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有時真是奇妙，距離金陵大學兩千多米，便有一座與它相對應的金陵女子大學，校址即今日的南京大學鼓樓校區與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它們同為美國教會創辦，一陽一陰，宛如夫妻。其校長也是對應得很，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是教會大學中第一位中國校長，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也是教會大學中第一位中國女校長；金陵大學在陳裕光領導下成為中國最好的教會大學，金陵女子大學也在吳貽芳領導下成為中國最好的女子大學；而且，吳貽芳和陳裕光一樣任職時間都很長，都頗有智慧，都留在大陸，都是基督徒，都安享晚年，都很長壽……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吳貽芳終身未婚，把自己的大半生獻給了金陵女子大學。
民國初期，風氣開通，女子中學逐漸增加，但面臨著師資缺乏、畢業生繼續深造等難題。為此，幾個英美教會商定，在長江流域組建一所女子聯合大學。1913年，幾大教會聯合組成校董會，推舉德本康夫人為新大學首任校長，並將新大學的校址定在南京。1914年11月，金陵女子大學開始籌建，德夫人租賃南京城東繡花巷李鴻章小兒子的住宅，將其改造成臨時校舍，並於次年9月17日正式開學，成為長江領域第一所女子大學，也是全國最早的女子大學之一。學校建校初便與美國史密斯女子大學結為姊妹學校，每年由該校校友會負擔部分經費，並派學生前來教學實習。1919年，金陵女大首屆5位學生畢業，成為中國最早在高等學校中獲得學士學位的女大學生。由於金陵女大學生品行兼優，紐約州立大學委員會認為“該校畢業生成績優良，堪與美國大學相比”，遂於首批學生畢業時立案：凡赴美留學深造的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學歷予以承認，可直接在美繼續攻讀學位。因為校內只有文理兩個學院，按照當時的大學組織法，不能叫大學，故1930年更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但人們習慣仍稱之為金陵女子大學，簡稱金女大。
當全國各地紛紛發起“非基督教運動”及收回教育主權運動時，金陵女大像金陵大學一樣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校長德本康夫人也“知趣”地急流勇退，“希望學校能體諒她們的苦衷。她們這樣做，對執行委員會來說，是最好的決定。她們做出這一決定並不是她們不願繼續在金陵工作，而為了推進學習行政機構的調整，促成一箇中國人領導下的新的行政機構的產生。這一重新調整之所以必要，不僅是保證學校通過官方註冊的需要，而且也是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①。在此背景下，首屆金陵女大畢業生徐亦蓁被推舉為新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董事會主席。徐亦蓁上任後立即表示，新校長非其同學吳貽芳莫屬，並得到吳貽芳恩師黎富思的贊成，最終提議獲得校董事會和行政委員會的通過。
為什麼“新校長非吳貽芳莫屬”呢？這是因為吳貽芳的品行和能力眾所周知。她早年經歷坎坷，父親因成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羊”而跳江身亡，在北京清華學堂讀書的哥哥因出洋留學希望破滅自殺，母親因喪夫失子一病不起悲慘離去，個性剛烈的大姐受此刺激在母親入殮前上吊自縊。這些家庭變故的磨鍊，使得吳貽芳養成了堅強性格與剋制能力。1915年，吳貽芳隨姨父一家回上海，意外地收到去金陵女子大學學習的邀請信。原來金陵女子大學一位叫諾互通瑪利的美籍教師，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時，對吳貽芳的好學上進留有深刻印象。於是，1916年2月，吳貽芳作為插班生入讀金陵女大一年級。在校期間，吳貽芳以優秀的學業和出色的組織才能，被推選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併成為中國最早獲學士學位的五位女大學生之一。大學畢業後，吳貽芳獲聘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英文部主任、教師。1921年冬，美國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學校長到北京女高師參觀講演，便由吳貽芳擔任翻譯，吳貽芳流利的英語口語引起她的驚奇，特推薦吳於1922年入美國密執安大攻讀生物學博士。留學期間，吳貽芳又先後當選為中國基督教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密執安大學中國學生會會長和科學會會員等，成為頗有號召力的學生領袖。
成功總是屬於有準備的人，吳儀芳的校友、教師、留學博士、學生領袖等多重經歷及堅強性格、領導能力使得金陵女大校長一職“非她莫屬”。但考慮到吳貽芳畢業在即，金陵女子大學董事會告訴吳貽芳不必急於回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再回母校接任。1928年，吳貽芳博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隨即她向金陵女大發出了12個字的電報：“論文已畢，考試及格，定期回國。”時年吳貽芳35歲。
