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监听帝国”的画皮

揭开“监听帝国”的画皮

——读蒂姆·韦纳的《监听大国》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正是美国和盟国及“伙伴”之间关系的写照。尽管杜鲁门总统无意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变成“斗篷和剑”，但他的设想从一开始就被推翻了。尽管监听多国政要电话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所为，但CIA的“秘密行动”比NSA的“监听门”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韩东屏所言，“美国政府建立的中情局是美国政府控制世界的一个难得的工具，他给全世界造成了无数灾难。”从扶植傀儡、独裁政权，到策动、操纵叛乱及刺杀民选总统，等等，CIA的“黑手”无处不在，就像印裔加拿大籍教授哈利·夏尔马所说的，“我们这个世界上90%的灾难都是由美国造成的”，而美国所做的坏事又有相当一部分是由CIA的“秘密行动”造成的，CIA的“秘密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渗透、颠覆、破坏、政变、暗杀和散播谣言。

撕下“针对恐怖主义”的面纱，CIA、NSA“秘密行为”（包括监听等）不乏政治上的理由。作者蒂姆·韦纳开篇指出，“战时情报机关的前身注定了中情局全球性和集权性的性质……世界第一大国使尽浑身解数意图建立与之对应的情报霸权。”尽管《监听大国》中的CIA是愚蠢和不幸的，文中记录的全是CIA因小失大的事，或短暂的成功和永远的失败，但美国之所以监听全世界、尤其对各国领导人的电话通讯感兴趣，是希望巩固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系统的控制力。

“监听大国”是美国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必然选择。一是盟国也未必彼此的完全忠诚。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伙伴、是盟友，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又会成为战略对手。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变得貌似没有太大的用处了，这就使华盛顿很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二是美政府在内政上不自信。如，“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一直面临反恐压力，如果再有恐怖袭击，美国政府的形象和党派政治会遭受致命的冲击，甚至危及总统的任期。

尽管“监听”等“秘密行为”所造成的外交和政治影响之大超出想象，但利用在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领域上的绝对优势谋求实际利益，以期在国际行动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不二之选。尤其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美国自然想利用技术优势及时准确掌控各国的动向，特别是领导人决策意图，以在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进行决策。如，曾在英国《卫报》上帮助斯诺登曝光美国监控丑闻的记者格林沃德曾撰文称，“我们的报道显示，美国监听那些为达成经济协议而谈判的会议、美洲国家组织、石油公司、监督矿业和能源资源的政府部门、民选的盟国领导人以及那些国家的所有国民。”

从NSA“要了解这世界上每一段对话以及每一种行为的内容”，到监视世界的“鹰眼”CIA，蒂姆•韦纳的《监听大国》凸显美国的虚伪。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所说，“美国决策者以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他们对……显示敌对态度。”透过《监听大国》，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都被美国政府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难以掩盖“貌似正义”的霸道。作者蒂姆•韦纳以生动的语言，真实的故事和丰富的图片，全面介绍了CIA的机构设置、历史和变革，以及在现代反恐新形势下的职能转变，揭开了CIA的神秘面纱。

尽管“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很少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结局就是敌人‘无条件投降’”。但是，“美国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还”了。如果美国还“一意孤行”，“支持”和“信任”一旦成为普遍的“监听”和“反监听”，美国非但会失去霸主地位，还会成为“过街老鼠”。对美国来说，比“监听”更紧迫、更当务之急的是汲取CIA如何从灰烬中再起。因为多极化世界的产生、发展中国家的壮大，已是不可更改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注定不会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