴著星星點點的紫薇。白衫白褲的王敬爾置身其中，悠然、飄逸。全沒了憂鬱、惆悵和木訥的神情。 更像一位滿腹經綸的文人。
王敬爾陶醉在這美景之中，全然沒覺得我們到了他的身邊。我喊了聲老王。他猛地打了一個激靈，一改剛才斯文的神態，一下子又變得拘謹、木訥起來。忙不迭的向我們解釋說：才寫完一個章節，頭腦有點脹，想讓腦子休息、休息。我們反覆的向他解釋，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但他還是有些惴惴。
回到辦公桌邊，王敬爾小心翼翼的向我們彙報了這一段的工作情況。我們肯定了他的成績，又問他有沒有困難和要求。
王敬爾沒有談困難，也沒提任何要求。
國慶節到了，果園的蘋果也該熟了，我們又去果園裡看望王敬爾。王敬爾換上了他原來的中山裝。果園的園長端了滿滿一盆蘋果，讓我們嘗。我們讓王敬爾吃。他說他的牙口不好，啃不動蘋果。沒有吃。
又是一個春節過去了，隊史已經編纂好了，王敬爾的工作也要結束了，他又要回到他的生產隊掙工分了……
1979年落實政策，王敬爾回到了東木頭市省劇協的那個大院，繼續從事他的“戲劇評論”工作。
那個時候，我熱衷於文學。在他編寫“隊史”的日子裡也曾經請教過他。回“劇協”後，他給我來過一封信，信中大談“從血管裡流出的總是血，從水管裡流出的總是水”。當時，我正熱衷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國內“尋根文學”的閱讀，並沒有把他的這些話放在心裡。
回劇協不久，王敬爾《西安晚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題目是《雷峰塔不能倒掉？》。這篇雜文在學界還頗有影響。後來，我遠走新疆。在新疆，還聽到哪裡的人們對這篇雜文的評論。
1998年春節，我從新疆回來探家，順便到東木頭市的劇協去看望王敬爾。
他用香蕉和蘋果招待我。他給我削了一個蘋果，又給自己削了一個。我說：我記得你說過，你牙口不好，啃不動蘋果！怎麼現在又好了？他笑著說，“瓜田李下”的規矩我還是知道的。你想想，我整天置身在蘋果樹下，眼瞅著著紅通通、黃橙橙的蘋果，別人能不懷疑嗎？哦——原來是這樣！他再一次的感謝我讓他編纂隊史，並且說，如果不是編隊史，在生產隊裡他是實在撐不下去了，因為新上來的生產隊長，是個愣小子，經常給他派重活幹，幹吧！幹不動，不幹吧！又掙不來工分。編隊史，正好躲過了這一劫。
2005年，我從新疆退休，又去東木頭市看望王敬爾，門房的人說，他已經去世了。又建議我不要去他家了，因為他家裡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後來，知道王敬爾回劇協後，除了發表過那篇《雷峰塔不能倒掉？》的雜文外，再沒有發表過什麼文章——直到他去世。
2010-3-30於西安
注：文章發表後，陝西師大中文系教授閻慶生老師看了後指出：
“王先生畢業於西北大學，在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多年在家鄉勞動。但他此前此後還是寫了一些文藝評論文章，在陝西有一定的影響。”在文中對王老先生的撰寫的“文藝評論”及影響，低估了。只怨我粗心和孤陋寡聞。在此，予以說明。
2019-12-22於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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