“造就女界領袖”
1928年11月3日，金陵女子大學張燈結綵，禮堂內嘉賓雲集，其中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教育部部長蔣夢麟的代表孟壽椿。髮髻如墨、嫻靜儒雅，身穿純色棉布旗袍，戴一副圓框眼鏡的吳貽芳在就職典禮上“閃亮”登場。她在就職致辭中講道：“金陵女大開辦的目的是應光復後時勢的需要，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現在辦學，就是培養人才，從事於中國的各種工作……”“明耳”的人會聽出，不知不覺，吳貽芳已將學校辦學宗旨做了“移花接木”，就在吳貽芳演講前的幾分鐘，原校長德本康夫人還在離職演講中重申金陵女子大學創辦宗旨是為中國“訓練基督徒婦女領袖”，並指出：“信、望、愛乃金陵女大之辦學根基。金陵女子大學是以基督的愛來辦學，以基督的精神來維持”。而吳貽芳已經認識到形勢的變化，因此“應光復後時勢的需要”，淡化學校基督色彩，悄悄地將辦學宗旨從“訓練基督徒婦女領袖”換成了“造就女界領袖”。這一宗旨的變化，重新定位了金陵女子大學，奠基了金陵女子大學崛起之基礎。
要想“造就女界領袖”，吳貽芳認為首要的是重視“人格教育”，使學生具有健全人格，“人格教育的實現，因習慣貴在‘慎之於微’，而學校尤當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個的人生有良好的發展”②。吳貽芳主張的“人格教育”內涵非常廣泛，包括學生的德、智、體、群、靈等方面都要充分發展，與蔡元培倡導的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可謂相得益彰。為此，金陵女子大學不斷豐富教育內容，如設立主輔修制，主張文理兼通，注重學生廣博的知識訓練，規定主修文科必須選讀4個學分的自然科學，主修理科必須選讀1門社會科學；重視體育教育，每年春、秋兩季舉辦體育運動會，創辦四年制體育系，開我國高等女子體育教育先河；重視親情培養，建立導師制、姐妹制。金陵女子大學安排一年級學生與三年級學生結為姐妹班，每人各有姐妹一二人，互相激勵、幫助；重視社會實踐，每年寒暑假均組織學生進行鄉村服務工作，為期七週；實行音樂通識教育，鋼琴、聲樂、音樂通論作為新生必修科目，音樂系畢業生須舉辦個人音樂會……
吳貽芳重視“人格教育”，其根本目的在於使學生具有健全、獨立人格，不依附於男性。因而，這一教育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傳統社會對女子的教育多是“三從四德”教育，做個賢妻良母即可。清末政府制定了將女子教育歸於蒙養教育與家庭教育的章程，民國初年對女子學校教育採取提倡、鼓勵態度，許多女子中學、小學興建，教會也相繼創辦了一些女子大學，如1904年創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14年創辦的華南女子大學。1919年，教育部公佈《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規程》，對發展女子高等教育做出具體規定。次年，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首開女禁，招收女生”。形勢雖然大好，女子教育越來越受重視，但如何更好地教育女生，培養目標是什麼呢？當時許多女校的辦學宗旨依舊是“培養賢妻良母”，即使開明如梁啟超認識到“興辦女學”的重要性，也僅停留在“讓女性上可相夫，下可交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而金陵女大以“人格教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揭開了中國女子教育史上新的一頁，這種教育“是一種真正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礎上的教育，是一種真正把女子當‘人’，當做與男子一樣平等的人的教育，是中國女子由‘非人’教育向‘真正人’的教育的根本性轉變”③。
金女大五月花會中，學生笑容燦爛，舞步優雅。
培養女生健全、獨立人格的同時，吳貽芳也不忘發揮女生之特長及服務社會需要。吳貽芳就任校長後，取消宗教系，淡化宗教課程，逐漸停辦政治系、哲學系，而根據社會需要和女生特點加強系科建設，逐漸形成了以文科的社會學系和理科的家政系為代表的特色科系。社會學系因“近年重視社會建設，因女子性靜，宜於社會工作”④而建，兼顧社會和女子就職的雙重需要，在農村社會工作及調查服務、兒童社會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養了很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也為學校贏得了良好聲譽。1940年，針對戰爭難童的救助、保育等社會問題，吳貽芳又創辦家政系，課程緊密圍繞兒童福利等問題，很快成為最受學生和社會歡迎的一個系。此外，金陵女子大學女生穿短袖短褲做操，穿古典服裝舞蹈，每年選舉“五月皇后”，“當春天來臨之際，圍繞五月花柱起舞”，以求除了學識外，還要有優秀體質和優美舉止。自信、清純、熱情，氣質優雅、才貌雙全的金陵女子大學女生成為金陵一景，成為女知識分子的典範，吸引了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內外眾多男生的愛慕，以至流傳歌謠“金男大、金陵女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金陵女子大學1919級學生合影中年輕的吳貽芳（右二）
金陵女子大學女生
從1915年首次招生到1951年併入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36年來共培養學生999人⑤，有“999朵玫瑰”之稱。這“999朵玫瑰”中很多人如吳貽芳所願成為“女界領袖”，如1925屆的劉恩蘭成為中國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學家、1926屆的魯桂珍協助李約瑟完成《中國科技史》（後與李約瑟成婚）、1947屆的鄭小瑛成為中國第一位交響樂女指揮家……金陵女子大學是民國時期畢業生最多的女子大學，尤為可貴的是，當時眾多女生接受大學教育後卻又重回家庭，而金陵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大部分步入社會，自食其力。1947年，金陵女子大學對32年來歷屆畢業生做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顯示，本科畢業生共29屆732人，畢業後再深造者計191人，佔27.1%；獲博士學位者38人，獲碩士學位者73人，獲護士學位者12人，在國內繼續研究者2人。剩餘703人就業情況是服務於教育界者242人，佔34.4%；從事社會服務業著89人，佔12.7%；醫生、護士33人，科研人員68人，公務員66人，寫作、編輯8人，宗教工作者11人，家政服務142人……
“厚生”精神
“造就女界領袖”之基石在於“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之基石為“厚生”精神。這一精神乃金陵女子大學校訓，也是學校之精魂。“厚生”源自《聖經·約翰福音》，意為“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1919年，金陵女子大學師生通過討論，決定以“厚生”為校訓，吳貽芳後來解釋道：“以‘厚生’為校訓，是要告誡學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造福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豐厚。學校用這個為目標來教導學生，並通過學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向這個方向努力。”
1937年，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長吳貽芳的合影
吳貽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後，以“厚生”精神為旗幟，改革教育內容，熱愛學生。金陵女子大學原為貴族化的高等教會學府，只有有權有勢信教家庭的女孩才有接受教育的資格。接掌學校後，吳貽芳規定以考試成績為錄取標準，擴大受教育範圍，促進了教育平等。同時，學校設立獎助學金，幫助貧困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金陵女子大學的所有考試均無監考老師，但幾十年下來，全校沒有一個學生考試作弊。學校還專門舍有“戀愛教室”。當時，金陵女子大學有些學生和金陵大學的學生戀愛常常晚歸。一天，吳貽芳散步時發現窗下有把椅子，原來是一個晚歸的學生被關在外面，只得爬窗戶進宿舍。吳貽芳擔心學生安全，便將宿舍樓下的會客室劃出部分隔成許多半封閉的小間，設置桌椅專供戀人聊天。
“厚生”精神核心在於一個“愛”字，愛人愛社會愛國家。因此，吳貽芳特別強調學生要有奉獻精神、服務意識，鼓勵學生積極為農民孩子義務辦學、為婦女兒童建立診所、禮拜日定期到鄰居家上門服務等，並在南京、成都等處創辦鄉村服務處、幼兒園、婦女班、免費兒童學校、兒童福利實驗所。抗戰爆發後，吳貽芳引導師生參加各種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國活動，要求學生“艱苦建校、抗日救國”，支持他們為抗日軍民募捐、義演、照料傷兵及辦農村服務部、救護隊等。居里夫人的二女兒艾芙·居里作為戰地記者，抗戰時來中國大後方瞭解女大學生，金陵女子大學作為典型被推薦採訪。一位金陵女子大學女生尖銳地問艾芙·居里，為什麼西方還不開闢第二戰場，讓艾芙·居里深深體會到中國女生對時局的關心。最能體現金陵女子大學“厚生”精神的是金陵女子大學教務主任魏特琳。南京淪陷後，魏特琳留校照看校園。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保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婦女和年輕姑娘，被南京市民稱之為“活菩薩”，魏特琳的日記更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鐵證。
吳貽芳自己更是以身作則，踐行“厚生”為人，把學校當成自己的家，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幾十年來，她一直住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裡，總是粗茶淡飯布衣布衫，每月工資除留下生活費外，其餘都接濟學生、教職員工。每當新生入校，吳貽芳總要到宿舍看看，關心學生冷暖、膳食，張治中的女兒、1933屆校友張素我回憶說：“吳校長對學生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愛，常常到學生中間問長問短。新生入學後，她總要到宿舍去看看，要學生注意生活冷暖，並問膳食如何。1935年夏，我即將赴英國留學，校長聽說後，就想到正巧有兩位美籍教師經歐洲返美度假，於是精心安排讓我和他們結伴同行。校長為遠遊的女兒想得多周到啊！”1946屆校友秦筱嫻考入金陵女子大學時，肺部因曾患結核病“鈣化”。就讀金陵女子大學後，她的病情大為好轉，因為當時吳貽芳規定，患病學生由食堂補一份營養菜，並可領到魚肝油、鈣片等藥品。秦筱嫻後來回憶道：“當時可能沒有哪一位高校校長能如此無微不至地愛生如子。”
吳貽芳曾定下嚴格校規，不收已婚學生，在校生結婚就得自動離校。但也有例外，1925年，《孽海花》作者曾樸的妹妹曾季肅寫信給吳校長，希望來金陵女子大學學習。當時曾季肅已35歲，育有兩個孩子。吳貽芳被曾季肅的執著感動，破例錄取了她。後來，學校有名女生和一名軍人偷偷結婚，吳貽芳知道後，帶著她最喜愛的一枚胸針到學生家，一面祝賀新婚，另一方面則委婉地告訴她不要到學校了。這名女生的丈夫後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她向吳校長表達了重回金陵女子大學的願望。吳貽芳接受了她的請求，破例讓她繼續學習，她的子女由學校共同撫養。
抗戰期間，吳貽芳自己則積極參加大後方婦女和兒童保育活動，參與各種政治團體和婦女組織的領導工作，團結各界人士支持抗日。1938年，她以文化界知名人士身份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歷任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是五人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老革命家董必武對她評價道：“像她這樣精幹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1943年3月，吳貽芳和晏陽初等人組織“中國六教授團”赴美宣傳抗日戰爭，爭取美國朝野支持，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跟深深被她折服，盛讚她為“智慧女神”。1945年，吳貽芳以無黨派身份參加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女性。
1945年，吳貽芳成為第一個在聯合國大會中《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女性。
很多研究者稱吳貽芳為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這種稱呼實際上並不準確。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並不是吳貽芳，而是因遭魯迅批判而“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⑥校長楊蔭榆，吳貽芳是繼楊蔭榆之後的中國第二位女大學校長。比較這兩位女大學校長，頗有值得玩味之處。
楊蔭榆早年在兄長楊蔭杭創辦的錫金公學就讀，二十歲左右就讀於蘇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務本女校。1907年，楊蔭榆官費留學日本，畢業回國後擔任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後任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學監。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選教師赴歐美留學，楊蔭榆入選，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專業，並於1922年獲得碩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之一，受到時任教育總長章士釗的賞識。兩年後，楊蔭榆榮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成為中國首位大學女校長，前途一片光明。
可楊蔭榆早年離婚，性格古板、剛烈，做事一意孤行、不懂變通。著名作家楊絳是她的侄女，曾回憶說，楊絳與錢鍾書在蘇州完婚時，楊蔭榆前往道賀，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無錫人認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裝束打扮不倫不類，引得眾人側面詫怪。接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後，楊蔭榆要求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只管讀書，不準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並把學生的愛國行為一律斥為“學風不正”，橫加阻撓，讓學生很是不滿。楊曾撰文宣稱“竊念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因此被學生譏諷為“國民之母之母之婆”。
吳貽芳獲美國密執安大學生物學博士學們（攝於1928年）。
1924年秋季開學之際，部分學生由於受江浙戰爭影響未能按時返校，楊蔭榆遂以此為由，勒令國文系3名平時對她有不滿言論的學生退學，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由此爆發。楊蔭榆為對付學生，先是以校評議會的名義開除女子師範大學生自治會的幾位幹事（其中有劉和珍、許廣平），然後召來軍警，截斷電話線，毆打女生，並關閉伙房，強行解散預科甲、乙兩部的四個班級。北洋政府教育部則火上澆油，明令停辦女子師範大學，以國立女子大學取而代之。此事激怒北京學界、文化界眾多知名人士，紛紛對楊口誅筆伐，魯迅稱其為“推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雜文《寡婦主義》辛辣地諷刺道：“在寡婦或擬寡婦所辦的學校裡，正當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應當天真爛漫，非如她們的陰沉，她們卻以為中邪了；青年應當有朝氣，敢作為，非如她們那麼萎縮，她們卻以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極和她們相宜，——說得冠冕一點罷，就是極其‘婉順’的，以她們為師法，使眼光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所化定的陰森的家庭裡屏息而行，這才能敷衍到畢業……”
1934年蔣介石夫婦參加金陵女子大學畢業典禮與吳貽芳合影
魯迅等人的批判對於楊蔭榆具有毀滅性質，從此她背上了“反動”牌子。迫於社會輿論壓力，楊蔭榆被迫辭職，回到老家。1927年，楊蔭榆重出江湖，赴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並在東吳大學兼授外語。但由於她聲名狼藉，不受學生待見，《蘇州日報》文藝副刊更是多次重提女師大舊事，指斥楊蔭榆為“專制魔君”、“女性壓迫者”、“教育界蟊賊”、“反革命分子”等。楊蔭榆處境狼狽，如履薄冰，再次被迫辭職。公事幹不成，楊蔭榆只好自主創業，自掏腰包，創辦女子補習學校——二樂女子學術社，自任社長，招收女生。
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姦淫擄掠，惡貫滿盈。當時，楊蔭榆開辦的二樂女子學術社女生眾多，不能倖免日軍暴行。楊蔭榆跑到日本軍營，遞交用日文撰寫的抗議書，並當面斥責日本軍官縱容部屬姦淫擄掠，肆意違反國際公法。日本軍官見楊蔭榆氣度不凡，日語講得十分流利，估計她來頭不小，便勒令部下退還從楊蔭榆四鄰搶走的財物。如此一來，周邊女性都把二樂女子學術社視為首選的安全避護所，而楊蔭榆來者不拒，悉數收留，為此她甚至拿出積蓄，擴建房舍。日軍對此很是不滿，便想強行徵用楊蔭榆的住宅。而楊蔭榆死活不肯搬家，誓當“釘子戶”，與日軍激烈對抗。1938年元旦，兩個日本兵來到楊蔭榆家中，哄她出門。在吳門橋上，一名日兵突然朝她後背開槍，另一名日兵則猛然將她踹入寒冷的河水，又連發數槍，直到河水泛紅，方揚長而去。一位為楊蔭榆蓋房的木工將她從河裡打撈上岸，裝殮遺體時，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倉促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既沒刨光，也沒上漆。楊絳對此感嘆道：“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1936年的德國柏林，參加奧運會的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學生與吳貽芳（左二）合影 。
不可否認，楊蔭榆是一位盡職盡責的老師，熱愛教育事業，但她性格孤傲，認不清形勢，“一步錯，步步錯”。而吳貽芳秉承“厚生”精神，對師生關愛備加，將軍警堅決擋在校外，還在“五·二〇”慘案發生時當面責問蔣介石，要求撤銷警察局局長職務。解放前夕，吳貽芳更是順應形勢，兩次拒絕國民政府讓她當教育部部長的邀請⑦，退回宋美齡送來的臺灣機票，與金陵女子大學一起留守南京，並擔任南京臨時治安委員會副主任（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為委員之一），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歡迎解放軍“和平接受”，“靜靜地等待著光明的到來”，對負責接受南京的劉伯承說道：“作為一所專門培養高級婦女人才的金陵女大，願意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下，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為國家出力，為社會培養急需的人才。”吳貽芳和陳裕光一樣雖受蔣介石器重，但畢竟不像朱家驊、羅家倫一樣是鐵桿國民黨員，對國民黨政府已失去信心，對共產黨則充滿信心。新政權成立後，吳貽芳先後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副省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名譽主席等職。
“兩相比照，楊蔭榆與吳貽芳的經歷不無共同之處，她們都出身於書香門第，留學美國，畢業於名校，也都終身獻身於教育。但她們的性格有較為明顯的差異，楊蔭榆過於剛烈，缺乏柔和，吳貽芳則具備宗教情懷，剛柔並濟；她們的行事方式也不一樣，楊蔭榆遇到麻煩就一意孤行，不惜魚死網破，以至於局面失控，無可收拾，吳貽芳則善於調動人脈資源，往往能將矛盾化解於始萌狀態。唯其如此，她們的命運判若雲泥，吳貽芳實現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活至期頤高壽，楊蔭榆則一再受挫，事業無成，五十四歲就橫死於獸兵的槍口之下。”⑧可以說，楊蔭榆雖是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但同時也是最失敗最慘烈的女校長。而吳貽芳雖不是首位中國女大學校長，但當之無愧是民國時期乃至至今中國最傑出最成功的大學女校長，無論衡量其治下的金陵女子大學，還是衡量其自身。民國時，教育界就已有“男有蔡元培，女有吳貽芳”一說。1934年6月，蔣介石和宋美齡參加了金陵女大的畢業典禮，對吳貽芳辦學成就表示了肯定。吳貽芳還於1979年獲美國密執安大學為世界傑出女性專設的“智慧女神”獎，成為實至名歸的“智慧女神”和“女界領袖”。
1935年，金陵女子大學20週年校慶，四名1919屆畢業生團聚，右二是吳貽芳
民國時，女子大學鳳毛麟角，不太被社會認可，面臨著是否有必要單獨辦學的壓力及其他眾多困難，常常被別的學校吞併，最早的女子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後來便與燕京大學合併。金陵女子大學在辦學過程中也面臨過幾次合校風波，吳貽芳治校期間，就出現了兩次合併壓力，被要求與金陵大學合併。吳貽芳指出，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給女子以教育機會，但不能提供公平發展機會給予女性，因而堅決反對合並，捍衛了金陵女大的獨立。只是，形勢比人強，1951年，金陵女子大學還是與金大合併為公立金陵大學，次年高等院校大調整，公立金陵大學又併入南京大學，同時在金陵女子大學原址建立南京師範學院，吳貽芳任該院副院長，後任名譽院長。
“金陵桃李晚來香。”晚年，吳貽芳寫信給江蘇省省長，建議創辦一所女子職業學院，設置一些適合女子服務社會需要的專業，為四化建設培養更多的婦女人才。但天不假年，吳貽芳沒有親眼看到自己這一願望的實現，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時30分，吳貽芳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93歲，遺囑說道：“把金陵女子學院建起來，而且要建得比老‘金陵女大’更好。”1987年，為滿足吳貽芳遺願，南京師範大學在校內設立金陵女子學院，並開始對外招生，金陵女子大學校友聞此消息，紛紛捐款助學，修繕其辦公場所——貽芳園。而今，貽芳園內，鮮花怒放，芳香四溢，無數女生像花兒一般美麗綻放，旁邊便矗有一座吳貽芳紀念館。只是吳貽芳最應該讓人紀念、發揚的應該是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造就女界領袖”的辦學目標和“厚生為人”的學校精神，對於今天的人才培養，特別是女生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吳貽芳曾給學生猜謎：“象牙壇，紫檀蓋，裡面坐了一個小白菜。謎底是什麼？蓮子。就是說做人要一生潔白如象牙，剛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這道謎語，恰好概括了吳貽芳一生的品格：質樸如蓮子，剛毅如紫檀，又像小白菜般平易近人，供人營養，育人成長。
註釋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金陵女子大學.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② 吳貽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貢獻.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
③ 程斯輝、孫海英.厚生務實 巾幗楷模——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20週年紀念特刊，申報，1935年11月2日
⑤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女子教育有較大發展。據當時教育部統計，1928—1929學年，在校女大學生總數達1485人，站在校生總數的8.6%；1936年，在校女生達6375人，站在校生總數的15.2%；到1945年，在校女生增長到1586人，佔在校生總數的19%。其中，教會大學雖較早向女生開放，但總體上還是國立大學女生最多。如1922年國立大學有女生405人，教會大學女生總共只有305人。
⑥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是當時與金陵女子大學南北並立的著名女子大學，1931年與北平師範大學合併，定名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⑦ 1946年2月，吳貽芳經過重慶時，宋美齡女士建議她出任教育部長，被她拒絕。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後，張治中推薦吳貽芳做教育部長，她還是謝絕了。
⑧ 王開林.人各有命：楊蔭榆和吳貽芳.隨筆，2012年第6期陶行知“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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